庇護十二世與中國包括從1939年到1958年，羅馬教廷與中國的關係。它開始於梵蒂岡在1939年承認中國禮儀，在1946年提拔了第一位中國樞機，在中國建立聖統制，在五十年代初期對天主教會的迫害，以及在1957年成立獨立於羅馬教廷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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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禮儀
幾個世紀以來，天主教教會吸納中國信眾很困難，因為它不承認他們儒家尊重死者家屬的習俗。中國人視之為一個傳統的儀式；但對梵蒂岡而言，這是違反天主教教義的宗教活動，因此教會在中國進展甚微。教宗庇護十二世在他當選的同年，戲劇性地改變了政策。1939年12月8日，傳信部應他要求發表新指令，不再認定中國習俗是迷信，而是一種景仰親屬的體面方式，因此允許天主教徒這樣做[1]。教宗的法令改變了中國教會的處境，1942年6月中國國民政府與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首任使節在1943年1月遞交國書。[2] [3]由於教會開始蓬勃發展，庇護十二世在中國建立了聖統制，將田耕莘主教提升為樞機主教[2]，後來提升他為北京總主教。
1949年的天主教會
二戰以後，大約有四百萬中國人是天主教徒。這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人數增長迅速。1949年，在中國有20 個總教區、39個宗座監牧區，3080 名外國傳教士，和2557名中國神父[4]。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擱置了這些進展。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自那時起，天主教會轉入地下活動。規模大為減小，例如，在1948年，天主教會開辦有254所孤兒院、196所醫院，有81628 個床位[5]。
迫害
1949年10月，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9月通過的憲法保障所有重要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禁止對信徒的歧視，但是，政府所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觀點，非常敵視宗教，並支持消滅它們。共產黨很快就將宗教信仰等同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忠誠[6]，特別敵視它認為在其控制之外的宗教團體。
在中國的城市，教會暫時受到了寬容。在農村地區，迫害始於1950年。從1950年7月23日和1951年2月制定了反對反革命活動的新法律[7] ，創建了對付「人民公敵」的法律工具。天主教神職人員經歷了加大的監管力度。主教和神父被迫從事有辱人格的粗活謀生。
韓戰爆發以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其中發揮了主要作用，外國傳教士（其中大多數是西方人）被指控是外國間諜，準備把這個國家轉交給帝國主義勢力[7]。他們被驅逐出境，不得返回（直到今日）；所有傳教會的財產均被沒收[6]。作出這一決定（既不監禁也不處決）是害怕可能引發一場中國和西方強國之間的國際戰爭。這一行動是為了象徵中國從外國帝國主義獲得解放。
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籌備委員會成立，宗旨在於譴責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6]。所有的教會都必須妖魔化外國傳教士（即使他們已經工作了幾十年），以及拒絕參加政治學習會議的中國基督徒[6]。
1950年7月，吳耀宗率領一個代表19個新教教會的代表團會見周恩來總理，在這次會見中起草了一份聲明，呼籲基督徒支持政府。這導致了「三自愛國運動」的成立，以及在中國的基督教團體脫離所有與外國的關係。吳耀宗後來於1954年成為三自組織主席。
官方政策禁止中國宗教團體受到外國的控制[8]。這對於羅馬天主教徒特別困難，因為教宗被認為是外國勢力。
天主教教會被認為非常危險，因為它的教階制度、全國性的網絡和阻止政府滲透的能力。國家要求天主教徒全力效忠國家，取代對教皇的效忠；不得選擇政治中立[6]。
庇護十二世在他的通諭《致中國教會》中，對這些攻擊和迫害作出了回應，雖然這篇通諭廣泛涉及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傳教區，但是包括了他對於中國新的形勢的看法。
- 即以目前來講，在遠東許多的國家，也染遍了殉教者的鮮血。我們確切知道有不少的公教信友，因為他們對於自己的宗教信仰堅定不移，同時還有不少的獻身於天主的修女，本地的傳教司鐸，甚至還有不少的主教們，有從他們自己的住所被逐的，有將他們自己的財產充公的，有將他們放逐遠處不與飲食而使其飢餓疲憊的，有將他們逮捕的，有將他們關在牢獄的，有將他們放在集中營的，有將他殘酷地處以死刑的。
