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貝爾定律

坎貝爾定律（英語：Campbell's law）是一個源自社會學及心理學家唐納·坎貝爾（英語：Donald T. Campbell）（Donald T. Campbell）的諺語^[1]：「若一個社會指標被用於社會決策的程度越高，這指標就越容易受到腐化的壓力影響，也越傾向扭曲和腐化這指標所測定的社會過程（The more any quantitative social indicator is used for social decision-making, the more subject it will be to corruption pressures and the more apt it will be to distort and corrupt the social processes it is intended to monitor）。」^[2]

在一個類似的註解上，坎貝爾也寫下了以下的內容：

在使用以一般競爭力為導向的正常教學方法的狀況下，考試可以是一個學習成效的有用指標；但是當考試分數變成教學的目標時，它就失去作為教育狀況有用指標的價值，同時也會導致學校教育受到不當的扭曲。（類似的偏頗也存在於對課程中的客觀測驗或入學測驗的使用之上。）^[1]

坎貝爾定律可視為眼鏡蛇效應的一個例子。坎貝爾定律的原則有時被用以說明美國學校使用的高利害測驗（英語：high-stakes testing）的副作用。^[3]這些副作用有可能會以應試教育或赤裸裸地作弊的形式顯現。^[4]一個例子是「學習─劣勢落差」（Learning-Disadvantage Gap）當中的「高利害測驗教育法則」。^[5]

類似的法則

相近而不同名稱的概念也已被提出，其中的例子包括了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和盧卡斯批判（英語：Lucas critique）（Lucas critique）等等。另一個類似於坎貝爾定律相關的概念，在2006年，在英國研究人員Rebecca Boden與Debbie Epstein在一篇對循證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這個受到英國首相托尼·貝理雅支持的政策的分析中提出。在這篇研究中，Boden和Epstein提到說，一個嘗試將其決策奠基於事實證據之上的政府，最後會產出受到扭曲的資料，而這是因為政府會嘗試獲取並控制知識產出的過程所致，這使得他們認為受影響的研究結果應當被稱為「循政證據（英語：Policy-based evidence making）」（policy-based evidence）比較恰當。^[6]

當一個人扭曲決策過程以改進他們的表現分數時，他們常會有替代性的想法，開始認為說這些基準是測試他們真實表現的良好指標，即使事實不盡然如此也一樣。^[7]

坎貝爾定律也帶來了一個更加正面但複雜的訊息。使用量化和非量化的各種指標來測量進度是重要的^[8]；然而，將量化資料用於評估之上，可以使這些指標受到扭曲與操縱，因此必須使用堅實的量度以減少資訊受到變造與操縱的可能性。在「對規劃之下的社會改變的影響的評估」（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lanned Social Change）^[9]一文中，坎貝爾強調說「若一個社會指標被用於社會決策的程度越高，這指標就越容易受到腐化的壓力影響，也越傾向扭曲和腐化這指標所測定的社會過程。」坎貝爾定律也讓人們注意到了像是有教無類法案和力爭上游計劃（Race to the Top）等所處的狀態可能會損害教育。^[10]

參見

• 不當誘因（Perverse incentive）
• 返身性（Reflexivity）
• 代理變項
• 古德哈特定律
• 觀測者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