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托·斯特拉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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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托·約翰·馬克西米利安·斯特拉瑟（德語：Otto Johann Maximilian Strasser，又Straßer；1897年9月10日—1974年8月27日），德國政治人物、納粹黨早期成員。奧托·斯特拉瑟和他的哥哥格里哥·斯特拉瑟一同屬於納粹黨左翼領導人。後來該派與希特拉一派人發生衝突而脫離該黨。他組建了黑色陣線，該組織旨在分裂納粹黨並將其從希特拉手中奪走。在他流亡及二戰期間，該組織還充當了一個秘密的反對派團體。
早年生活與政治生涯
奧托·斯特拉瑟是巴伐利亞律師、公務員彼得·斯特拉瑟（1855—1928）與妻子保利娜·斯特拉瑟（1873—1943）五個孩子中的老二。奧托的兄弟包括本篤會修士伯恩哈德·斯特拉瑟（教名保羅，1895—1981）、納粹黨政治家格里哥·斯特拉瑟（1892—1934），後者在長刀之夜中被殺；奧托的幼弟安東·斯特拉瑟（1906—1943）成為了公證人，並在二戰期間於蘇聯戰死，並未涉足政治。此外，奧托還有一個妹妹奧爾加·斯特拉瑟（1899—？）。
1914年8月，奧托以17歲的志願兵的身份加入巴伐利亞陸軍，並被《慕尼黑雜誌》稱作「巴伐利亞最年輕的志願兵」。在一戰期間，他多次受傷，1917年11月，他被提升為預備役中尉，並被授予一等鐵十字勳章。[1]在軍隊服役期間，他因訂閱了一本社民黨的雜誌而被稱為「紅色中尉」。[2]1919年，據說他與其兄格里哥·斯特拉瑟一樣，作為德國自由軍團的成員參與了對巴拉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鎮壓。但在2013年《新德意志人物誌》關于格雷戈爾·斯特拉瑟的文章中，阿明·諾爾岑指出，除了他們後來的自述以外，沒有可靠的證據表明他們當時是自由軍團的成員。[3]同年，奧托前往柏林學習經濟學。
在1919年或1920年，他成為德國多數社會民主黨的成員。1920年，他領導了一個準軍事組織「紅色百人團」（德語：Rote Hundertschaft）抵抗卡普政變，並於同年因不滿社民黨領導層違反《比勒費爾德協定》而退黨。1921年在維爾茨堡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後，他加入柏林的國家食品和農業部擔任助理顧問，在那裏他工作到1922年或1923年，然後轉到私營部門。[1][4][5]
斯特拉瑟曾於社民黨的《前進報》、中央黨的《日耳曼尼亞報》及新生的保守派報刊《良知報》發表文章，支持亞瑟·莫勒·范·登·布魯克的理念及其「中歐帝國思想」。1924年春天，其兄格雷戈爾進入巴伐利亞州議會，加入納粹黨的代替組織德國民族自由黨後，他參與了本土運動並撰寫了大量政治文章。他以烏爾里希·馮·胡騰為筆名為《下巴伐利亞信使》（德語：Kurier für Niederbayern）撰寫文章。[4]同年，他與一位叫瑪麗亞德女士結婚並生下了兒子保羅；他在第二次婚姻中娶了英國人埃拉·楊（本名Fassbender）。[4]
奧托·斯特拉瑟於1925年11月20日加入了納粹黨（當時有會員23918人），並與其兄及約瑟夫·戈培爾一起成為該黨德「左翼」。斯特拉瑟兄弟主導了柏林的黨組織，並在以阿道夫·希特拉為核心德黨內南德派前形成了獨特的意識形態形象。戈培爾是格里哥·斯特拉瑟在萊茵蘭和威斯特伐利亞德密切合作者，斯特拉瑟兄弟與戈培爾一起為納粹黨構思了一條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路線。納粹黨的這一派系還支持社民黨領導的工會罷工，並主張德國與蘇聯結盟。儘管如此，斯特拉瑟派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將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視為「自由主義的孩子」，同時指責希特拉領導下的黨內領導層「三心二意」，只與馬克思主義作鬥爭，卻靠攏右翼民族主義資產階級政黨（如德國國家人民黨），從而接近「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的領導圈子」。與此同時，他們對納粹統治精英的「串聯」（德語：Verbonzung）表示遺憾，認為這是這種和解的結果。[6]
