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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館政變（德語：Bürgerbräu-Putsch）[注 1]，亦稱啤酒館暴動，是指1923年11月8日晚上，由德國納粹黨在慕尼黑的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發動，計劃仿效先前貝尼托·墨索里尼的向羅馬進軍的模式來推翻威瑪共和國，但最後失敗的一次政變。主要策劃者包括納粹黨領導人阿道夫·希特拉、一戰德軍名將埃里希·魯登道夫及其他戰鬥聯盟（Kampfbund）的成員（由納粹黨、衝鋒隊、上邦聯盟（OberlandLeague）與帝國戰旗（Reichskriegsflagge）等組織組成.）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推翻德國當時的代議民主制度，建立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的獨裁政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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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變因為缺乏武裝力量和缺少準備失敗了。政變失敗後三天，希特拉被判叛國罪。他的部分同黨被捕，赫爾曼·戈林逃到了奧地利。威瑪共和國政府搗破納粹黨的總部，宣佈納粹黨為非法組織，並查封了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儘管政變本身未成功，但它對納粹黨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將希特拉推上了德國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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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21日，庫爾特·艾斯納，德國十一月革命的參與者在慕尼黑遇刺，隨即導致革命。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存在了四周後即被血腥鎮壓。從此反共主義情緒在巴伐利亞愈演愈烈，巴伐利亞州發展成為威瑪共和國內部民族主義的橋頭堡，慕尼黑發展成右翼的據點。與之同時，巴伐利亞傳統上也有分離主義情緒，由於巴伐利亞王國的歷史傳統，對於位於柏林的政府的認同度並不高。除此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通貨膨脹和法國和比利時佔領魯爾的行動都加劇了該地區對於威瑪政府的不滿情緒。
1923年9月，新任威瑪共和國總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放棄了前任威廉·古諾的消極抵抗政策，內政上執行反共主義，且對極右翼的活動比較寬容。巴伐利亞政府也有類似的變化，古斯塔夫·馮·卡爾重新上台組建巴伐利亞政府宣傳反猶主義和猶太布爾什維主義思想。他在1923年9月29日廢除了威瑪共和國保護法對於猶太人的保護。數百個幾十年前既從東歐移民到巴伐利亞地區的東方猶太人在10月中旬被驅逐出巴伐利亞。
巴伐利亞政府和柏林的威瑪共和國政府時有摩擦。希特拉原本計劃於1923年9月29日發動政變，但是巴伐利亞的局勢變動後，他想利用新組建的巴伐利亞右翼政府推翻威瑪共和國政府。1923年10月20日，他呼籲在慕尼黑的克朗廣場起義，但是沒有多少人回應。同一天，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發表了攻擊威瑪共和國總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和時任陸軍指揮部領導的漢斯·馮·塞克特--誣陷他即將進行獨裁政變，並且攻擊他的妻子是猶太人。之後，巴伐利亞州州長古斯塔夫·馮·卡爾宣佈脫離中央政府，成立連同奧地利在內的「多瑙河聯邦」，塞克特下令第7軍區司令官——駐於當地的第7師師長奧托·馮·洛索將軍去查封《人民觀察家報》，但是奧托拒絕執行命令。
隨後巴伐利亞州正式和威瑪共和國政府決裂。但是威瑪共和國時任國防部長認為不可能對巴伐利亞州採取軍事行動，即帝國執行。因為國防軍普遍奉行的原則：「部隊不向部隊開槍。」（Truppe Schießt nicht auf Truppe），所以漢斯·馮·塞克特也無法指揮其他地區的國防軍進攻巴伐利亞的國防軍來打擊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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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1月8日，古斯塔夫·馮·卡爾計劃在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向巴伐利亞政府成員和來自各民族主義陣營的眾多政要宣傳他的政策。
古斯塔夫於晚上8點左右在擁擠的啤酒館開始演講。在演講開始後三十分鐘，希特拉和衝鋒隊隊長赫爾曼·戈林和其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擁簇一起從前廳進入啤酒館大廳，希特拉站在一把椅子上，開槍打穿天花板，引起了注意，警告說集會地點已被衝鋒隊包圍，宣佈「國家革命」已經爆發。他請卡爾、漢斯·馮·賽瑟爾上校、奧托·馮·洛索將軍和後來找來的步兵學校的將軍和前總參謀長埃里希·魯登道夫一同前往一個小房間，戈林則留下來發表演講。希特拉威脅這些人同意了自己的「立即起義」的計劃後，和他們回到了主廳，赫爾曼·戈林隨後向在場的人發放了傳單：
| “ | 向德國人民宣佈！柏林十一月罪黨的政府已經被罷免。一個臨時的德國國家政府已經成立，由埃里希·魯登道夫將軍、阿道夫·希特拉、奧托·馮·洛索將軍、漢斯·馮·賽瑟爾上校（巴伐利亞警察局局長）組成。[4] | ” |
大廳里的人群大聲歡呼支持希特拉。他說道：
| “ | 你可以看到，激勵我們的既不是自以為是，也不是自私自利，而只是在這最後一刻為我們的德國祖國加入戰鬥的強烈願望……我可以告訴你最後一件事。 要麼德國革命今晚開始，要麼黎明前我們都會死！ | ” |
他們的計劃是仿照意大利貝尼托·墨索里尼的向羅馬進軍來進行的。埃里希·魯登道夫相信，以他在軍隊裏的聲望，政變將不需要太多流血傷亡即可掌握巴伐利亞軍警力量，從而達到巴伐利亞的國防軍協會將與反民主的軍事協會一起進軍柏林的成果，從而奪取德意志帝國的權力。
希特拉監視着卡爾、洛索和賽瑟爾。這時消息傳來，和納粹黨是同盟的一個叫做上邦聯盟的武裝團體的打手們在陸軍工兵隊營房同正規軍發生了衝突。希特拉決定驅車前往出事地點，親自解決爭端，把啤酒館裏的事交給魯登道夫處理。
這個決定後來被證明是個致命的錯誤。洛索是第一個想逃走的人。他告訴魯登道夫，他必須到陸軍司令部去，發出必要的命令。當施勃納—里希特表示反對時，魯登道夫繃着臉說：「我不許你懷疑一個德國軍官的話。」接着，卡爾和賽瑟爾也一個個逃走了。[5]在場的巴伐利亞州總理和其餘政要則被衝鋒隊轉移到城市南部一個親納粹的商人住所看押起來.
