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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庫普林(俄語: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Купри́н;1870年9月7日—1938年8月25日),俄國小說家。他與當時熱心於文學實驗的許多作家不同,多以自身經歷和接觸到的真人真事為基礎進行創作,即收集「罕見的人們精神的奇特表現」[1],主要作品有反映軍隊生活和矛盾衝突的中篇《決鬥》,反映工人悲慘生活的《摩洛》、描繪美好愛情的短篇《阿列霞》、取材神話傳說的中篇《石榴石手鐲》和反映妓女悲慘生活的長篇小說《亞瑪街》。他作品中適當的敘事節奏,縈繞着的細膩美好的情感,表露出的對小人物和弱者的深切同情,使他至今仍有大量的讀者[2][3].
庫普林的父親伊萬·伊萬科維奇·庫普林是縣裏的一名文書,母親柳波芙·阿歷克西夫娜·庫普林娜出身於失去領地的韃靼貴族家庭,庫普林一直為自己有韃靼血統而自豪。他不到兩歲時,父親死於霍亂,母子兩人只得到莫斯科的遺孀之家居住,生活十分困苦。1876年庫普林被送入收養孤兒的拉佐莫夫斯基寄宿學校就讀,1880年進入莫斯科第二武備中學[4],這一段軍校生活十分灰暗,庫普林常被高年級的學生欺負或是被教師用樺樹條責打,他後來回憶道「我沒有童年」「對少年軍校里樺樹條的記憶縈繞着我的餘生」[5]。
在少年軍校的八年中,庫普林在教師蘇克哈諾夫的引導下,對文學發生興趣,寫了很多詩,其中既有熱心於政治動態的部分,也有表達自己的悲傷和無助的篇章。1888年庫普林進入亞歷山大軍事學院深造,1889年他以女歌手卡德米娜在舞台上自盡為素材寫了第一篇小說《最後的首次表演》。1890年畢業,被編入駐紮在波多爾省的步兵團,授予少尉軍銜。之後的三四年間庫普林目睹了現實軍隊的真實面貌,創作了一些反映軍人生活和反常心理的短篇,如《在黑暗中》、《月夜》、《審訊》、《瘋狂》等。
1894年庫普林離開軍隊到了基輔,開始了七年四處流浪的生涯。他為基輔當地的報紙當記者,不得不四處奔波,迅速寫出各地發生的事情。在四處奔波中,他從事給人拔牙鑲牙、運磚卸西瓜、教堂誦讀經文等多種工作,乃至他自己說「連我自己都記不清幹過什麼活了,只有教孩子讀書是件高興的事,因為我們從不吵架」[1]。他採用了特寫這種體裁來展現自己從事各種職業所積累的生活經驗,完成了《基輔群像》和《玲瓏小品》兩部特寫集,如實展現了小人物生活中的悲歡離合。
1896年庫普林走訪了頓巴斯礦區的煤礦和冶金企業,礦山工人悲慘的生活深深觸動了他,讓他寫出了著名中篇小說《摩洛》。1897-1898年他到波利西亞和梁贊地區漫遊,在當地參與種煙草和土地調查測量等工作、鄉村的美麗風景和淳樸的人們緩解了頓巴斯礦山之行給他帶來的煩悶,並為他以後的作品注入了細膩的情感,庫普林後來回憶道:「我在那裏汲取了最有活力,最高貴,最廣大和最碩果纍纍的感動,我開始體會到了俄國的語言和風景」。在此,他創作了自己最美麗的故事之一《阿列霞》。
《摩洛》和《阿列霞》的發表讓庫普林進入了俄羅斯作家圈。1901年他結識了安東·契訶夫,兩人時常通信和討論。他和伊萬·蒲寧、巴丘什科夫、馬克西姆·高爾基建立了友誼,加入了年輕一代現實主義作家組成的「星期三」文學團體,認識了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但主張反映現實的庫普林對安德列耶夫的趨向象徵與神秘的風格並不贊同。1902年庫普林結婚,1903年女兒誕生。在這段時間裏,他除了參加文學家們的討論,還要在《神的世界》刊物擔任編輯,創作數量下降,但仍有《在馬戲團》、《泥沼》和《偷馬賊》等優秀短篇問世,除了繼續寫小人物外,他也寫一些反映上層生活的小說和哲學隨筆,關心社會上出現的嚴重貧富分化和伴之而來的種種不平等。