1926年3月1日，奧托加入了其兄格雷戈爾創立的戰鬥出版社，由奧托負責管理，格雷戈爾則負責提供新聞。[1]漢斯·欣克爾與斯特拉瑟兄弟共同持有報社，並曾一度擔任編輯。[7]該出版社最初充當了納粹黨左翼的喉舌，傳播魯道夫·榮格的「民族社會主義」思想。[4]在20世紀20年代末，他越來越多地與黨的領導層發生衝突，尤其是與柏林大區長官戈培爾的衝突，後者尤其懷疑該綱領的獨立性。1930年5月22日，希特拉提出以120000馬克的價格收購出版社，但被奧托·斯特拉瑟拒絕。1930年中期，希特拉和戈培爾加劇了納粹黨內的權力鬥爭，致使許多斯特拉瑟的支持者失去了權力。奧托於1930年7月4日退出了納粹黨，並出版了他的小冊子《社會主義者離開納粹黨》。在這本小冊子中，他批評了民族社會主義缺乏對聖雄甘地和印度獨立鬥爭的支持等問題，並明確表示反對慕尼黑的黨的領導。然而，他的這一言論未能產生任何重大影響，因為其兄格雷戈爾在黨內的聲望要高得多，他仍留在黨內，一心一意地擴大黨內權力基礎，直到1932年底被推翻。格里哥·斯特拉瑟公開表示與弟弟的舉動保持距離，並向希特拉保證自己將全力效忠。[6]然而，根據約阿希姆·費斯特的說法，保持距離這一行為也意味着他在黨內地位的決定性削弱：「奧托·斯特拉瑟的離開不僅一勞永逸地結束了納粹黨內關於社會主義的根本爭端，也意味着格里哥·斯特拉瑟失去了相當大的權力，從那時起，他不再擁有議員席位，也失去了報紙」。[8]
此後，奧托將戰鬥出版社用於自己的目的，並與布魯諾·恩斯特·布赫魯克等追隨者一起創立了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戰鬥聯盟。該組織最初只有大約800名成員，斯特拉瑟試圖通過這個組織招攬德國共產黨的成員和同情者，以及對納粹黨合法奪權路線不滿和失望的納粹黨員，此外他還出現在無政府主義者的討論活動中。[9]事實證明，斯特拉瑟的努力適得其反，因為他不但沒有說服具有民族意識的共產黨員加入他的戰鬥聯盟，包括博多·烏塞等領導幹部在內的許多成員反而轉投了德共。[6]1931年5月，被開除出衝鋒隊的失敗的施滕納斯叛亂的支持者也短暫地加入了這個當時約有 6000 名成員的組織。
1929年，奧托·斯特拉瑟與他的第三任妻子格特魯德·許茨（1905—1978）結婚。兩人擁有一個女兒漢內洛蕾（1931—）和一個兒子格雷戈爾（1935—2019），後者得名於奧托被謀殺的兄長。[6][1]在脫離納粹黨後，由於其地位微不足道，他不得不於1930年10月1日關閉了共出版八份報刊的戰鬥出版社。[1]1931年9月，在自由軍團領袖、卡普政變失敗者赫爾曼·埃爾哈特的資助下，斯特拉瑟將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戰鬥聯盟改組為「黑色陣線」。他進行了各種嘗試，以不同的名稱（《民族社會主義者》《德國革命》《黑色陣線》）重新出版他以前的出版物，但都沒有取得任何效果。儘管偶爾會得到其他右翼分裂組織的支持，但這些刊物的讀者從未超過10000人。
納粹黨掌權後，「黑色陣線」於1933年2月15日被納粹當局取締。[4]斯特拉瑟首先移民到奧地利，隨後去了布拉格。在捷克斯洛伐克，斯特拉瑟受到警察保護，蓋世太保曾多次企圖暗殺他。[6]直到1933年年底，斯特拉瑟以至於左翼社會主義抵抗組織紅色突擊隊的魯道夫·屈斯特邁爾等人保持聯繫，該組織還試圖動員納粹黨反對派發動政變。[10]1934年11月3日，根據《德意志國第三份驅逐名單》，斯特拉瑟失去了德國國籍。[11]他在布拉格領導他的抵抗組織「黑色陣線」，該組織出版報紙和小冊子，並運營着一個名為「黑色陣線秘密電台」的地下電台。這個秘密短波發射台位於布拉格西區斯拉皮附近的前Záhoří酒店內，由流亡的業餘無線電先驅魯道夫·福米斯管理，他負責技術和節目。1935年初，萊因哈德·海德里希讓這個被納粹視為眼中釘的地下電台因恐怖襲擊而關閉。1935年1月25日，在捷克斯洛伐克臥底的黨衛軍特工阿爾弗雷德·瑙約克斯和維爾納·格特奇襲擊了廣播室，並殺死了魯道夫·福米斯。這一行為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但肇事者逃回了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抗議沒有產生任何結果。斯特拉瑟因為經營非法電台而受審，並被判處六個月監禁，但由於捷克斯洛伐克司法部長的干預，他不必服刑。[12]1月，出於安全考慮，斯特拉瑟將懷孕的妻子和他們三歲的女兒送到希臘的薩摩斯島。其妻於5月在那裏生下了他們的兒子格雷戈爾·彼得·德摩斯梯尼。在給希特拉的電報中，斯特拉瑟稱他的兒子為「格雷戈爾二世」。[13]
