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和蘇聯的乾旱和饑荒在其整個歷史中早已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常常由政治或經濟不穩定、環境問題和戰爭而導致人道主義危機。乾旱和饑荒在當時俄國和蘇聯非常有規律，饑荒幾乎每十到十三年發生一次，乾旱則每五至七年。戈盧別夫和德羅寧根據生產地易遭受乾旱情況來區分出三種乾旱地區：中央（在伏爾加河盆地、北高加索地區、中央黑鈣土地區）、南部（伏爾加河、伏爾加-維亞特卡地區、烏拉爾地區、烏克蘭）以及東歐（西部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帶和東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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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世紀的乾旱與饑荒
《Nikonian紀事》撰寫於1127年和1303年之間，其中饑荒時期的記錄不少於11年。[1]
1315–1317年大饑荒影響了歐洲大部分地區，包括俄羅斯的一部分，[2][3]以及波羅的海國家。[4]
在17世紀初發生1601-1603年俄國大饑荒，據估計約造成200萬人死亡（約佔總人口的）。
20世紀前最嚴重的一次饑荒為1891—1892年俄國飢荒，導致約375000至500000人死亡，死因主要為飢餓以及相關疾病。此次饑荒的成因主要為大規模的秋季乾旱導致農作物歉收。政府嘗試通過減輕災害的影響來增加民眾對政權的信心和緩和沙皇制度後期的政治不穩定狀況，但最終失敗。[5]
20世紀的乾旱與饑荒
戈盧別夫和德羅寧的報告給出了1900年-2000年俄羅斯的大饑荒時間點[6]
- 中央：1920年、1924年、1936年、1946年、1972年、1979年、1981年、1984年；
- 南部：1901年、1906年、1921年、1939年、1948年、1951年、1957年、1975年、1995年；
- 東部：1911年、1931年、1963年、1965年、1991年。
1905年俄國革命的失敗影響了糧食的產量，限制了食品供應。在俄羅斯革命和俄國內戰期間，總的農業產量在下降。 和1913年的8.01千萬噸農產量相比，1920年的農產量僅為4.61千萬噸。到1926年，才幾乎恢復到戰前的水平，達到7.68千萬噸[7]
1921年俄國大饑荒
1920年代早期會看到一系列的饑荒。蘇聯的第一次饑荒發生在1921-1922年並獲得了廣泛的國際關注。受影響最大的地區是歐洲俄羅斯的東南部地區，包括伏爾加河區域、烏拉爾共和國和烏克蘭。估計有16萬人可能受到影響和高達5萬人死亡。[8][9] 南森 榮獲1922年 諾貝爾和平獎，部分原因是他在俄羅斯擔任救濟事務高級專員期間所做的工作。[10] 來幫助蘇聯饑荒的組織有國際拯救兒童聯盟和 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11]
在鼎盛時期，ARA僱傭了300名美國人，12萬多名俄羅斯人，每天為1050萬人提供食物。ARA的醫學部從1921年11月到1923年6月運作，幫助克服了當時肆虐俄羅斯的斑疹傷寒。ARA的饑荒救援行動與俄羅斯規模小得多的門諾派教徒、猶太和貴格會教徒的饑荒救援行動同時進行。[12][13]
ARA在俄羅斯的業務在1923年6月15日被關閉，原因是發現俄羅斯竟進行糧食的出口貿易。[14]
1932-1933年蘇聯饑荒
蘇聯第二次大饑荒發生在30年代的蘇聯農業集體化。主要原因包括1932 - 33沒收的糧食和其他食品，蘇聯當局造成了饑荒和超過四千萬人的受到影響，尤其是在南方的 頓河 (俄羅斯)也和 庫班地區和烏克蘭，根據不同的估計，數百萬人餓死或死於與饑荒有關的疾病(事件稱為烏克蘭大饑荒)。[15]哈薩克斯坦的饑荒可能是最嚴重的，那裏半游牧牧民的傳統生活方式最受蘇聯的農業策略的干擾。[16]
關於烏克蘭大饑荒是政策的巨大失敗還是蓄意的種族滅絕行為，仍然存在爭議。[17]羅伯特·康奎斯特認為，這場饑荒不是斯大林故意造成的，但「隨着饑荒迫近，他本可以阻止這場饑荒，但他把「蘇聯利益」放在了「餵飽饑民之外」——從而有意識地助長了饑荒」[18]。米高·埃爾曼對饑荒的分析發現，「有一些證據表明，在1930-33年……斯大林也用飢餓在他對農民的戰爭中」,他稱之為「有意識的飢餓的政策」,但總結說,有幾個因素，主要關注領導層的罪責，繼續把集體化和工業化置於防止大規模死亡之上。[19]由於他們列寧主義的立場，認為飢餓是「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進步政策的必要代價」，因此沒有把饑荒看作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又因為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來緩解饑荒，因此只做了有限的救濟工作。[20]
同樣，馬克·陶格得出的結論是，饑荒不是有意的種族滅絕，而是失敗的經濟政策的結果:
