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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恩斯經濟學（英語：Keynesian economics），或凱恩斯主義（英語：Keynesianism），凱恩斯理論（英語：Keynesian theory），是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思想基礎上的經濟理論，主張政府應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透過增加總需求來促進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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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認為，總體的經濟趨向會制約個人的特定行為。18世紀晚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建立在不斷發展生產從而增加經濟產出，而凱恩斯則認為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發，他認為維持整體經濟活動數據平衡的措施可以在總體上平衡供應和需求。因此，凱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凱恩斯理論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被稱為總體經濟學，與以注重研究個人行為的個體經濟學相區別。
凱恩斯經濟理論的主要結論是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自動機制。這與古典主義經濟學所謂的薩依定律相對，後者認為價格和利息率的自動調整會趨向於創造完全就業。試圖將總體經濟學和個體經濟學聯繫起來的努力成了凱恩斯《通論》以後經濟學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領域，一方面個體經濟學家試圖找到他們思想的總體表達，另一方面，例如貨幣主義和新興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試圖為凱恩斯經濟理論找到紮實的個體基礎。二戰以後，這一趨勢發展成為新古典主義綜合。
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假設和理論中的問題日益明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是較早察覺到這些問題的思想家之一。凱恩斯質疑當時經濟學上的兩大支柱：首先貨幣是否必須要有一個牢固的基礎，一般用的是金本位，其次就是薩依定律所認定的，如果需求減少，則供應或者價格也會相應減少，從而重新達到平衡。
凱恩斯自己與倫敦的布盧姆茨伯里區有着緊密的聯繫，而且陶醉於改變人們思想的氛圍。正是這一經歷和凡爾賽條約的簽訂使他最終決定與傳統理論決裂。1920年他寫出《和平的經濟後果》，文中闡述他認為的凡爾賽條約的整體經濟後果，而且確立了他作為一個有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的實際從政經驗的經濟學家的地位。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國家權力和整體經濟趨勢的效應的文章，發展了貨幣政策不僅僅是一個固定的參照物的理論，他越來越相信經濟系統不會自動地沿着一個曲線即經濟學叫所謂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前進。可是他既沒有找到證據，也沒有找到一個形式來表達這些思想。
30年代晚期，全球化的經濟系統開始衝擊英國——當時居於中心地位的國家。為了利用競爭優勢，英國按照自由貿易政策，從其它地方進口食品和其他低價值商品，並用節約出來的勞動製造高價值的商品用於出口。
這一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的應用使英國達到了帝國的顛峰，並控制了包括印度、埃及和廣闊的殖民地以及其經濟和軍事上不同英國的盟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隨着德國經濟的崩潰和超通貨膨脹的來臨以及後來被稱為大蕭條的全球生產衰退的到來，對金本位，經濟自動調整的特性以及以生產帶動經濟的模式的批評開始浮出水面。數十個不同的學派爭奇鬥豔。凱恩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傳播着一個簡單的觀點：大蕭條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三十年代的時候在生產和投資領域有一股投機的風潮——當時的工廠和運輸網絡遠遠超出了當時個人的支付能力。
對「需求不足」的重視和他創造的允許政府能夠調控經濟中的關鍵組成部分的形式使當時的眾多年輕經濟學家接受他的理論和方法。
也有眾多的經濟學家反對他的理論，認為導致蕭條的根源不是需求的缺乏，而是對商業的信心；所以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削減政府開支，從而恢復對重返金本位的信心。