斯特拉瑟嚴重高估了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成立的「德國人行動委員會」，將其稱作「德國流亡政府」。另一方面，納粹領導層顯然也高估了其組織對政權的威脅，納粹領導層在20世紀30年底花費了大量精力迫害斯特拉瑟。據說戈培爾曾將斯特拉瑟描述為「希特拉的頭號敵人」；[6][13]然而，對於這一廣泛流傳的說法，除了斯特拉瑟自己的報告之外，找不到任何其他證據。許多觀察家認為，斯特拉瑟在「黑色陣線」中的領導風格表明，他無法勝任領導地下抵抗組織的任務。自1933年以來，布拉格總部就因內部矛盾而受到削弱，面對外來的攻擊也毫無招架之力，尤其是由於蓋世太保特工對領導幹部的滲透。該組織的領導人海因里希·貝爾-格魯諾從斯特拉瑟的誇誇其談中看到了主要原因。1938年，他與斯特拉瑟決裂，不久後被蓋世太保殺害。這似乎意味着該組織的終結。[6]
同年，斯特拉瑟與《世界舞台》的撰稿人庫爾特·希勒爾一起發表了《布拉格宣言》，這是一份民族革命宣言，公開反對希特拉，支持建立一個新的德國。1938年秋，斯特拉瑟被迫離開布拉格，經法國遷往瑞士，他的家人自1935年年中起一直居住在瑞士。在瑞士，當地警方也阻止了對他的兩次暗殺企圖。1939年，他被納粹黨錯誤地指控為與英國情報機構一起組織了格奧爾格·埃爾澤暗殺阿道夫·希特拉的未遂行動。[14]在漢斯·豪薩曼領導的瑞士非官方情報機構Büro Ha和瑞士社會民主黨蘇黎世全國委員漢斯·奧普雷希特的支持下，斯特拉瑟躲藏起來，途經法國和西班牙來到葡萄牙，在他的兄弟保羅的幫助下，他在一家修道院找到了避難所。他把家人留在了瑞士。1940年至1946年，他與德國裔西班牙婦女瑪格麗塔·森格爾交往，後者是逃往蘇聯的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衛生部長胡安·普拉涅萊斯（1900—1972 年）的妻子。1941年，他在英國特工的幫助下經百慕達移居加拿大。[1][4][13]
在流亡期間，他通過書籍、雜誌和傳單抨擊納粹黨在德國的統治。他在新聞報道中採取雙重策略，一方面向國外提供有關希特拉個人、統治方式和政治目標的信息（例如，他支持美國特工部門製作希特拉的心理記錄表），另一方面向德國走私顛覆性材料。他本人繼續倡導以民族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政治模式（在他於1932年發表並於1936年增補的文章《建設德國社會主義》（德語：Aufbau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中闡述了這一模式），並指責希特拉背叛了真正的民族社會主義思想，以及在所謂的羅姆政變中的謀殺行為，尤其是對其兄長格雷戈爾的謀殺。在加拿大，他創立了「自由德國運動」，在流亡者和生活在國外的德國人中開展反對納粹政權的武裝鬥爭，但該運動堅持反猶主義綱領，因此沒有得到同盟國的支持。[4]
戰後，斯特拉瑟解散了「自由德國運動」，並於1948年成立了「德國復興聯盟」，他在該組織中宣傳回歸基督教價值觀和專業議會。[4]奧托·斯特拉瑟最初用法文撰寫了他關於1933年之前黨內鬥爭的回憶錄，並於1940年以《希特拉與我》為題在巴黎格拉塞出版社出版，1948年，回憶錄出版了德文版。1950年，東德邀請奧托·斯特拉瑟加入民主德國全國陣線，但斯特拉瑟拒絕了，因為他想回到巴伐利亞。長期以來，斯特拉瑟一直努力爭取返回西德的許可，但未果，直到1954年11月聯邦最高行政法院的一項裁決才使他得以返回西德。直到1955年3月16日，斯特拉瑟才再次踏上德國的土地。[15]他曾試圖再次活躍於政治舞台——例如在1957年的聯邦選舉中加入反對德國與西方聯繫的德國社會聯盟——但都沒有成功。[1]此後，奧托·斯特拉瑟越來越多地淡出政治生活。[5]1955年從渥太華返回蘇黎世後，他在黑爾利貝格附近的韋茨維爾再次見到了家人。[16]據他的兒子說，他「更像是一位叔叔」，他「對政治和歷史非常片面地感興趣，但對其他方面卻興趣不大」。[13]20世紀60年代，他住在慕尼黑施瓦賓艾因米勒大街的一間公寓裏，「房間裏堆滿了文件、書籍和剪報」，這是他的妹妹奧爾加提供給他的。[1][16]
