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萬·克利馬，常譯伊凡·克里瑪（捷克語：Ivan Klíma，1931年9月14日—）原名伊萬·考德斯（Ivan Kauders），捷克小說家、劇作家，通過《被審判的法官》等小說和《城堡》等劇本反對強權政治，號召民主與正義，其作品被禁止出版達20年，只能夠以秘密出版物的形式流傳。克利馬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捷克作家之一，其作品被翻譯為30餘種言文版本[1]。
| 伊萬·克利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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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萬·克利馬，攝於2009年5月 | |
| 出生 | 伊萬·考德斯 Ivan Kauders 1931年9月14日 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 |
| 職業 | 小說家、劇作家 |
| 母校 | 布拉格查理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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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克利馬的雙親都來自於猶太家庭，但都不認為自己是猶太人。克利馬的父親威利姆·克利馬是名工程師，相信技術無國界，而母親則認為自己是捷克人。1938年德國通過《慕尼黑協定》進佔蘇台德地區，這給剛七歲的克利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後來回憶說「我記得希特拉的名字突然出現在家庭談話中，感到它的後面潛藏着不知羞恥的殘忍。」二戰爆發後，對猶太人迫害不斷加劇，克利馬被禁止上學，他的朋友們紛紛被送去波蘭的集中營，非猶太人的孩子開始迴避他。克利馬索性不出門躲在家中讀書，對一本用散文體改寫的《荷馬史詩》很感興趣，很喜歡其中的赫克托爾[2]:12-14。
1941年11月，克利馬的父親接到傳票，前往泰里茨集中營（Theresienstadt concentration camp）。12月9日，十歲的克利馬和母親也受到了傳票，他們只能將年僅三歲的弟弟託付給別人，當天下午就到集中營報道。泰里茨集中營里的人每天不斷在和飢餓和疾病鬥爭，大量的人死去，還有大量的人被不斷地送往奧斯威辛等集中營；克利馬年齡相仿的朋友們全都進了毒氣室，他和父母幸運地活了下來。克利馬後來寫道：「知道你明天很可能被殺掉，這會引起你對生活的強烈渴望，知道某個與你談話的人，一個你喜歡的人，明天就要被殺掉，你會有種內在的恐懼」，抱着對生活的強烈渴望和對死亡的恐懼的克利馬在集中營里開始了寫作，他寫過一首關於自殺的詩和三篇布拉格隨筆，還計劃寫一部關於美國西部的小說[2]:22-24，他在集中營里一直待到了1945年5月蘇軍解放當地為止。
走出集中營的克利馬進入文科中學就讀，1952年初進入布拉格查理大學語言系，他發現課程充滿了約瑟夫·斯大林論語言的觀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和對薩特、約翰·斯坦貝克、威廉·福克納和亨利·米勒等作家的批判。克利馬對這些感到排斥，他開始寫一篇關於卡雷爾·恰佩克的文章。由於恰佩克堅決反對法西斯主義但也反對共產黨，政府對他的態度是矛盾性的。克利馬就以《恰佩克反法西斯的鬥爭》為題，得以閱讀大量資料，了解了恰佩克和托馬斯·馬薩里克等一批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國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和民主自由思想[2]:33-34。克利馬畢業後到捷克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花朵》雜誌擔任編輯，同時為《文學報》等刊物撰寫文學和社會評論文章。1963年起克利馬擔任《文學報》副主編。他從1964年起開始創作戲劇，批判社會現實的《城堡》一劇頗受歡迎。1967年6月，在第四次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大會上，克利馬在內的一批作家對當局的政策提出批評，要求進行改革，他因此被開除出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3]。
1968年，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終結，克利馬當時正在倫敦訪問，他執意回到了國內，認為「對於作家而言，流放是一種致命的決定，因為你失去了和自己語言的聯繫，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和社會的聯繫」[4]。1970年克利馬前往美國密歇根大學擔任訪問教授，他的家人也和他一起來到美國，參與了他的戲劇《城堡》在校園裏的推廣活動，很受學生的歡迎。訪問到期後，克利馬收到美國多所學校的教職邀請。此時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局勢十分緊張，克利馬的朋友均勸他不要再回去，但他又堅持回國，隨即失去了工作[5]。為了生計，克利馬做過救護員、送信員、勘測員等工作，同時作為自由撰稿人寫作。他的作品完全遭到禁止，只能以「地下文學」的形式在讀者中流傳[6]。
1989年捷克天鵝絨革命之後，克利馬的作品才可以出版發行。2002年10月克利馬獲得了捷克共和國傑出貢獻獎章，他的朋友，同時也是捷克共和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為他頒獎，不久克利馬又被授予卡夫卡獎[7]，他是該獎的第一位捷克籍獲獎者。
主要作品
- 《名叫希望的船：兩部小說》（Ženich pro Marcelu，1969）
- 《我快樂的早晨，布拉格故事》（1985）這部小說採用了一種鬆散的結構，敘述了一周內發生的七個獨立故事，以一個中心人物所從事的不同工作為基點，將周圍的人統攝進去。小說以六十年代末那場舉世聞名的政治動盪後令人窒息頹唐的時代為背景，通過「我」，一個蘇軍入侵後失去工作、混跡於社會底層的作家的視點，勾勒出一幅世俗社會的眾生相[6]。
- 《愛情與垃圾》（1986）
- 《我最初的幾段愛情》（1990）獲得埃根·霍斯特洛夫斯基獎（Egon Hostovsky Prize）
- 《被審判的法官》（Soudce z milosti，1991），這部作品不但檢驗了在以「人民意志」為最高準則的社會中的所謂「正義」，而且深入剖析到納粹佔領捷克時期和蘇聯解放捷克後的經驗，也談到了在性與婚姻掩蓋下的背叛行為。
-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1994年）。小說的主題是人們如何迎合國家壓迫對他們的家庭和藝術的干預，最後深化到國家壓迫如何左右他們的靈魂。
- 《我的金色交易》（1994）
- 《一日情人》（1999）
- 《沒有聖徒和天使》（1999）
評論家認為克利馬的戲劇受皮蘭德婁和哈羅德·品特影響較多，和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風格相近，以出人意料的逆轉和悲喜劇元素的雜糅為特點，反映出現實的荒謬[8]，但由於政治原因，克利馬的劇作完成後長期無法上演。
- 《布拉格精神》（1994）
- 《卡雷爾·恰佩克，生平和作品》（2002）
- 《我的瘋狂世紀》（2009）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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