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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儒泳（1927年6月12日—2020年2月14日），男，浙江寧波人，中國生態學家、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中國生態學學會理事長。[1][2]
1927年，出生於浙江寧波。先後就讀於楊家學堂和崇信小學。抗戰開始後，在老師的宣傳與教育下，對中國時局有了認識與了解，懂得了國難深重，開始一改往日調皮的樣子而變得憂心忡忡起來——於是他得了個外號，叫「老筍頭」（意思是少年老成）。高年級時在校長張嘉德的影響下，興趣越來越固定在數學和自然上。
1940年9月，考入縣立三一中學。1940年10月27日,日本731部隊向寧波鬧市區投下了細菌炸彈，鼠疫爆發，給孫儒泳帶來極大的心靈衝擊（孫儒泳自述：「這件事對我刺激極大，但我當時沒有半點恐懼，有的只是對日寇的刻骨仇恨。」），為日後多次參與鼠疫相關工作埋下伏筆。1941年4月19日，日軍佔領寧波，縣立三一中學被迫解散。正在讀初一年級的孫儒泳被迫輟學。1941年9月，一些熱心的教育界人士為了幫助留在淪陷區的失學學生能繼續學業，就辦起了初中。為免遭日軍騷擾，學校取名為「聯合聖經學院」，表示這所學校乃英美宗教人士所舉辦。孫儒泳前往插班讀初二。1942年3月，美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公然進駐學校，聯合聖經學院停辦，孫儒泳再次失學回家。
1942年9月，浙江寧波高中師範在淪陷的寧波建立，孫儒泳順利考取。1942年至1945年，在高中師範學校學習。期間與音樂老師李平之結下深厚師生情誼。1945年，日軍戰敗，孫儒泳高師畢業，但國民政府對淪陷區學歷不予承認。年底孫儒泳參加政府舉辦的淪陷區知識青年學習班，並參加甄別考試。等待考試結果期間，應寧波四明孤兒院小學的馬式容老師的邀請，前往孤兒院教授國文和唱歌課。不久，李平之來信，告知孫儒泳甄別考試已順利通過，並希望孫能到杭州去發展。孫儒泳在回信中表達了要上大學深造的意願。1946年9月，在李平之的幫助下，孫儒泳來到上海唐山路小學教書。期間，白天忙於教學，晚上上夜校補習高中課程。
1947年，如願被北平師範大學（今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錄取。1951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生物學系。1952年至1953年，留校擔任助教。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3年，被學校生物系推薦出國深造，留學蘇聯。1953年9月至1954年8月，在北京俄文專修學校（今北京外國語大學）留蘇預備部突擊學習一年俄語。1954年，進入莫斯科大學。與導師納烏莫夫反覆討論後，選定「莫斯科省兩種田鼠種群（或叫個體群）某些生態——生理特徵的地理變異」為學位論文題目。1954年至1955年，第一次做關於相隔110公里的田鼠基礎代謝率的一年四季的對比實驗。秋季和春季的實驗結果表明，莫斯科北部種群的耗氧量高於南部種群，兩種田鼠都得出這個結果；在冬季和夏季，北、南兩個種群間耗氧量卻沒有區別，而且也是兩種田鼠得出同一結果。兩結果引發了莫斯科大學教師的討論與爭議。1955年至1956年，第二次實驗。通過提出「地理變化的季節相」的新概念，統一了原來不同的意見。1957年7月，前往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鼠疫研究所進行科研考察。1958年7月，與錢國楨一起參加由莫斯科師範學院生物系教授巴尼科夫率領的科考小組，前往裏海西北部的阿斯特拉罕地區，考察高鼻羚羊的分佈和數量。1958年9月，通過論文答辯。1958年11月，獲蘇聯國立莫斯科大學副博士學位。
1958年回國。中國獸類學老前輩壽振黃教授代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向其發出邀請，孫儒泳顧及自己是共產黨員，應該無條件服從國家分配；且希望回報母校，於是回到了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
1958年底，趕到小湯山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研究所，自薦從事流行病的自然疫源地研究。正巧研究所應衛生部要求，將舉辦一期「自然疫源地學說和研究方法」的學習班，於所里讓他講授作為疾病宿主的齧齒類動物的生態學和研究方法。
1959年4月至9月，帶領北師大生物系一名助教和兩個四年級本科生，參加了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研究所組織的「柴河林區森林腦炎自然疫源地」的野外調查工作。據這些研究，完成了三篇論文，均刊發在《動物學報》上。同年，被聘為《動物學報》編委。
1961年，應學校安排，開始教授綜合動物學教改試驗課；幾個月後，考慮到孫儒泳的專長，學校讓他改教動物生態學。屆時，生態學在國內是一片空白，備課、編寫講義、編寫實驗指導、籌建實驗室的工作落到了孫儒泳一人頭上。當時他決定第一年先講課，發試用講義；第二年再在下一屆講一遍，同時修改講義，最終正式定稿。這些講義就是巨著《動物生態學原理》的前身。
1965年，被下派到山西武鄉縣湧泉公社白溝村參加農村「四清運動」。1966年，被召回北京。1973至1977年，隨醫科院流行病研究所到邊疆地區參加滅鼠拔源和疫源地調查工作。
1978年，升任副教授。1984年，升任教授。1986年，擔任博士生導師。同年，《動物生態學原理（第一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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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8個季節的實驗資料，證明地理上相距僅110公里的兩個種群間存在着靜止代謝率的地理變異，它平行地出現於兩種小齧齒類，生活在草甸中的普通田（Microtusarvalis）和森林中的歐鼦（Clethrionomysglareolus），從而為獸類提供了地理物種形成假說的生理生態學證據，同時，提出了地理變異季節相的新概念
- 研究長爪沙鼠（Merionesunguiculatus）代謝率隨環境溫度變化，發現靜止代謝率與平均每日代謝率的變化率不同，提出以20℃下ADMR為主要參數的Weiner日能量收支（DEB）模型應予以修正
- 提出恆溫動物的恆溫能力的一個新指數，在應用上優於Ricklef指數
- 發現晚成性根田鼠的體溫調節能力的胎後發育呈「S」型，可劃分為三個時期[3]
譯作：《生態學》[4]、《理論生態學》[5]、《生態學基礎》[6]、《熱帶魚類生態學》[7]、《生態學 : 第二版》[8]
原著：《近代的生態學》[9]、《初中生物教師實驗手冊. 第二冊》[10]、《生物多樣性的啟迪》[11]、《陸生脊椎動物生態學實驗研究法》[12]、《動物生態學原理》[13]、《基礎生態學》[14]、《普通生態學》[15]、《種群的科學管理與數學模型 : 動物的盛衰興亡》[16]、《生物學家談生物》[17]
1993年，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孫儒泳自述1948年至1951年對其影響深刻的老師：大二時全英文進行無脊椎動物學教學的張宗炳教授，促使孫儒泳養成了終生愛讀英文版專業書籍的習慣；大三時將進化論與比較解剖學教學結合的郭毓彬教授，讓孫儒泳感到「如醉如痴」；大四時留美歸來用啟發式教學的方式教動物生理學的汪堃仁教授，「讓學生大有茅塞頓開、醍醐灌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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