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日語：倭寇），又稱八幡（日語：八幡），是指13世紀到16世紀左右侵略朝鮮、中國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日本海盜集團的泛稱， 歷史上該羣體成員的身份背景和組成，是多樣及複雜的。因中國古籍稱日本為倭國，故稱倭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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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倭寇除沿海劫掠以外，真正海盜惡毒行為不算特別多，主要其實是從事違法的中日走私貿易，在元朝、明朝早期以日本人為主，主要基地是當時日本的薩摩藩政權；明朝中晚期後，倭寇首領及基本隊伍，是以東南沿海地區華人佔主，比如《嘉靖東南平倭通録》已認為「真倭」只佔一部分，此外還有一些馬來人、暹羅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非洲人，組成相當多元[2][3]。後期被稱為「假倭」的集團，是來自朝鮮、中南半島、南洋地區的混編水手集團，和其他團體如汪直集團相互配合所形成的海商集團。隆慶開關貿易合法化之後就比較少鋌而走險了，全盛時期的倭寇，活動範圍遠至亞太各地深達內陸地區，較有名者有曾一本、林道乾、顏思齊、林鳳與鄭芝龍等人，這使得漢人逐漸登陸台灣，甚至有部分隊伍將基地設於九州，成為日本大名的海軍傭兵。此定義在近代，特別於十九至二十世紀大日本帝國向外擴張侵略時，開始引申成為遠東地區對日本人的貶義稱呼。[4][5][6]
「倭寇」一詞，來自高句麗廣開土王碑（西元414年）上的記載「倭，寇」某地。「寇」是動詞，即「倭人侵略」某地之意。後來「倭寇」二字作為名詞獨立，用以稱呼來自日本的侵略者。另一方面，在16世紀壬辰倭亂以及20世紀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朝鮮國及中國的一些人稱呼侵略當地的日本軍為「倭寇」或「日寇」。在中國的排日風潮中，「倭寇」和「日寇」更成為敵視日本人的用語。
16世紀的日本海盜
雖然同被稱為倭寇，但兩者的成份分別很大。根據年代大致可以分為「前期倭寇」及「後期倭寇」。後期倭寇基本上是中日混編隊，起因為明朝的海禁政策。
前期倭寇是以日本海盜為主，目的是為了報復蒙朝聯軍的侵略和女真海盜的擄掠然，然而在此之前高麗史就已經有「倭寇金州」的記載。
到了元日戰爭時，倭寇主要的攻擊範圍在當時臣服於元朝的高麗，由於臣服於元軍的高麗軍隨元世祖忽必烈兩度侵略日本，因此前期倭寇對於朝鮮沿海進行含有報復式的海盜行為。朝鮮史取對馬島、壹岐島、平戶島三地之名，稱為「三島倭寇」（以平戶藩松浦家為核心）。元史卷099和新元史卷099中都有倭寇騷擾元朝浙江省的記載。
後來日本進入南北朝的分裂狀態，倭寇的活動也由於政府管制力減弱而加劇。由於前期倭寇對於日本與明朝、高麗貿易造成破壞，初成立的明朝政府對日本南朝發出討伐倭寇的要求，隨後敕封討寇有功的南朝征西將軍宮懷良親王「日本國王」（後醍醐天皇之子）的稱號。之後北朝（室町幕府擁立）統一南朝後，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再度進行討伐，隨後受封為新的「日本國王」。
朝鮮王朝的開國君主李成桂因為討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聲望和勢力，後來進行政變取代高麗王朝建立朝鮮王朝。之後隨着明朝與日本間勘合貿易的盛行，以及對馬島與朝鮮半島之間的貿易開放，前期倭寇也逐漸式微。前期的日本人為主體的倭寇，被稱為「真倭」；戚繼光《紀效新書》倭寇的盔甲、武器、劍術戰法描述的非常清楚。
後期倭寇基本上是中日混編隊，因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從而沿海地區之民衆不得從事海上經商，故而大部分的晚期倭寇都是些走私行商不成，最後被朝廷逼成倭寇的南方漢族商人。故此，明晚後期的倭寇亦可分成兩方面：
於16世紀，正在掠奪財物的倭寇，《倭寇圖卷》局部。