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通論（The General Theory）》，正式提出宏觀經濟學觀念。凱恩斯主張政府應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以抵銷短期經濟循環對於人民就業及收入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凱恩斯的理論是在1930年代提出，當時為大蕭條時期，不僅有長期與大量失業問題，也有通貨緊縮的問題，因此貨幣政策已無法刺激經濟復甦，凱恩斯因此認為要以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來解決大蕭條。但是凱恩斯的政策同時也會造成政府預算赤字，因此也成了質疑與爭議的焦點。凱恩斯認為，為了降低嚴重的失業問題，財政赤字是可以容忍的，等到經濟復甦了，生產、就業及收入自然會增加，也將增加政府的稅收，屆時財政赤字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凱恩斯不認同古典經濟主義的自由放任態度。凱恩斯認為人民會因為經濟蕭條及失業而受苦，凱恩斯說了一句名言：「如果從長期上來看，那我們就都是死人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凱恩斯認為生產和就業的水平決定於總需求的水平。總需求是整個經濟系統裏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總量。在個體經濟理論中，價格、工資和利息率的自動調整會自動地使總需求趨向於充分就業的水平。凱恩斯指出當時生產和就業情況迅速惡化的現實，指出理論說得再好，事實上這個自動調節機制沒有起作用。問題的關鍵在於「需求不足」是否存在。根據古典主義經濟理論——《通論》以前實踐中常用的說法——需求不足只是衰退和經濟混亂的症狀而不是原因，因而在一個正常運行的市場中是不會出現的。
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在一個經濟體系中達到充分就業的關鍵是兩點：一是供應和需求的相互作用決定商品的價格，價格的不斷變動反過來導致供應和需求的平衡；二是這個系統創造的新的財富可能會被保存起來用於將來消費或者用於投資將來的生產，同樣有一個供求機制決定着這個選擇。存款的利息率遵循同價格一樣的機制，即它是貨幣的價格。
即使是在「大蕭條」最嚴重的年份，這一理論仍然把經濟的崩潰解釋為缺乏有力的刺激生產的機制。所以合適的辦法是將勞動的薪資價格降低到維持生存的水平，導致勞動價格下降，從而購買力（就業率）就會回升。沒有作為工資付出的資金將會轉化為投資，也許是在其它的新產業。關閉工廠和解僱工人也是必須採取的辦法。其它關鍵的政策措施就是平衡國家預算，可以通過增加稅率達成或者通過削減財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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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後期開始諸多國家爆發的經濟危機顯示凱恩斯的理論有過於簡化和低估的因素，形成理論的漏洞：
- 勞工薪水降低或是停滯，多餘的錢落入資本家口袋中後並沒有創造更多就業，因為更多「投資」不代表更多「就業」，投資可能是投機性的金融遊戲或是房地產的炒作，也有可能是害怕虧損而靜態放置在低利率標的上的資金，這些都不會大量產生工作機會。
- 就算投資實業的資本家也可能創不出太多就業，因為很多新興行業是走精兵政策而不需要勞動大軍，例如一億美金開設的紡織廠需要5千名員工；但同樣一億美金開設的軟件公司可能只要1百名員工。最後導致總就業率並無上升，大量中產人口落入無工作的赤貧同時帶動了少量中產人口上升至富豪，社會財富結構開始逐漸扭曲。[1]
- 忽略結構性失業的殺傷力，在分工越精密的先進社會，「隔行如隔山」的效應會不斷最大化，不像早期工業時代製鞋廠被開除的員工可以輕易流動至火柴廠上工，因為越原始的工業越不依賴需要長期訓練的專業能力，現今社會中被開除的軟件工程師無法去金融業找工作，反之亦然，因為需要的學歷和專業力已經不是公司老闆開一週訓練班就能培養的，有心學習新技能的員工也必須付出數年的時間重回學校，期間要背負長期無收入的壓力、學費壓力及未來就業環境又改變的風險，這形成了一種無形壁壘加大了結構性失業的嚴重度。
- 誤認為「總需求」可以無限制提升，凱恩斯並沒有提出當有一天總需求停滯時將怎麼處理，理論假設人會一直有新項目的需求產生而生出更多新產業的新工作機會，但是隨着科學技術進步和機械自動化，滿足同樣需求所需僱用的勞工數量日少，例如1950年每月要生產一萬輛汽車可能需要3千名員工，到了2010年因為大量電腦化及機械化，只要2百人就能操作一間同產量工廠。所以產生新產業新需求的速度必須加快才能彌補缺額，然而大量低薪或失業的人由於沒有錢消費會導致總需求的下降或無法表現，從而抑制新產業工作的出現，開始掉入惡性循環或停滯性循環。[2]
- 在政府不監督勞動權益情況下，凱恩斯提出的理想無法達成。
- 凱恩斯部分著作
- 顧昕：〈社會凱恩斯主義與中國共用品政轉型〉（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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