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南方問題（意大利語：question meridionale），亦稱南意大利問題，是指南意大利與意大利其它地區相比社會經濟全面落後的問題，這一術語最早可以追溯到1873年，由當時的倫巴第地區國會議員安東尼奧·比利亞提出，指的是意大利的南方地區相較於一個統一的意大利的其它地區災難性的經濟情況[1]；自提出起，這一問題就備受學界關注，意大利的南北差距不僅僅是意大利國內的社會經濟問題，還是歐盟乃至整個發達國家內部最大的區域發展失衡問題。[2]
內容與表現
意大利的南北劃分存在不同標準，意大利中央統計局一般將意大利劃分為北、中、南三部分，而意大利憲法中南方進一步被細分為島嶼南部和大陸南部兩部分，在歷史上南北又可以以首都羅馬至佩斯卡拉的連線為界，連線以南的區域佔到意大利總面積的42%和人口的37%。對於問題涵蓋的內容，不同地域和學者有着不同理解，狹義上南方問題單單指產生於意大利統一以後南北的區域社會經濟差距問題，而廣義上則涵蓋了南北方生活習俗、文化傳統、自然條件乃至種族差異等因素。[2]
這一術語則是1873年由議員安東尼奧·比利亞提出，在1875年意大利政治、歷史學者帕斯夸萊·維拉里在《觀點》（L'oppione）上發表一系列文章呼籲關注南方的發展狀況，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次年隨後托斯卡納學者松尼諾和弗朗凱蒂就發表了對西西里島現狀的調查報告，後續有更多學者加入討論。從狹義角度看，這一現象主要出現在意大利統一前後，着重於經濟領域。廣義來看，這一問題的產生又不僅僅止於意大利統一的歷史背景，南北方各方面的差異由來已久，不少問題有着更為悠久的歷史淵源，例如南方知名的黑手黨則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在11世紀以前，意大利南方主要為東方的拜占庭、阿拉伯所影響，是故發展遠遠勝於蠻族治下的北方，隨後以佛羅倫薩共和國為代表的北方地區旋即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南方保持了原有的貴族-農民的社會形態，造就了工業北方、農業南方的社會經濟差異，自此南北格局再無逆轉，經濟發展差距越發顯著。[2]
南北的差異首先體現在經濟發展上。北意大利地理面積約佔全國的40%，集中了全國約46％的人口，GDP佔全國的59.4％，中意大利地理面積僅佔全國19.2%，人口約佔20%，經濟總量約佔全國22%，人均GDP略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而南意大利全國面積的40.8%，人口約佔34.1%，2018年GDP實際增長率僅為0.4%，低於全國0.9%的水平，人均GDP約為18900歐元，僅為全國人均GDP的63%。[4]
早在意大利統一時南北的差異就已經極為顯著，根據溫琴佐·羅西在1861年制定的國民收入分配表，意大利北方的工業發達地區，例如利古里亞、倫巴第、威尼托三個大區，人口僅僅佔全國總人口的1/3強，然而國民收入卻達到了全國的3/4，二三產業更是佔到全國的5/6，南北差異就極為殊異。由於南方缺乏礦產及基礎設施，對於南方的投資少之又少，因而南北差異越發顯著。[5]
至二戰時期，墨索里尼政府為保障戰爭供給在北方強制工業化，而南方在戰爭中更是淪為了主戰場，而到了戰後意大利政府幾乎將馬歇爾計劃的全部資金投入在北方；1938年到1952年間，南方人均收入降低10%，而北方同比增加了22%，差距在二戰前後進一步加大。同時北方的繁榮和南方的落後，驅使人們背井離鄉前往北方，加劇了南方的蕭條，南方也因此成為了犯罪和暴力的搖籃，黑手黨勢力猖獗一時。[6]
自統一以來，南方地區的社會相對北方長期處於不安定狀態。新生的意大利王國政府與地方權貴的合作忽視了廣大的農民階級，對於農民而言新政府即代表更高的稅收，而意大利政府與天主教會的對立並沒收教會土地，導致了地方原有的救濟機構破滅，種種原因之下南方開始頻繁出現匪亂，民匪組織劫富濟貧並受到了教會的支持，吸引大量農民加入，在剛剛統一的1860-1866年間，意大利政府不得不調集全國2/5的軍隊清剿土匪，其傷亡人數甚至高於整個統一戰爭的傷亡總數。南方的叛亂也改變了北方對於南方的觀感，北方越發反感南方並認為南方人民低人一等乃至於稱之暴民，而中央政府為控制暴亂越發加強中央集權引發地方反感，引發了地方的分裂主義運動興起。[7]
