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與「歷時與共時」標題相近或相同的條目，請見「共時性 (消歧義)」。共時（synchrony，來自古希臘語συν-「在一起」和χρόνος「時間」）與歷時（diachrony，來自δια-「通過」和χρόνος「時間」）是語言學分析中兩種互補的觀點。共時方法考慮一個時期以內的一門語言，而不考慮其歷史發展。共時語言學描述的是特定時間點（通常是當前）的語言。相反，歷史語言學中的歷時方法則是考慮語言在歷史中的發展和演變。[1]
例如，對中古英語的研究是共時的（前提是主題在時間上僅限於足夠同質的形式），其重點是理解英語歷史中的特定階段如何作為一個整體發揮語言的功能。相比之下，歷時方法通過比較不同階段來研究語言變化。共時性和歷時性這兩個術語經常與歷史語言學家費迪南·德·索緒爾相提並論，他認為共時性觀點是系統的，而語言的變化太不可預測，不能視為一個系統。
概念發展
這組概念是1896-1911年間在日內瓦擔任普通語言學教授的瑞士語言學家費迪南·德·索緒爾提出的理論，出現於1916年出版的遺作《普通語言學教程》中。
索緒爾的歷史比較和重建語言學老師，如格奧爾格·庫爾提烏斯，提倡新語法宣言，根據該宣言，語言的變化遵循絕對法則。因此，有人認為，在發現這些法則後，缺乏倖存資料的古代語言可以無限制地重建。與他的前輩相反，索緒爾在他的課程中用多個例子證明，這些所謂的「法則」太不可靠，使得重建的程度很難大範圍超出現有資料的程度。因此，在索緒爾看來，語言的變遷（歷時性）並不是一個系統。相比之下，每個共時階段都是通過相互關聯的意義和形式，形成系統性的平衡，因而結合在一起的。為了理解為什麼一種語言在某個階段具有某種形式，就必須考慮歷時和共時的維度。
索緒爾同樣拒絕了達爾文語言學家奧古斯特·施萊謝爾和馬克斯·繆勒的觀點，這些學者認為語言是活的有機體，所以語言學屬於生命科學。索緒爾說明語言的歷史發展時，使用了電影比喻來區分共時性和歷時性觀點。儘管電影中的物體看起來在移動，但仔細研究就會發現這只是一種幻覺，因為電影的每張畫面都是靜態的（「共時的」），並且畫面與畫面之間除了無生命的幀之外一無所有。同樣，語言的「生命」——簡單而言就是語言變化——由一系列靜態點組成，這些靜態點在物理上獨立於前一階段。基於此背景，索緒爾警告不要混淆共時性和歷時性，並表達了他對不能同時研究二者的擔憂。[2]
索緒爾逝世後，《普通語言學教程》出版之後，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的分離引起了爭議，並遭到羅曼·雅各布森和馬蒂內·安德烈等結構語言學家的拒絕，但這受到了生成語法學家的好評，他們認為索緒爾的聲明是對歷史比較法的全面拒絕。[3]在美國語言學界，索緒爾被視為歷史語言學的反對者。1979年，約瑟夫·格林伯格指出：
過去十年左右語言學的主要發展之一是重燃對歷史語言學的興趣，並且似乎仍在不斷擴大（……）至少，共時性和歷時性研究的嚴格分離——如索緒爾所設想，但在實踐中從來不是絕對的——現在已被廣泛拒絕。[4]
相比之下，馬克·阿羅諾夫認為，索緒爾將語言理論植根於共時狀態，而不是歷時狀態，打破了19世紀語言學演化解釋的傳統。[5]
共時性和歷時性之間的二元對立已經被延續到哲學和社會學中，例如羅蘭·巴特和讓-保羅·薩特。雅各·拉岡也將其用於精神分析。[6]在索緒爾之前，喀山學派的波蘭語言學家博杜恩·德·庫爾德內和米科瓦伊·克魯謝夫斯基也獨立發展了許多類似的概念，他們使用了語言的靜態（statics）和動態（dynamics）這兩個術語。[7]
1970 年， Eugenio Coşeriu重新審視了索緒爾在語言描述中的共時性和歷時性區別，以地理方言型（diatopic）、社會方言型（diastratic）和情境型（diaphasic）來描述語言變異。[8][9][10]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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