1962年，他以《法西斯主義》（德語：Der Faschismus）為題寫了一份關於他政治活動的摘要。在這本書中，斯特拉瑟概述了希特拉和墨索里尼的世界觀，並將自己的「社會主義」與他們的「法西斯主義」區分開來。1969年，他在法蘭克福的海因里希-海涅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為《我的奮鬥》（德語：Mein Kampf）的書（格哈德·茨韋倫茨為該書作序）。該書以政治自傳的名義進行銷售，[1]其中包含斯特拉瑟於1958年自費出版的《流放》一書的修訂版。[7]971年，斯特拉瑟在美國進行巡迴演講，共面對10000名聽眾，受到媒體的極大關注。[6]1973年，他與最後一任妻子希爾德-雷娜特·默勒（生於1939 年）結婚。他在慕尼黑去世後，於1974年8月底被安葬在魯爾河畔的維滕，[1]幾個月後被遷葬到其父母位於丁克爾斯比爾的家族墓地。[17]
意識形態及影響
與許多其他的納粹主義者不同，斯特拉瑟的出版物並不關注反猶主義，而是關注其民族社會主義理念，他在1945年之後將其描述為「團結主義」（德語：Solidarismus）。[18]但根據以色列歷史學家羅伯特·所羅門·維斯特里希的說法，奧托·斯特拉瑟和納粹黨左翼的「種族主義與反猶主義不亞於希特拉領導的右翼」。[19]斯特拉瑟在1929年8月1日發表在《民族社會主義快報》上的《關於德國革命的十四條論綱》一文提出了激進的反猶主義，並警告所謂「外來猶太教」的家長式作風。[4][6][5]歷史學家亨寧·克萊爾在評論帕特里克·莫羅1983年關於斯特拉瑟的「戰鬥民族主義」（德語：Kampfgemeinschaft）和黑色陣線 的專著時指出，在他的案例中不可能存在左翼或社會主義態度的問題，而是 「一種咄咄逼人的反猶太民族主義，其行為具有革命性，並以反資本主義的怨恨為生」。[20]十年後，歷史學家克里斯蒂安·施特里夫勒寫到，正是共產黨人的階級鬥爭和斯特拉瑟的種族鬥爭之間的根本區別，「阻止了奧托·斯特拉瑟完全轉向共產黨人」。[21]
然而，在20世紀30年底後期，斯特拉瑟緩和了反猶言論，並尋求與猶太人接觸，以便將自己塑造成他們在反抗希特拉的抵抗鬥爭中的盟友。1936年，他和貝爾-格魯諾說服了來自斯圖加特的猶太青年赫爾穆特·希爾施。希爾施是前1929年11月1日德國青年同志成員，由艾伯哈德·克貝爾介紹給他們，對紐倫堡納粹黨集會場地進行了炸彈襲擊。一名蓋世太保特工出賣了這一行動計劃，希爾施落網，被人民法院判處死刑，並於1937年6月被處決。1938年，斯特拉瑟在其《布拉格宣言》中提出，要麼將猶太人「置於崇高的少數權利之下」，要麼他們在向德意志民族宣誓效忠時 「將他們作為德國人對待，不折不扣地享有平等權利」。該宣言的共同作者是庫爾特·希勒爾，他是一名猶太和平主義者和性少數群體權利運動者，曾崇拜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強人墨索里尼」。[22]
卡爾·奧托·帕特爾[23]和埃里希·米勒將奧托·斯特拉瑟描述為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者。路易·迪珀對這種分類提出質疑：「奧托·斯特拉瑟和他的密友們從來都不是『民族布爾什維克分子』；只有他們革命告白的激進語氣和他們與共產黨的暫時和解才能解釋這種錯誤的假設。」[24]在此背景下的一個問題是，斯特拉瑟兄弟被定性為「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者」，這種定性至今仍在文獻中有所體現，但最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淡化他們對民族社會主義的認同。[25]對於斯特拉瑟來說，「民族社會主義」一詞始終具有積極的含義。甚至在他於1939年在瑞士出版的《明日歐洲》（德語：Europa von Morgen）一書中，他也將托馬斯·馬薩里克描繪成最初的捷克民族社會主義者。奧托·斯特拉瑟本人散佈的關於他被殺害的兄弟的理想化和傳說支持了這種膚淺的觀點，但這種觀點有時並沒有認識到奧托和格里哥·斯特拉瑟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奧托在離開納粹黨後對希特拉發動了一場毫無希望的私人戰爭，[23]而他的兄長在黨內的影響力要大得多，他並沒有與政權保持距離，根據一些當代證人和作家的說法，他有時還希望能夠恢復名譽並參與執政。[26]1969年，《時代周報》的作者羅爾夫·霍伊埃這樣總結兄弟倆的對比：「格雷戈爾缺乏奧托的勇氣，奧托缺乏格雷戈爾的力量」。[7]