啤酒館政變爆發後，反猶太主義者和政變支持者開始在其他慕尼黑酒館集結，走向巴瓦利林格，試圖找到那裏的猶太人。在同一天晚上，商店和慕尼黑主要猶太會堂的窗戶被破壞。[6]
在洛索逃走之後，衝鋒隊的恩斯特·羅姆從雄獅啤酒館帶着一個特遣隊出發佔領了位於申費爾德街的第七軍區司令部，即洛索的辦公地點。因為雷姆表示他已被委託為魯登道夫和洛索的警衛，所以那裏的警衛人員沒有反抗。希特拉、魯登道夫、雷姆、恩斯特·珀納、赫爾曼·克里貝爾和弗里德里希·韋伯逐漸在第七軍區司令部聚集，這群政變分子認為奧托·馮·洛索可能在第19（巴伐利亞）步兵團（帝國國防軍）的軍營（希特拉在帝國國防軍時的單位）內，他可能已經將軍區司令部的指揮地點轉移到那裏。但是其實洛索和這群政變分子在同一個建築里，他在電報房，並用電報調動了忠誠於政府的軍隊前來慕尼黑。[7]
巴伐利亞州的副總理弗朗茨·馬特此時正在和紅衣主教米夏埃爾·馮·福爾哈伯（Michael von Faulhaber）與教廷大使尤金尼奧·帕切利（後來的教皇庇護十二世）共進晚餐，他立即協領餘下的巴伐利亞州內閣成員進入雷根斯堡。隨後馬特就向所有親政府警察單位發出了槍擊令，以防政變的暴力擴散。他也嚮慕尼黑市民發佈了一份反對「普魯士的魯登道夫」的呼籲。據當時的報導，這一呼籲在克服政變企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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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拉的人馬雖然一度攻佔了軍隊與警察的總部，而且一度將納粹黨旗幟插上慕尼黑新市政廳的屋頂，但軍警都沒有按照他們的預想響應他的政變，尤其是警察，因為他們並不像軍隊一樣對埃里希·魯登道夫有敬畏心；
逃出生天的卡爾，賽瑟爾和洛索馬上也表態壓制政變。 在夜間2點55分，已經得知弗朗茨·馬特離開的古斯塔夫·馮·卡爾在廣播中撤銷了他的起義聲明。他宣佈他，洛索和賽瑟爾被「持槍威逼下作出的聲明」無效，同時解散了納粹黨（NSDAP）以及上邦聯盟和帝國戰旗組織。納粹黨高級人員威廉·弗里克 被第一個逮捕。 [9]即便情勢不利，希特拉在次日仍率領他的支持者在慕尼黑大街上進軍到音樂廳廣場，試圖控制廣場北部的統帥堂[10] 。巴伐利亞警察局局長漢斯·馮·賽瑟爾向在慕尼黑王宮的現場指揮官米夏埃爾·馮·戈丁下達了死命令:用一切可以用的手段，絕對不能讓希特拉一行人通過廣場。
於是戈丁用了機炮和大約130人的警察隊伍封鎖廣場然後魯爾道夫命令政變者右轉進入短的佩魯薩大街（Perusastraße），並立即左轉進入王宮街。政變者高唱着《守衛萊茵》和《噢，崇高榮耀的德意志》向統帥堂方向前進，並突破了王宮街的警察路障。
衝突過後，16名納粹黨人與4名警察身亡，赫爾曼·戈林身中兩槍。去世的還有一名看熱鬧的咖啡店服務員。[9]:111–113希特拉等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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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里德里希·芬克
- 尼古拉斯·霍爾維格
- 馬克斯·肖伯特
- 魯道夫·施勞特
希特拉在《我的奮鬥》的獻詞中列出了這15名死者：
- 菲利克斯·阿爾法斯（Felix Allfarth），商人，1901年7月5日出生於萊比錫。阿爾法斯曾在西門子舒克特工廠學習銷售，並於1923年搬到慕尼黑開始他的職業生涯。
- 安德烈亞斯·鮑里德爾（Andreas Bauriedl），帽子匠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1879年5月4日出生於阿沙芬堡。鮑里德爾腹部中彈身亡，並導致他倒在納粹旗幟上，而納粹旗幟是在其旗手海因里希·特蘭鮑爾受重傷時掉落在地上的。鮑里德爾的沾滿鮮血的旗幟後來成為納粹遺物，被稱為「血旗」。納粹黨成員。
- 西奧多·卡塞拉（Theodor Casella），銀行職員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出生於1900年8月8日。自由軍團和納粹黨成員。
- 威廉·埃利希（Wilhelm Ehrlich），銀行職員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出生於1894年8月8日。自由軍團和納粹黨成員。卡普政變的前參與者。
- 馬丁·福斯特（Martin Faust），銀行職員、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出生於1901年1月4日。
- Anton Hechenberger，鎖匠，出生於1902年9月28日。納粹黨和衝鋒隊成員。