儘管1932年的低產可能是一個緩和的環境，但政權仍然要為蘇聯人民在30年代早期的貧困和苦難負責。這裏提出的數據比以往提供的數據更精確地衡量了集體化和強迫工業化的後果;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這些數據表明，這些政策的影響比人們想像的還要糟糕。然而，他們也指出饑荒是真實存在的，是經濟政策失敗的結果，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結果，而不是針對烏克蘭人或其他種族群體的「成功」國家政策的結果。[21]
加拿大共產黨黨魁道格拉斯·托特勒也提出了有爭議的論點，即饑荒是由於富農的行為而使饑荒更加嚴重的。富農是斯托雷平改革後富裕起來的農民階層，他們中的許多人焚燒莊稼，殺死牲畜，而不是把土地和牲畜交給集體。[22] 托特勒的書曾遭到嚴厲批評。 在新共和國寫作的戴維·帕特里卡拉科斯將其稱為「修正主義」，並將其與蘇聯的宣傳進行了比較。[23]。 哈佛大學前教授弗蘭克·西辛指出，「這本書很可能是在蘇聯編纂的」，由蘇聯贊助，是對羅伯特·康奎特的著作《悲傷的收穫》的發行的回應，該書認為饑荒是人為造成的。[24]
1932-1933年饑荒對人口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除了與饑荒相關的直接和間接死亡外，還有大量蘇聯公民的國內遷徙，他們往往是為了逃離饑荒肆虐的地區。出生率的突然下降給蘇聯的長期人口增長造成了。永久性的「創傷」，其方式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似，但沒有後者那麼嚴重。
蘇聯人死於1932年至1933年饑荒的估計數字相差很大，但通常是數百萬人。[26][27][28]瓦蘭等人估計，這十年的災難最終導致了生育率的急劇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他們的估計表明，總損失約為460萬人，其中90萬人是由於被迫移徙，100萬人是由於出生不足，260萬人是由於特殊死亡原因。[29]集體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長期後果意味着蘇聯1989年的人口是2.88億，而不是3.15億，比沒有集體化時低了9%。[30]除了死亡，饑荒還導致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約30萬哈薩克族游牧民族在饑荒期間逃到了中華民國 (大陸時期)、巴列維王朝、蒙古人民共和國和阿富汗王國。[31][32]
雖然在1932-1933年間，饑荒發生在蘇聯的各個地方，例如哈薩克斯坦[33]、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部分地區和伏爾加德意志人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34]但烏克蘭大饑荒這個名字是專門用來描述發生在烏克蘭人和北高加索哈薩克人聚居地的事件的。
烏克蘭大饑荒的遺留問題在當代烏克蘭仍然是一個敏感而有爭議的問題，在該國，它被政府視為種族滅絕行為，通常被認為是該國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 [35] [36] [37] 烏克蘭大饑荒問題是否是故意的種族滅絕行徑，一直是俄羅斯聯邦和烏克蘭政府之間的爭端主題。 俄國現代政府一般都試圖解除其與饑荒之間的聯繫，並輕描淡寫。 [38] [39] [40]
二次大戰期間
在納粹德國圍攻列寧格勒期間，多達100萬人喪生，而更多的人則餓死或挨餓，但倖存了下來。 德國人試圖餓死列寧格勒以打破抵抗。 飢餓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糧食供應被切斷，嚴格的配給被強制執行。 城裏的動物被宰殺和食用。 食人事件的報道。 [41] [42]
1946年－1947年蘇聯饑荒
蘇聯的最後一次大饑荒主要發生在1947年，原因是集體化，戰爭破壞，1946年該國超過50％的穀物生產區遭受嚴重乾旱 ，政府的社會政策以及穀物儲備管理不善。 主要受影響的地區是摩爾多瓦和烏克蘭東南部的德涅斯特河。 [43] [44] 可能有100,000至100萬人喪生。 [45]
1947年至今
1947年以後沒有發生大饑荒。1963年的乾旱導致牲畜遭到屠殺，但並未發生饑荒。那年之後，蘇聯的進口牲畜飼料和穀物的量開始增加。 [46]
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偶爾出現飢餓和糧食安全問題。[47]1992年，俄羅斯聯邦境內的卡路里攝取量顯著下降。[48]從2010年7月到2015年，俄羅斯和烏克蘭都遭受了一系列嚴重乾旱。[49]2010年的乾旱使俄羅斯的小麥產量下降了20％，隨後導致暫時禁止穀物出口。[50]
相關資料
- 亞歷山大·沙赫瑪托夫（Aleksey Shakhmatov）
- 亞歷山大·勃洛克
參考文獻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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