1905年庫普林寫出了反映軍隊中的矛盾衝突,抨擊腐朽的軍隊制度的中篇小說《決鬥》,獲得了評論界和讀者的讚揚,也引起了對軍隊制度的激烈爭論,使庫普林譽滿全國。不久後,1905年俄國革命發生,一向不太表達政治傾向的庫普林變得激進。他在紀念契訶夫逝世一周年所寫的《紀念契訶夫》中,對革命的前景表示樂觀,呼喚自由。11月塞瓦斯托波爾奧恰科夫號上的水兵發生譁變,不久被鎮壓。就在當地的庫普林親眼目睹了革命者和平民的死亡,他救助了逃亡的譁變水兵,憤怒地寫出了特寫《塞瓦斯托波爾事件》,直斥黑海艦隊司令楚科寧,因此被楚科寧下令逐出所在城市。
革命失敗之後,庫普林在克里米亞、彼得堡、赫爾辛基等處流浪,寫下了反映日俄戰爭的《雷勃尼柯夫上尉》和《水上生活》。1907年他和妻子離婚,搬到彼得堡附近的加特齊納居住,1909年再婚,同年和蒲寧一起獲得了授予最傑出文學家的普希金獎。面對着沙皇政府加緊了對有民主傾向的作家的管制,庫普林和堅持革命立場的高爾基等人不同,開始轉向取材於神話傳說,帶有寓言色彩的小說創作。寫出了《綠寶石》和《石榴石手鐲》兩篇名作,兩篇小說以感情細膩、美好見長,受到了立場激進的作家的批評,但作品的藝術性無可否認。
1912年庫普林訪問南歐,第二年將途中所見的風土人情寫成特寫集《蔚藍海岸》。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點燃了庫普林的愛國熱情,他將自己的居所改為軍醫院,到前線採訪,進而加入軍隊作戰七個月。1915年他因健康不佳退伍,同年他用了七年時間完成的以妓女的生活與遭遇為主題的長篇小說《亞瑪街》完全發表。第二年到高加索訪問和講課,因瘧疾病倒,到芬蘭治病。
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正在治病的他撰文支持,不久就回國與社會革命黨人一起合辦《自由俄羅斯報》。但他對之後的十月革命的態度很複雜,既讚賞革命者的獻身精神,又不贊成使用暴力,為「人類文化的命運」擔憂,就像他說的「我從未屬於任何黨派,現在也沒有黨派,將來也絕不會加入某個黨派」。1918年他曾面見列寧,要求建立一份反映農村生活的報紙《土地》,報導包含農業新聞到農業技術各方面的消息。列寧予以批准,但計劃未能實行。之後他和高爾基在世界文學出版公司一起工作,為大仲馬和席勒的作品寫了序言和賞析,卻未能出版。
1919年春天正居住在加特齊納的庫普林被圍攻彼得格勒的白軍挾裹着撤退,離開了俄國。在愛沙尼亞和芬蘭住了一段之後,1920年客居法國巴黎,為僑民報紙《祖國》工作。他的早期作品和一些反映僑居生活的特寫不斷地被翻譯成法語,受到歡迎,但無法緩解他的思鄉症,他寫道「每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的使命都是回到祖國,在那裏死去是更甜蜜和容易的事。」不久開始酗酒,身體變差,作品主要以回憶錄為主,1928年起他的自傳體長篇小說《士官生》開始連載。1933年《詹妮特》出版,這是他的最後一部重要作品。
1937年5月底,客居異邦十七年的庫普林終於回到了莫斯科。他的健康很差,無力寫作,但在採訪中他表達了回到莫斯科的興奮和對政府的感激。而在朋友的回憶中,庫普林發現眼前的一切都很陌生,他的《亞瑪街》被列為禁書,不能出版,政府方面一再施壓讓他寫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文章,還發現自己被人監視着[6]。1938年7月他因食道癌去世,安葬於列寧格勒的沃爾科沃公墓。
在庫普林的出生地和克里米亞等地都有庫普林的博物館[7]。他長住的加特契納市的圖書館和基輔市的多條道路也以他命名。1979年俄國天文學家尼古拉·切爾尼赫將他發現的小行星3618命名為庫普林小行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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