- 奧斯卡·科納（Oskar Körner），商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1875年1月4日出生於上佩勞。德國工人黨和納粹黨成員。
- 卡爾·拉佛斯（Karl Laforce），工程系學生，出生於1904年10月28日；在政變中死去的最年輕的人。納粹黨、突擊隊和希特拉突擊隊成員。
- 庫爾特·紐鮑爾（Kurt Neubauer），埃里希·魯登道夫的貼身男僕，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1899年3月27日出生於貝恩貝格區霍普芬加滕（Hopfengarten）。自由軍團成員。
- 克勞斯·馮·帕普（Klaus von Pape），商人，1904年8月16日出生於奧沙茨。
- 西奧多·馮·德·普福頓（Theodor von der Pfordten），法官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1873年5月14日出生於拜洛特。德國國家人民黨黨員。在擔任特勞恩施泰因戰俘營指揮官期間，普福頓涉嫌虐待戰俘，特別是俄羅斯人。
- 約翰·里克默斯（Johann Rickmers），退役騎兵上尉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1881年5月7日出生於不萊梅。自由軍團成員。
- 馬克斯·歐文·馮·舍布納-里克特（Max Erwinvon Scheubner-Richter），納粹領導人，1884年1月21日出生於里加。納粹黨成員。卡普政變的前參與者。
- 洛倫茨·里特·馮·斯特蘭斯基·格里芬菲爾德（Lorenz Ritter von Stransky-Griffenfeld），工程師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出生於1889年3月14日。自由軍團、納粹黨和衝鋒隊成員。
- 威廉·沃爾夫（Wilhelm Wolf），商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出生於1898年10月19日。自由軍團和納粹黨成員。
政變期間，舍布納-里希特與希特拉手挽着手。他肺部中彈，當場死亡。他把希特拉推倒在地，摔倒時希特拉的肩膀脫臼。他是政變期間唯一去世的重要納粹領導人。在所有死於政變的黨員中，希特拉聲稱舍布納-里希特是唯一「不可彌補的損失」。
根據恩斯特·羅姆的說法，馬丁·福斯特和西奧多·卡塞拉都是武裝民兵組織「帝國戰旗」的成員，他們在佔領陸軍部期間因與第19步兵團的誤會而被機槍掃射意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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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2月26日，希特拉被判監五年，其部下魯道夫·赫斯被判監18個月，魯登道夫則被判無罪。在牢獄中，赫斯擔當秘書，協助希特拉撰寫了《我的奮鬥》，作為後者的自傳與政治思想的代表作。隨後納粹黨被宣佈為非法黨派。這次政變雖被鎮壓，卻提高了希特拉在黨內的地位。同時希特拉明白不能以武力奪權，而是應該用合法的途徑。希特拉最後在該年12月獲釋。
啤酒館政變的結果是促進了納粹的發展。事件中，有15位納粹黨的支持者身亡。希特拉在《我的奮鬥》的前言中提及他們的名字，並讚賞他們是「血證人」（Blutzeuge）。目的是建立一個英雄邪教來宣傳納粹思想。
1935年，以上死者葬於慕尼黑一個裝修華麗的墓室——榮譽聖殿中。1945年6月，盟軍委員會將屍體從榮譽聖殿移走，並聯繫了他們的家人。他們可以選擇將親人埋葬在慕尼黑公墓的無標記墳墓中，或者火化，這是德國無人認領屍體的常見做法。1947年1月9日，建築物的上部被炸毀。
自1994年以來，統帥堂前的行人路上鑲嵌着一塊紀念牌，上面刻着在與納粹的鬥爭中犧牲的四名巴伐利亞警察的名字。牌匾上寫着：
| “ | Den Mitgliedern der Bayerischen Landespolizei, die beim Einsatz gegen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Putschisten am 9.11.1923 Ihr Leben ließen.
Friedrich Fink
致1923年11月9日為反對國家社會主義政變而獻出生命的巴伐利亞警察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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