南北方的社會認同也在發生着微妙的變化，對於南方人的歧視一直普遍存在。在加富爾第一次到達南方時，他就驚嘆道：「這不是意大利，這是非洲！」一直以來，北方的統治者一直以一種解放的心態對待南方，卻對南方一無所知，但當南方的人民開始反抗時，立刻轉為文明對待野蠻的鄙夷心態，希望「文明化」原始的南方。時至今日，不少意大利人仍舊抱着看待第三世界的心態對待南方。而隨着種族主義在歐洲的興起，許多意大利人開始將種族因素認定為南方問題的癥結所在。例如1876年的意大利犯罪學家隆布羅索就將意大利人分為北部的日耳曼人、中部的拉丁人和南部的希臘、阿拉伯人，並統計出不同的犯罪數據，認為南方的人種具有先天遺傳的犯罪傾向，而這恰恰是導致南方問題的真正原因；而同時期的檢察官費利則稱南方的「黑人」種族低劣，因而更容易犯罪——這些學者的說法至今仍有影響。[7]
而在90年代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的政治危機曝光了其與南方黑手黨勢力之間的權力勾結與腐敗，許多人將南方視為國家邪惡之源泉，南方問題隨着民粹政治的興起重回大眾視野，1991年成立並活躍至今的北方聯盟黨就反對南方人和外來移民，是意大利右翼民粹的代表勢力。[8]記者Corrado Stajano在1990年一篇報道中指出意大利仍舊難以克服南方發展的巨大問題，並暗示意大利政府是通過輸送資金收買南方的犯罪組織來控制南方；這些說法也受到了北方民粹勢力的支持。[9]:112-114
根源
地理上，南方地區相對於北方遠離歐洲大陸市場，且自然資源匱乏，平原僅僅佔到全部土地的13%，不論自然資源還是地理區位上都不及北方優越。[6]:97
歷史上，南方長期由外國君主統治，保存了貴族的封建制度，保守勢力極為強大。統一初期，由於天主教會抵制新生的意大利，禁止天主教徒參加選舉，意大利大多數人口都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而宗教氛圍濃重的南方選舉人口遠遠低於北方，形成了意大利統治階級主要來自於北方的局面。長期以來，南方社會為把持莊園經濟的封建貴族和教會所壟斷，人民缺乏對於國家的認同意識，因而南方也成為了意大利分裂勢力的大本營[5]。統一以來，南方地區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在統一初期時期暴亂頻發，而二戰中作為戰爭的主戰場，戰後又成為歐洲左翼勢力的大本營，客觀上造成了南方的教育水準較低，眾多投資者遠離南方市場。[10]
同時在政治上，統一後意大利王國政府害怕國家因為地區差異而解體，是故專門任命皮埃蒙特人為主的北方人為地方首長，地方首長為取得地方支持往往就選擇和當地貴族、地主合作，打擊異己並扶植自身勢力，地方的地主豪強也藉由中央的權威穩定其在地方的地位，因而兩者形成了一種穩定的侍從關係，在此之下的廣大人民則受到地主與中央官員的雙重壓迫。而在議會政治中，意大利各級機構中，當權者通過向反對派或南方精英輸送利益，以換取他們在政治上的支持，形成一種所謂的「交換主義」的政治關係，而政府輸送給地方的利益往往會成為精英的獨利，廣大農民和無產階級都在這一過程中被忽視，因此南方的政治制度長期存在着系統性的失靈。[7]
出生南方的意大利經濟學家、政治家、前總理弗朗西斯科·薩維里奧·尼蒂（Froncesco Nitti，1868-1953）就強調南北差異根源在意大利統一後的政策，認為在1860年統一以前意大利半島各地區的工業發展並無顯著差異，大部分地區都屬於農業地區[11]:2。尼蒂在擔任總理以前長期批評歷屆中央政府的政策，將其視作南北方差距的根源，認為意大利王國的早期政府因為出自北方所以更注重北方的發展，僅僅將南方視為自己的「政治封地」，才導致了南方的現狀[12]。尼蒂在其研究中揭示了意大利王國在南北方稅收制度上的不平等，南方大城市的稅負壓力遠遠大於北方，同時也指責南方的權貴階層在此問題上的碌碌無為和缺乏誠實[13]。在他筆下，意大利王國的財政在統一前夕瀕臨破產，只能依靠「將皮埃蒙特人的財政結合（被統一的）其它國家的財政」來維繫[11]:30。在他之後的共產主義者葛蘭西更是直斥北方資產階級像對待殖民地一般剝削南方勞動人民[14]。
