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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法租界（法語：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Tientsin），是1861年6月法國設在天津的專管租界，是近代中國四個在華法租界之一，天津教案、老西開事件等中國近代多起歷史事件發生於此。天津法租界是天津九國租界中第二個劃定和發展最繁榮的租界之一，也是天津租界中大型公共建築最為聚集的地方，諸如勸業場、西開教堂及諸多近代酒店、近代銀行等重點文物坐落於此區域內。天津法租界與天津英租界因毗鄰位於天津紫竹林附近，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稱[1]。法租界在天津自1861年設立至1940年代收回，共存在了八十餘年[2]。
1858年《天津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相繼簽訂，法國不僅增開天津為商埠，而且獲得了在天津建立租界的權利，且法國傳教士可以到中國租買土地及興建教堂[3]。
1861年6月2日，法國政府和清政府簽定《天津紫竹林法國租界地條款》，劃定法國租界在天津的範圍：在英租界北鄰確定了位置，但比天津英租界更加靠近天津城，面積為439畝[4]。
天津法租界剛剛開闢時，中國對外貿易並不興盛，在1861至1870年間法租界一直處於荒廢狀態[5][6]。當時到天津經營的外國商人主要居住在天津城東門外三岔河口的宮北大街以及天津英租界內的少量住宅[3]。這一時期，法國駐天津領事館雖在1861年1月建立，但未設立在法租界內，而是在位於三岔河口的望海樓行宮的舊址辦公，並拆掉了旁邊的崇禧觀，用於建造教堂[3]。當時，天津法租界內甚至沒有任何法國官方機構，只有一個供英美僑民使用的合眾會堂[3]。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發，在津外國僑民紛紛移居至租界內，天津英租界首先得到開發經營。
天津租界的較大發展始於1870年，但由於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國力不振，天津法租界雖然開始起步發展，但仍不如天津英租界發展快，直到1880年代才開始着手進行市政建設。1870年6月，天津教案發生。憤怒的天津民眾打死法國領事豐大業等人，並燒毀位於天津城東的外國教堂及法國領事館。事後心有餘悸的外國僑民們認為，入居租界要比在華界雜居安全得多，因而紛紛遷入租界，客觀上促進了法租界的發展。[1]天津法租界在歷史上共有兩次擴展。1900年，天津法租界向西擴展到牆子河（今南京路一帶），使該租界面積擴展了4倍，達到2360畝。1916年，法租界向老西開擴張的行動引發天津市民的強烈抗議，發生了老西開事件。
1900年以後，由於海河航道得到疏浚，同時挖出的泥沙又填平了各國租界中的大片沼澤，使得天津的投資環境得到很大改善。天津法租界的商務活動也趨於繁盛，民國初年，天津法租界內興建了眾多精美的歐式建築。1912年，壬子兵變，華界的北門外大街、宮南大街和宮北大街遭到士兵搶劫、毀壞，華人商業大批轉移到法、日租界，在法租界內主要集中在杜總領事路（梨棧大街，今和平路）。在中國北方傳教的天主教會各大修會的賬房—遣使會的首善堂、耶穌會的崇德堂、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的普愛堂以及法國立興洋行、英國先農公司、比利時儀品公司等各國企業紛紛在這一帶進行房地產投資，買地蓋房出租。1920年代，在法租界內的杜總領事路與福煦將軍路（今濱江道的大沽北路至南京路段）十字路口陸續建成天津勸業場、天祥商場、泰康商場等商業設施，以及國民、惠中、交通三大飯店和渤海大樓、浙江興業銀行天津分行大樓等眾多整齊美觀的西式建築，形成天津最繁盛的商業中心。當時，天津的中外上流社會人士主要聚居在天津英租界今五大道區域，而勸業場一帶則成為他們進行消費、娛樂的區域。
1943年2月23日，法國維希政府宣佈，同意放棄在華租界。6月5日，汪精衛政權收回天津法租界、漢口法租界和廣州法租界等。1945年，國民政府在對日戰爭中取得勝利後，宣佈正式收回天津英、法租界。至此，天津的九國租界全部收回。
