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

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簡稱「文總」，是1930年至1936年間由中國共產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的領導下，對抗國民黨的文化「圍剿」的進步文化團體的不公開地下聯合組織。目的是與中國國民黨爭取宣傳陣地，吸引廣大民眾支持其思想。團體成員包括：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社盟」）、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劇盟」）、中國左翼新聞記者聯盟（「記聯」）以及中國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教聯」）、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美聯」）、音樂小組、中國電影文化協會（及中共電影小組）、中國普羅世界語者同盟（世界語小組）等8個團體。陽翰笙任「文總」黨團書記。^[1]

此條目介紹的是1930年－1936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宣傳機構。關於中華民國的非政府組織，請見「中華文化總會」。

歷史

1929年6月至7月間，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年僅23歲的潘漢年被任命為黨的第一任文委書記。中央總負責任李立三決定停止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隨後通過中宣部、江蘇省委宣傳部貫徹中央精神，親自找魯迅、創造社與太陽社骨幹陽翰笙、馮雪峰、夏衍、柔石、馮乃超、李初梨、錢杏邨談話，提出停止論爭，建立作家聯合組織，這就是後來的『左聯』。

1930年10月文總在上海正式成立。潘漢年任「文總」黨團第一任書記。1932年11月創辦了機關刊物《文化月報》。1936年初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自動停止活動。

1932年，為反擊「文化圍剿」，陽翰笙與田漢等「文總」各團體負責人共同籌劃，抽調金山、趙丹等「劇協」成員，聶耳、呂驥、賀綠汀等音樂人開闢電影戰線，拍攝進步電影，成為左翼文化運動的重心。陽翰笙代表「文總」黨團組織着力培養聶耳、王瑩、陳波兒等青年藝術工作者入黨，成為進步電影骨幹。左翼電影戰線逐步控制了明星、聯華、藝華、電通、天一等電影公司。

1935年2月，上海文委領導成員遭到大逮捕，2月19日晨，陽翰笙在南京的家裏被國民黨抓捕，同田漢等一起被投入南京老虎橋監獄。只有周揚和夏衍倖免。文委失去了與中共中央的聯繫。1935年11月，《密勒氏評論報》記者史沫特萊接到了左聯駐國際革命作家聯盟代表蕭三的信，在內山書店將這封信轉交給魯迅；魯迅將信通過左聯行政書記胡風、左聯組織部長及黨團成員王堯山，輾轉交給當時左聯的黨團書記周揚。信中，簫三猛烈抨擊了左聯的宗派主義與關門主義現狀：

左聯內部工作許多表現，也絕不似一個文學團體和作家的組織，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覆古之聯合戰線方面來的組織，而是一個政黨，簡單說，就是共產黨！一般人也認為左聯便是共產黨。加入左聯便要砍頭 ―― 這在文人是要想一下子才能決定的呵。」

「取消左聯，發宣言解散它，另外發起、組織一個廣大的文學團體。」

上海文委一接到簫三的指示信，「毫不遲疑地決定解散左聯和文委所屬各聯（社聯、劇聯、美聯等），另行組織更廣泛的文化、文藝團體」，即中國文藝家協會，「凡是主張抗日救亡的文藝工作者都可以參加」。魯迅贊成組建更廣泛的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組織，但堅決不同意周揚、夏衍解散左聯。解散左聯的事只好被暫時擱置起來。胡喬木作為新任的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文總」）黨團書記，認為要成立的文藝界統一戰線團體是群眾團體，左聯也是群眾團體。在一個群眾團體裏面秘密存在另一個群眾團體，就會造成宗派主義，這不好，而且會使左聯具有第二黨的性質，更不好。最終魯迅同意解散左聯，但要求發表一個公開聲明，否則「無聲無息地解散，則會被社會上認為我們經不起國民黨的壓迫，自行潰散了」。

1935年12月17日，長征後的中共中央在陝北舉行瓦窯堡會議，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6年春，為了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王明、康生通過蕭三指示解散左聯；魯迅和茅盾曾對左聯的解散表示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對資產階級的示弱和潰散，並由此加大了對左聯實際掌控人、左聯中共書記周揚的不滿，由此引發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之爭（其實是「魯迅派系」藉機以更「左」的面目、表示對周揚在左聯內架空魯迅「主帥」地位的不滿）^{[原創研究？]}。

1936年4月，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在上海採訪魯迅，問及左聯情況時，魯迅說：「我本來也是左聯的一員，但是這個團體的下落我現在也不知道了。」這次採訪內容隨後在《改造》期刊公開發表。魯迅拒絕加入1936年6月7日成立的中國文藝家協會，另外發表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魯迅寫信稱「好在現在舊團體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沒有加入，不再會因我而引起一點糾紛。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全都從此結束了。」

機關刊物《文報》

「文總」下面有「八大盟」，而各聯盟的分散和工作重心各不相同，為了更好地指導工作，交流各盟鬥爭活動的情況，在1931年成立後的第二年，出版了機關刊物《文化月報》，但僅出版了一期，即遭查封。

「文總」鑑於這樣的經驗教訓和進下鬥爭的需要，出版不定期刊物《文報》，採取了手刻、油印、秘密發行。存世的《文報》有3份，為三十二開本大小，封面每期不同，宣紙印刷。^[2]

• 1935年新年號：共38面，《編後記》中寫:「別了很久的文報，終於和同志們重新相見了。白色恐怖這麼嚴重，集稿、印刷都感到異常的困難，一切都不能完全依照主觀的計劃進行……」
• 1935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十一期：47面，每面700多字。《文報》兩字為套紅色，封面上有一圖案，畫有五個工人在一起討論，背景為工廠廠房。下端印有「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編印」字樣。刊載了六個聯盟的新綱領草案和《關於發表新綱領的緊急通告》。
• 與第十一期同時出版的《文報》副刊《研究資料》第一期：共30面，與第十一期為同一人刻寫。刊有第三國際七次代表大會文獻7篇，譯自共產國際英文公開出版的《國際通訊》刊物。

參考文獻

1.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 上海魯迅紀念館 / 孔海珠：《「文總」與左翼文化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8-1版，頁數: 280，上海左翼文化研究叢書，ISBN 9787208140004
2. 孔海珠：“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和《文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3):259-266.. [2020-01-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