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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傳統是一種由口傳來一代代傳播的文化資料及傳統。[1][2] 用口述或歌唱的方式，例如民間傳說、諺語、歌謠、讚美詩等，來傳遞信息並見證歷史。這樣，即使沒有文字，社會也有機會將文化，例如口述歷史、口述文學、口述律法及其他知識，一代代傳承。
有時口述傳統只是一個比較狹隘的定義。[1] 社會學家可能也會強調，這需要滿足被口述的材料必須是某個群落的成員經歷世代共同傳承，而且口述傳統需要與事實見證（testimony）和口述歷史區分開。[3]普遍來說，口傳傳統指通過傳說進行的文化內容傳承。[4] 作為一項專業準則，口傳傳統可以同時表示一群研究對象和一種作為研究手段的科學方法[5] -- 這種方法可以被稱為「口傳傳統方法」，「口傳程式理論」（Oral-Formulaic Composition）和「派瑞-洛德理論」（Parry-Lord Theory，取自兩位創始人的姓氏，見下文）。針對口傳傳統的研究不同於針對口述歷史研究的專業準則，[6] 因為口傳歷史是將個人的回憶和身處過相應時代歷史事件的人物經歷給記錄下來。[7]口傳傳統和口述也應當區分開，因為口述被定義為人的想法和其語言表達，而在社會中通常大多數人並不掌握符合相關素質的讀寫能力。[8]
與格林兄弟同時代且交好的塞爾維亞學者吳克·史蒂芬納維奇·卡拉季奇(1787–1864)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口傳傳統開始作為一項學科被研究是有一定淵源的。[9] 當時吳克在擁有同源傳統的斯拉夫南部地區致力於「搶救民歌」（與搶救考古相似）的項目，後來這些地區都併入了南斯拉夫，作品都融合了浪漫主義及民族主義（他將克羅地亞的塞爾維亞人也看作塞爾維亞人）。而後，在統一民族主義民歌研究領域的突厥語言文學專家瓦西里·拉德洛夫開始將目光轉到喀拉-吉爾吉斯自治州上，該州後成為蘇聯一部分。卡拉季奇與拉德洛夫的研究成為後世米爾曼·帕里的模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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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繼續沿着帕里和洛德開創的新路，繼續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帕里－洛德的程式（修辭學層面的「詞」）、主題（典型場景層面的「詞」）和故事型式（整個故事層面的「詞」）是歌手的組構部件和發表單元，演唱中的特殊化語言便是由它們構成的」自己獨到的新見解。出版了很多關於口傳傳統的研究論文奠定了口傳傳統的學科地位。他的代表着《口傳詩學：帕里-洛德理論》中明確地指出口傳傳統是獨立的學科。
弗里策劃和主編的《口傳傳統》刊物1986年在美國創刊。這個刊物的出現，標誌着一個新的人文學術，從此，口傳傳統研究正式走上學術前台成為一種顯學。2002年，美國的《口傳傳統》雜誌出版了中國研究專輯，標誌着這種學術對話的進一步深入。《口傳傳統》是美國密蘇里大學口傳傳統研究中心主辦的學術刊物，在國際人文學術界享有盛譽，上個世紀後半葉西方口傳傳統研究蒸蒸日上，並直接導致人文學術研究的範式轉換，這份刊物功不可沒。
口傳傳統理論遭到了一些學者的早期阻力，他們認為它可能支持荷馬問題中「統一說」和「分析說」之間爭議的其中一方。「統一說」相信荷馬是一個單一的歷史人物，而「分析說」認為他是一個概念性的「作者功能」，一個為傳統的敘事習慣冠上的一個方便的稱呼。[11]對該理論及其含義的更普遍的駁斥簡單地將其描述為「無法證明的」。一些主要是口傳傳統領域以外的學者，認為這一理論的工作體系將偉大的史詩縮小為像「傳話遊戲」這樣的兒童派對遊戲，儘管這個遊戲展示了消息如何通過非實質性傳輸，來扭曲內容並提供娛樂。但是，佩里的支持者認為，口傳傳統理論揭示了口傳方法如何優化信噪比，從而改善了內容傳輸的質量，穩定性和完整性。
口傳傳統理論的一些調研結果是有爭議的。例如，那些試圖支持或反駁克朗（Crowne）假說的人在許多古英語詩歌中發現了「海灘上的英雄」的公式。同樣的，它也見於其他日耳曼文學作品，中古英語詩歌，甚至冰島散文傳奇中。 J.A.戴恩（J.A.Dane）在一篇被描述為「缺乏嚴謹性的辯論」的文章中，聲稱古希臘詩歌的主題，一種與日耳曼人沒有聯繫的傳統，證明了「口傳詩人行李中的自主主題「的觀念是錯誤的。
具體而言，在荷馬史研究中，洛德的The Singer of Tales幾乎影響了此後所有的關於荷馬以及公式化口傳作品的文章。它着重討論將口傳公式化理論應用於有問題的文字材料，如伊利亞特，奧德賽，甚至貝奧武夫所產生的一連串的疑惑和問題。作為對洛德的回應，傑弗瑞·柯克（Geoffrey Kirk）出版了「The Songs of Homer」，質疑洛德將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文學的口傳形式化的性質（該理論最初發展的領域）擴展到了荷馬史詩。柯克認為，荷馬史詩與「嚴格的韻律」「公式化的系統」以及創造力有着不同的傳統。換句話說，柯克爭辯說，荷馬史詩是在一種不同的系統下吟誦的，這使得吟誦者可以更自由地選擇文字和段落來達到相同的效果，不同於與僅僅以「繁殖」為目的的塞爾維亞 - 克羅地亞詩人。此後不久，埃里克·海弗洛克（Eric Havelock）的「Preface to Plato」徹底革新了學者們對荷馬史詩的看法，他不僅爭辯說它是口傳傳統的產物，而且其中所含的口傳形式也是古希臘人跨世代地保存文化知識的一種方式。佩里在他1966年的作品「Have we Homer's Iliad?」中，將當時最完備發展的口傳詩人的存在理論化，即一個人可以（根據他的判斷）創造性地和智慧地在被接受的，傳統的故事中創造出細緻入微的人物。事實上，他將塞爾維亞 - 克羅地亞的傳統忽略到幾乎「不幸」的程度，而選擇將希臘口傳傳統模式提升到所有其他模式之上。洛德在1968年出版的「Homer as Oral Poet」的文章中對柯克和佩里的散文做出了回應，該文重申了洛德對南斯拉夫詩歌的相關性及其與荷馬的相似性的信念，並淡化了荷馬史詩朗誦者的知識和文學角色。
許多對該理論的批評已被吸收到不斷發展的領域中，作為有用的完善和修改。例如，在弗里稱之為「關鍵」的貢獻中，拉瑞·本森（Larry Benson）引入了「書面公式化」的概念來描述一些盎格魯 - 撒克遜詩歌的地位，儘管這些詩歌經過了明確的書寫，但其中包含口傳影響的證據，包括嚴重依賴公式和主題。許多地區的許多個別學者對理論的適用性或南斯拉夫比較的適應性持懷疑態度，尤其是他們認為它把對合法創造的影響歸因於個別藝術家。但是，目前對理論的基本原則似乎沒有系統或理論上的協調挑戰；正如弗里所說的那樣，「關於對這一理論的修正或改變有過許多建議，但大多數爭議讓我們產生了對其進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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