- 一方面以日本人為主體的倭寇組織繼續存在且達高峰，是爲真倭，戚繼光在《紀效新書》將倭寇的裝備、武器、劍術戰法描述的非常清楚，和官府對決的戰鬥確實以精湛的日本劍術，這些日本武術的海盜甚至擁有一攻五的好武藝。由於嘉靖二年發生在浙江因爭貢事件的寧波之亂和日本因應仁之亂後發生的一連串動盪，使得海盜的活動再次活躍起來，為此日本頒佈倭寇取締令作為限制。名古屋學院大學教授鹿毛敏夫是日本倭寇史專家，他多年研究結論認為1550年後的16世紀後期日本北九州實質統治者大友宗麟就是倭寇行動的實質總指揮並提供物質武器，[5]此能合理解釋日本倭寇成建制化的軍事色彩，以及在當時生產力落後的古代數量如此多的大船與火炮、精鐵刀劍這種軍備已經不是一般盜匪或商業勢力能辦到，背後需要有大名等級政治力量的真相，當時也是歷史上鬧倭寇最高峰且戰力最強時期。
- 《抗倭圖卷》一畫在日本廣為周知成為研究史料甚至編入中學教科書的倭寇篇章，根據紅外線掃瞄的清晰化技術發現其中船隻上的旗幟原文是日本「弘治」年號及相關標語，與其多年研究的眾多史料相符。鹿毛敏夫結論認為當時大友宗麟為主的一小批大名以「遣明使」船名義建造艦隊並出海，[5]確實有時也拜訪明朝廷進貢和獲取回禮，但有時回程或進貢被拒時就前往東南沿海進行劫掠，是一種官匪一體策略以獲取財富壯大自身在日本官場的勢力，當時搶得的明朝銅錢在日本可直接流通的背景也促成這種利益，這就是最大股最精銳的倭寇由來與真相。[5]
- 另一方面以中國東南沿海發展起來的海盜，是為假倭。自明成祖發動內戰，遷都北京，以及嘉靖後的圍堵的政策，形成一股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報復性侵擾勢力。由於這些南方人體型上也比北方人矮小，比北方人更難與日本人區別，所以沿用「倭寇」這名詞來稱呼由日本人與南方中國人所組成的海盜集團例如較龐大知名的王直團夥，而王直背後合作夥伴也有九州日本大名，甚至最後將基地搬到長崎縣。後期一些小倭寇集團的海員以混編組成，有不少是南方中國人、朝鮮人以及其他東亞民族，其中更不乏有鎮守海疆的軍官參與[7][8]，並產生日本人只佔少數的海盜集團[註 1]。
- 從明太祖洪武年間開始，日本倭寇即不斷寇邊，明朝即執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間對海外通商，但是官方的朝貢貿易（也叫勘合貿易）依舊合法。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亦刺激了這種朝貢貿易的發展。明政府是期望用朝貢貿易滿足外國人的通商需求，從而替代民間的私人貿易，以達到海禁之目的。然而，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民眾長期依靠海外貿易謀生，海外商人亦對中國產品有巨大需求，故私人貿易不可能禁絕，而且轉為走私。明代中葉，隨着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對外貿易更加頻繁。但後來到了嘉靖二年（西元1523年）爆發了寧波之亂，加上稍早時，葡萄牙人入侵發生了屯門之戰與西草灣之戰，此後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機，明朝遂宣佈中斷一切貿易，期望以圍堵的政策來減輕倭寇的威脅。
- 後期倭寇的發展上，明商人王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曾上書朝廷請求開海禁被拒絕後，找上日本九州大名勢力合作把基地設在日本的平戶藩，以反對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國人為基礎，與日本人、佛朗機人合作進行走私，在後期倭寇中頗為知名。胡宗憲、戚繼光與俞大猷等人都曾參與討伐倭寇的軍事行動。《明史日本傳》有云：「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