而英國歷史學家丹尼斯·馬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在《意大利史》中強調南北方的差距根源於皮埃蒙特王國在統一之前的工業化舉措。早在1850年代，也就是意大利統一前10年，以加富爾為首的自由主義精英就引領皮埃蒙特走向工業化道路，從而帶領國家達到當時的歐洲列強同等水平。1837年，皮埃蒙特以拿破崙民法典為基礎制定本國法典，後來這一法典隨着王國擴展至全國，為商業技術發展提供法律支持，並大大加強了王國的中央集權。皮埃蒙特還通過向海外派遣留學生學習到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從而促進了本國的軍工和基礎設施建設。至1859年統一前夕，皮埃蒙蒂一國所建設的鐵路里程就佔到了意大利半島的1/2，早在1860年代鐵路運輸範圍就能夠遠及巴黎。相比之下，南方的兩西西里王國正處於波旁王朝統治下，依舊維繫着傳統的封建農業社會，貴族地主無意發展工業，工業往往僅僅服務於王室，而農民的處境十分悽慘，缺乏飲用水，受到疾病困擾，更不用說識字和工作了，其平均收入也只有北方農民的一半。[15]
應對與現狀
意大利南方經濟發展水平長年落後於北部，意大利政府為吸引資金投向南方，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從50年代開始，意大利政府對南方開展了有計劃的大規模開發與扶持，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於社會環境秩序的治理不力、黑社會組織未完全根除、高等教育不夠普及等因素，社會安全問題、勞動力素質偏低成為制約南方開發的瓶頸之一。[4]
1950年意大利政府出台了646號法令，開始試圖振興南方。1950-1960年，意大利中央政府10年間每年投入1000億里拉，成立南方發展基金，該項基金在1952年增加到每年1250億，其中60%投入農業，剩餘的用於基礎設施建設，這一舉措改革了南方一直以來的土地制度，並改善了當地的基礎設施狀況。1958-1975年間，意大利政府開始鼓勵企業向重工業轉移，制定了一些優惠政策支持南方地區的工業發展，在政府的扶植下南方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工業體系。1975-1984年間，政府加強了南方地區中小企業的扶植。1985年至今，政府開始鼓勵南方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加大了掃黑除惡的力度，着力營造良好穩定的社會氛圍。在一系列舉措下，客觀上南方發展速度一度超越北方，快步進入了工業社會，但是南北的絕對差距仍舊相當明顯。[10]
近年來，意大利南北差距又加大趨勢。以2016年數據為例，最富有的西北部地區和最貧窮南部地區收入差距達到了7310歐元，而西北部地區人均收入增長了220歐元，而南部僅僅增長167歐元，在全國墊底。[16]
這一術語來自於中國學者蔡昉對於意大利政府扶植南方政策的批評，梅佐喬諾即指意大利的南方地區，他認為南北方差距的持續存在恰恰來自於政府對於南方的過多的政策性關照，在政府推動下一定時間內南方的經濟發展得到了長足發展，但在政府停止支持後，經濟又迅速回歸以往的頹勢，本質上南方雖然獲得了發展所需的物資資源，但由於其人才素質和社會體制沒有根本改變，因而難以保證其發展可持續性，南北差距始終難以抹平；他將這一理論應用於中國中西部的經濟中，表達了對中西部轉型的擔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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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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