包括天津法租界在內的部分租界的當局者在所劃定的租界範圍之外的華界，亦侵佔有部分區域。在1900年拓界後，天津法租界當局又凱覷位於牆子河西岸的老西開地區。經法國駐天津領事的授意，天津的天主教會於1913年起在老西開地區興建包括主教府、大教堂的教會建築群。到1916年這一工程完工後，法租界當局派出軍警，強佔這一地區，從而觸發了轟動中外的「老西開事件」。由於天津人民的堅決鬥爭，法人只得暫時中止對該地區的公開侵佔。但是，他們仍在暗中擴充在當地的勢力。從20年代起，特別在1931年，以天津日租界為基地的漢奸武裝便衣隊屢次發動沖入華界的暴動，使地處日租界附近的老西開地區變得極不安全。當地一些業主為了避免戰禍，自願向法租界當局交納捐稅，以求租界當局的庇護。法租界當局也乘機在老西開設立工部局分局，公開對當地實行行政管理，並在當地填築坑窪地區，繼續進行拓展。直到1935年張自忠主持天津市政，在法人侵佔區的邊緣開闢道路，並派替察在那裏駐守，這才阻止了法人的進一步蠶食。定型後的老西開侵佔區北起牆子河（今南京路），東至聖魯易路（今營口道）與英租界接壤，南至西小埝（今新興路），西至西大捻（今四平西道），面積近500畝，為界外侵佔區中面積最廣闊的一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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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法租界整個區域的城市規劃，反映了歐洲傳統的古典主義手法，以軸線和街心公園為規劃控制重要點。其軸線控制的主要街道是營口道、赤峰道、濱江道，這裏至今仍是天津市的商業中心。區內的街道大多是筆直的，每條街道的端部都有高大的建築作為底景，沿街建築的體量較大，道路較寬，注重強調區內的豪華、宏偉的氣氛。沿街的公共建築質量也比較好，如大型的飯店、銀行、商場。
勸業場是法國租界的中心，並逐漸成為天津的中心。它建於1930年代，代替了舊天津的商業中心——估衣街。而「勸業場」也逐漸由建築衍生為地名，泛指濱江道和和平路交叉口附近的公共建築群。勸業場商業區的規劃方法，使這裏自然地發展成為天津的商業中心。在和平路與濱江道交口處當時天津最高的建築—惠中飯店、交通飯店、勸業場、興業銀行，使之成為天津當時的高層密集區。這樣既形成了和平路由日本租界到法國租界的高潮，又構造了濱江道商業街的大門。濱江道的底景是西開教堂，它作為一個收尾，使這條商業街形成一個完整的空間。
法租界內的單體建築多採用傳統古典的比例和細部，增加了區內的法國情調，同時法租界內也有部分中西合璧的建築樣式。位於法租界海河岸邊的天主教紫竹林聖路易堂，具有文藝復興晚期建築的典型風格，吸收了古希臘、古羅馬建築藝術的積極因素，建築風格和諧開朗，佈局條例次序，不僅雄偉有力，而且活潑輕鬆，給人以親切悅目之感。……紫竹林教堂為青磚木結構，再飾以中華的傳統磚雕，巍峨典雅。[7]
1920年代，天津法租界法國工部局主持修建開始在老龍頭橋上游修建了寬19.5米、限載20噸的雙葉立轉開啟橋跨——萬國橋（今解放橋），因此法國人修建並溝通法租界與老龍頭火車站，因此也曾叫「法國橋」。各國租界的工部局都作為董事會下設相應電務、水道、衛生處等。租界的市政導向促進了晚清乃至民國時期市政建設和管理體系的設立與發展。此後，由於民族實業家及外商不斷投資市政和公用事業，使天津自來水、電燈、郵政事業等相繼得到發展。這些公用設施的創辦以及相應的管理，對天津城市的發展變化產生了推動作用，為天津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提供了基本條件。[8]
2015年拍攝的法國公議局舊址，是天津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和天津市文物局的駐地
法租界的行政體制與英國不同，當時法國的行政官員擁有很大的專制權力。天津法租界中，領事無權任免公議局長這一主持租界日常行政的最高負責人，該局長係由法國外交部直接任命的官員來擔任，並由該局長直接指揮租界的警察。從整體上來說，法租界的行政權由領事壟斷，因而當時有人稱法租界是「領事獨裁制度」。法租界的選舉人大會既沒有立法權，又沒有行政監督權。它們僅能選舉工部局董事，後來只能選舉部分董事或大部分董事，在選舉結束後，它們便結束了當年的全部使命。董事的任期為2年，每年改選一半。董事會的人數多寡不一。天津法租界的董事會連同作為總董的領事共達9人，為各地法租界董事會規模之最。[1]