1945年後，奧托·斯特拉瑟本人試圖將自己塑造成「反抗希特拉的一號戰士」。[7]《青年自由報》的撰稿人克勞斯·沃爾夫施拉格在其著作《希特拉的右翼反對者》（1995年）中也強調了斯特拉瑟納粹反對者的身份。在此基礎上，一些新右翼支持者試圖將斯特拉瑟描繪成一個不受納粹主義負面意識形態束縛的可接受的意識形態榜樣。[27]根據圖林根州憲法保衛辦公室的評估，斯特拉瑟的「民族革命理論」與恩斯特·羅姆的思想相似，對不少當代新納粹主義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28]長期以來，德國國家民主黨黨內一直有一股強大的斯特拉瑟主義思潮，其仿效斯特拉瑟作品的膚淺的社會批判和社會主義言論在德國東部尤其能引起共鳴。斯特拉瑟關於「革命的民族社會主義」的理論觀點和他的自我表述美學也對「自由同志情誼」和「自治民族主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國外，英國（尤其是英國國民陣線）以及法國、美國和俄羅斯的右翼極端分子經常提到斯特拉瑟。[6]
著作
- Entwicklung und Bedeutung der deutschen Zuckerrübensamenzucht. o. O. o. J.
本條目是從已進入公有領域的出版品所整合而來：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85–1900. (Rechts- und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Dissertation Universität Würzburg 1921, 92 Seiten). - Aufbau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Wolfgang-Richard-Lindner-Verlag, Leipzig 1932.
- Die deutsche Bartholomäusnacht. Reso-Verlag,[29] Zürich 1935.
- Wohin treibt Hitler? Darstellung der Lage und Entwicklung des Hitlersystems in den Jahren 1935 und 1936. Verlag Heinrich Grunov, Prag I 1936.
- Hitler tritt auf der Stelle. Oxford gegen Staats-Totalität. Berlin – Rom – Tokio. Neue Tonart in Wien. NSDAP-Kehraus in Brasilien. In: Die dritte Front, Band 6, 1937. Grunov, Prag 1937.
- Kommt es zum Krieg? (= Periodische Schriftenreih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Band 3). Grunov, Prag 1937.
- Europa von morgen. Das Ziel Masaryks. In: Weltwoche, Zürich 1939.
- Hitler und Ich (= Asmus-Bücher. Band 9). Johannes-Asmus-Verlag, Konstanz 1948.
- Der Faschismus. Geschichte und Gefahr (= Politische Studien. Band 3). Olzog, München (u. a.) 1965.
- Mein Kampf. Eine politische Autobiographie (= Streit-Zeit-Bücher. Band 3). Heinrich Heine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69.
腳註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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