- 15世紀半至16世紀，他們活動舞臺為中國沿岸、東南亞方面，成員以華人及朝鮮人為主，被稱為「假倭」。此時期倭寇發生的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國的生產力增加，但卻施行海禁政策。史書所見的最後倭寇，在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推其禍始，乃由閩、浙沿海奸民與倭為市；而閩浙大姓沒其利，陰為主持，牽連以成俗。當時撫臣朱紈欲絕禍本，嚴海禁；大家不利，連為蜚語中之，而紈驚死矣。紈死而海禁益弛，於是宋素卿、王直、陳東、徐海、曾一本、許恩之流爭挾倭為難。自淮揚以南至廣海萬餘里，無地不被其殘滅，而閩禍始慘矣」。更有甚者，為部分沿海明民苦於生計鋌而走險，出海走私南洋一帶，地方官府為掩飾社會問題，捕獲後一概以「倭寇」之名處刑。明史《籌海圖編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中提道：「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不過數千，其餘則皆中國赤子無賴者入而附之耳。」
東京大學教授田中健夫提出一種說法，1370年到1390年初早期倭寇襲擊的大幅增加是因為新加入的高麗賤民群體[9]。田中亦提出還有純由朝鮮人組成的倭寇集團[10]。另外，他還提出朝鮮王朝當時借着倭寇的外患為由整頓內部，確立了國家體制[11]。
朝鮮《世宗實錄》（二十八年十月壬戌）亦曾記載「然其間倭人不過一二，而本國民假著倭服成黨作亂」。[12]
明朝與高麗、朝鮮王朝都曾經對室町幕府要求取締海盜行為。明朝甚至於與日本發展了勘合貿易，日本足利幕府對明朝稱臣受封為日本國王。而朝鮮王朝以倭寇根據地名義進攻對馬島也是受到倭寇的影響。
日本室町時代到江戶時代的海盜船通稱為「八幡船」，這是由於倭寇多半信奉武神八幡大菩薩，並繪製旗幟，上書「南無八幡大菩薩」七字，代表神明庇佑的香火與船舶的號記。
倭寇的根據地包括日本的對馬島、壹岐、平戶島、五島列島，以及中國、朝鮮半島的沿海島嶼。荷蘭人未到臺灣之前，臺灣也是倭寇的活動據點。
- 阿只拔都
- 松浦隆信
- 許棟
- 汪直，或作「王直」
- 李旦，西洋人稱為「Captain China」，一作「China Captain」（中國船長）。
- 顏思齊，西洋人稱為「Pedro China」（中國彼得）。
- 鄭芝龍，西洋人稱為「Nicholas Iquan」（尼古拉·一官）。
朱傑勤,黃邦和;張勁草,林遠輝,張祥暉. 中外关系史辞典. 湖北: 湖北人民. 1992.
林仁川. 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M].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7.
田中 (1997) 田中說，當時日本有南北朝內亂，朝鮮半島也處於相同的混亂中，所以日本人和高麗・朝鮮人賎民的國家意識稀薄，才會出現這種狀況。
- 宋希璟：《老松堂日本行錄》（宋希璟是朝鮮國的駐日使節。這本《老松堂日本行錄》是他在日本的見聞錄。當中有記載足利義持時代的倭寇活動記錄。）
- 陳文德：《鄭芝龍大傳》；遠流：ISBN 957-32-3482-3
- 伊藤亜人他監修，平凡社編『朝鮮を知る事典』平凡社、1986年
- 稲村賢敷『琉球諸島における倭寇史跡の研究』吉川弘文館 、1957年
- 高橋公明「中世アジア海域における海民と交流－済州島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33、1987年
- 佐藤進一『日本の歴史(9)、南北朝の動亂』中央公論社、1974年
- 田中健夫『倭寇－海の歴史』教育社歷史新書、1982年
- 田中健夫「倭寇と東アジア通行圏」『日本の社會史』一＜列島內外の交通と國家＞岩波書店、1987年
- 田中健夫『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國際認識』吉川弘文館、1997年、第一「倭寇と東アジア通交圏」及び第二「相互認識と情報」。
- 朝鮮史研究會 編著，旗田巍編修代表『朝鮮の歴史』、三省堂、1974年
- 濱中昇「高麗末期倭寇集団の民族構成－近年の倭寇研究に寄せて－」『歷史學研究』第685號、1996年
- 村井章介『中世倭人伝』岩波新書、1993年
- 歷史教育研究會（日本）歷史教科書研究會（韓國）編『日韓交流の歴史』明石出版、2007年
- 沈仁安『中國からみた日本の古代』藤田友治、藤田 美代子訳、ミネルヴァ書房、2003年
- 斉藤満「征西府とその外交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泉』71號、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