此外，天津法租界的章程中還有一項特殊的規定，即是通過選舉產生的4名其他國籍的董事，須是3個國家的僑民。這些由領事控制的董事會有權決定預算、決算，確定捐稅的種類及捐率，審批減捐、免捐的申請，任免工部局僱員，規劃市政建設，議決日常行政事務，並可以作為法人在各種有關的案件中充當原告或被告。[1]同時，法租界侵佔老西開地區後法租界工部局亦在老西開地區設立分局。[1]
目前，現存的天津法租界政治活動的建築有法國公議局舊址、原法國駐天津領事館和法國兵營。
法租界是天津租界中經濟較為繁榮的租界之一，在商貿、金融、航運等均有雄厚基礎。
在法租界的勸業場一帶集中了大批各種各樣的商店，成了天津租界地區中最繁盛的區域。同時，作為繁華的市區，這些法租界又是飯館、酒店、戲院、電影院十分密集的區域。在天津法租界中，大小飯館曾達60餘家，戲院、電影院曾達20來家，為全市影、劇院的半數以上。[1]
- 盛錫福帽莊、天祥商場泰康商場、美豐洋行、天津海關、啟新洋灰公司、久大精鹽公司、永利鹼廠辦事處、公懋洋行、興隆洋行、安利洋行、慎昌洋行、巨利洋行、立興洋行、美古申洋行、英國先農公司、比商儀品公司均位於法租界內。
雖然，法商洋行實力不如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等英商洋行，但其多專營鐵路器材和高檔奢侈品，後期一度壟斷了中國北方的奢侈品市場[2]。
當時天津租界內的金融街貫穿法租界和英租界，因此天津法租界內銀行雲集，如鹽業銀行、朝鮮銀行、東萊銀行、大陸銀行、北洋保商銀行、東方匯理銀行、中法工商銀行、新華信託銀行、中國農工銀行、浙江興業銀行、裕津銀行、聚興城銀行、中國墾業銀行等。
由於清朝末年至民國初年，局勢動盪，而法租界內則相對安定，因而法租界內成為諸多政客的避難場所之一，而法租界較天津其他國家專管租界相比，最突出的地方是如勸業場、渤海大樓等公共建築密集。
天津報業中最著名的兩份報紙《大公報》和《益世報》，也有着深厚的教會背景。《大公報》由天主教徒英斂之於1902年在天津法租界創辦，其宗旨是「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而《益世報》則是由天主教天津教區副主教比利時人雷鳴遠於1915年創辦，這份報在傳播天主教教義的同時以「放世界眼光，謀人類幸福」為宗旨。到20世紀30年代，洋人在天津創辦的報紙達40餘種，其中絕大多數都有教會背景[9]。這些報刊雜誌在傳播新聞的同時，也起到了開民智的作用。19世紀末至20世界初，隨着社會各階層逐漸認識到開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費閱讀報紙、雜誌和書籍的閱報處大量出現[10]。到20世紀30年代初，天津有近30家中外通訊社，發行報紙30餘種，總發行量超過29萬份，本地發行達18.7萬份。如果按當時天津有閱讀能力的人計算，日均2.5人就擁有一份報紙。此外，還有多如牛毛的各種小報[11]。
從租界向外延伸的報刊事業的繁榮，使天津成為近代中國北方傳媒的中心，同時對提高天津市民的文化素質也有所助益。報刊發行的繁榮昌盛，也極大地推動了文學的發展。《大公報·文藝》、《益世報·語林》等報紙副刊，為當時在天津的許多作家、文學青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他們翻譯西方的文學作品，進行自己的文學創作，形成一種「世界文學」的氛圍。居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劇作家曹禺創作的《雷雨》等作品便是以天津的租界生活作為背景的。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日本小說家谷崎潤一郎在1918年到天津拜訪時，被當時天津獨特的城市空間與都市文化所感染，他的小說《一個漂泊者的身影》就是以天津的法租界為背景。[12]
- 天主教西開總堂
- 天主教紫竹林聖路易堂
- 衛理公會維斯理堂
- 倫敦會海大道教堂
天津法租界所在區域，目前有5片地區被列為天津市歷史風貌建築區加以保護：勸業場歷史風貌建築區、中心花園歷史風貌建築區、赤峰道歷史風貌建築區、承德道歷史風貌建築區、解放北路歷史風貌建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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