- 當我們想到這些可愛的子女們所遭遇的困難、迫害及死亡時，極沉重的憂傷，立時會壓向我們的心靈。我們不但以慈父般的心情愛慕他們，我們更以慈父般的敬意尊重他們；我們完全意料到，他們那極高度的責任感，是富有為教殉難的勇氣。耶穌基督是第一個為道殉難者，他曾說：「如果人們迫害了我，也要迫害你們」[9]
1951年，教廷大使黎培里總主教被驅逐出中國。中國政府定義了三自運動（自治、自養、自傳）。主教們將其解讀為敵對的企圖：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藉口，要求神職人員離開羅馬教廷，因此加以抵制。到1953年，許多中外主教和司鐸以及教友遭逮捕其中許多人在監獄中死亡。確切數字沒有公佈。
教宗的回應
庇護十二世在他1954年10月7日的通諭《致中華人民》，警告中國神父，一個國家教會將不再是天主教。他對於自養和自治採取了靈活的立場，指出教會認為傳教士和財政援助活動只是作為過渡性的，因此總是優先考慮本地神職人員的培育。但是同時也不應該貶低其他基督徒的慷慨，因為是他們資助了傳教活動。外國神父將基督的名帶到中國，而不是作為敵對強國的間諜。[10] 對於自傳，教宗同意，講道和教導的方式應根據不同的地方有所不同，在可能的情況下，考慮中華民族的獨特性，和它古老的傳統習俗，以便收穫更多的果實。[11]
1955年，政府在天主教上海教區進行大逮捕。在1955年9月8日夜晚，有200多位神職人員和信徒被捕，包括上海主教龔品梅，他拒絕支持脫離教廷的三自運動[12]。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1957年7月，脫離梵蒂岡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因為羅馬教廷被視為美國資本主義和侵略的工具（儘管天主教同時譴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13]。神父和主教要學習漫長的自願再教育課程，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政策，以便在星期天用此來教育信徒。拒絕參加愛國會的神父被視為反革命分子[13]。廣州主教鄧以明就是一位突出的「反革命分子」。自1957年以來，他一直被軟禁，中間穿插有持續兩至四個小時的自白會。他於1958年2月5日被捕，被指控講道來自於庇護十二世的通諭致中華人民。其他外國出生的主教被監禁，審判或流放。在所有主教被逮捕、殺害和驅逐以後，政府宣佈主教位置空缺，於是安排自己的候選人。1958年3月24日和26日，愛國會主教接管了漢口和武昌教區[14]。其他教區也照樣實行：趕走合法的天主教主教，並將他們合法的代理主教關進監獄[15]。庇護十二世表示強烈抗議，發佈他的最後一個通諭。天主教不再存在。外國傳教士被驅逐，國內教會的命運不為外界所知。[16]
庇護十二世的最後通諭
庇護十二世在通諭《宗徒之長》中，抗議這一新的迫害，這個通諭問道，為什麼忠心的好天主教徒會變成分裂的，並得出結論，長達一個月無休止的再教育課程，以及身體和心理矯治方法是不人道的，但是是有效的。許多人在教育營被迫作出「自願招供」。教宗承認，至少在短期內，教會會面對黑暗。但她繼續擁有抗議，祈禱和充分信靠天主的權力。庇護十二世在他最後的通諭中，祝福和安慰那些仍然忠於羅馬教廷者：
庇護十二世關於中國的著作
- 1. Instruction of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tion of Faith on mission related issues AAS 1939, 269
- 2. Instruction of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tion of Faith concerning Chinese rites AAS 1940, 24
- 3. 一九四五年聖誕廣播詞Christmas Message December 24, 1945, AAS 1946, 15
- 4. Allocution to the new Cardinals February 2, 1946 AAS 1946, 141
- 5. Beatification of twenty-nine Chinese Martyrs, November 27, 1946, AAS 1947, 307
- 6. 教宗勗勉中國苦難教胞通諭 Apostolic Letter Cupimus Imprimis, 1952年1月18日, AAS 1952, 153
- 7. 致中國人民Encyclical Ad Sinarum Gentem, 1954年10月17日, AAS 1955, 5
- 8. Address to Historians August 9, 1955 AAS 1955, 672
- 9. 宗徒之長Encyclical Ad Apostolorum Principis, 1958年6月29日, AAS 1958, 60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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