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性文化在改革開放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態度、性行為、性意識和性關係有了顯著的變化,這些變化表現在公共論壇上可以容納關於性文化的不同意見和看法,但是不包括以下性方面的轉變:分居和婚姻;網戀和一夜情;同性戀和雙性戀;女權意識和女性性需求更加直白表露;色情業;互聯網成人網站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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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些變化和轉變可以看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嚴格控制個人性行為,性也由傳統保守型轉變為特色的和符合法律法規的。[2] 在減少管制性行為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文化獲得了自由的氣息,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性自由是他們的一項基本權利,因而每個人都有自由和權力去追求自己的性福[3]。另一方面,性壓迫(特別是針對女性的),仍普遍存在,與性自由共生。片面要求女性守貞的傳統貞操觀(處女情結、女性守節從一而終、男女授受不親等)仍深刻影響社會文化[4]:75。同時,男性以非法手段競相追逐「佔有」處女(買處、嫖幼)亦是常見現象。
歷史
1840年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認識到西方與中國的強烈差距以後,開始反思、反對「中華文化的傳統陋習」。這一思潮直接導致毛澤東引領的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後在中國建立起類似於清教徒式的社會。[5]對清規式道德的重視直接帶來了社會氛圍中的性壓抑。
文化大革命期間佔主導地位的極左思想和政治色彩濃厚的集體主義活動使得性慾成為鬥私批修的批鬥對象。個人的性被壓迫,取而代之的是「革命理想」,婚前性行為和婚外情被認為是不道德的和值得批判的,同性戀則是非法的「流氓行為」。但在緊繃的集體政治氛圍下,性慾實際上並未得到遏制反而病態滋長。[6]文革期間,性甚至被作為一個政治工具用來攻擊對手,擄取權利。[7] 「性、錯、罪」是列為當時的男女作風問題之首。[8]
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1990年代起,中國政府逐漸減少了對性的管制和控制,性問題和生活方式不再被當做政治問題看待,並且不列為政治領域,因而性避免了法律法規的嚴格管制和道德譴責。政府在減少對性的干涉和控制之後,加強了性市場資源的開發,開啟了多種多樣的性生活,並且把性列為人權之一。
1980年代早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就性文化舉行了各種各樣的辯論會,但討論仍然不時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1983年,中國大陸再次全面啟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8]在同年起開展的「嚴打」中,一些婚前性行為和其他僅屬於道德問題的性行為還被以「流氓罪」的罪名進行制裁。
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廢除足以對同性性行為和部分婚前性行為進行懲處的「流氓罪」,從而實現同性性行為和大多數婚前性行為的非刑罪化。[9]
2003年10月,政府簡化了結婚和離婚的過程,婚姻規定,「童貞」不再是女人和男人的義務,不再在乎是否是處女和處男,新原則反映了政府尊重婚姻自由和保護人權,以更加科學理性的眼光看待性。
與此同時,一些社會政策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例如,計劃生育不再是作為一個控制人口的政策,男性和女性不再把生孩子當做性行為的樂趣,性行為完全成為一個追求生理和心理享受的行為。
在新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大城市的物質財富富足和生活質量的提高促使人們對性的認識和看法發生了轉變,各種各樣的性用品在市場允許公開出售;各式各樣的性展覽會在大城市舉行;媒體和電影電視劇放寬了性的限制級別;公共場合的情侶接吻、愛撫等親熱行為別人看到後不再唏噓一聲而避開;大城市的校園裏也出現了避孕套自動出售機;性教育信息可以在網絡上自由的流通和閱讀,性不再是一個禁忌話題和「洪水猛獸」。
同時,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也公開地表露和追求自己的性,並且要求政府早日立法,規範同性戀法律法規。[3] 在一個穩定發展經濟和文化繁榮的社會,強調個人的性享受和尊重多樣性分化已經逐步走向完全成熟。[7]
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變革的巨大變化和社會分層的重組之後,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白領工人的崛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興的中產階級,新中產階級傾向於強調他們的個人幸福和更關注自己的生活質量。[來源請求]
中產階層基本上是「雙收入,沒孩子」,即家庭、單身團體、同居男女,他們熱衷於酒吧、KTV、夜店和聚會。經濟增長和上升使得中產階級的性解放了。[來源請求]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融入全球化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也開始陸續出國出境,意味着信息共享、產品共享、資本流動和價值分享,性權利、性別平等、性人權也開始日益增長,生殖健康和愛滋病預防也日益嚴峻。[10]
媒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性革命的助推劑,互聯網則是促進器,通過共享創意的平台,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和越來越多的聲音出現。互聯網為人民約會、尋找情侶、組織線下活動、性知識、性教育提供了一個強大數據來源。
性開放與性壓迫
在中文中,「性開放」和「性革命」這個詞組被用來形容中華人民共和國性方面取得的進步和發展,「全球化的性文化登陸中國」,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性開放給了人們更多的私人空間和自由空間,給上班族享受性帶來的激情、放鬆和快感。[11]
互聯網給性開放提供了強大的支持,人們寫博客、發帖子、聊QQ,尋覓愛情和性,不過,網絡審查仍然是一個問題,成人電影網站、碟片、書籍不能在中國大陸的市場上出現和出售,僅限於香港和澳門。[11]
與性開放相對,性壓迫,尤其是指對女性的性壓迫仍普遍存在。同時,中國男性對性開放的態度往往呈現出一種近乎「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自相矛盾。如一篇2007年有關於大學生群體的文章指,「男大學生比女大學生更為開放和支持」婚前性行為,但男大學生卻更在意女性伴侶是否是處女。大部分對「『假設』的情況或旁觀他人」非處女可以理解,但自身仍在意伴侶是否是處女,存在處女情結[4]:75。2000年代後,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的境遇下,中國社會中逐漸有聲音號召女性回歸家庭,而又不承認家庭主婦的勞動價值。在此背景下,要求女性守貞、婚姻從一而終的言論此起彼伏。各類壓迫女性、違背法律、突破道德底線的言論開始以「女德」的名義存在。但官方和主流輿論對此類思想並不支持,更有觀點批評其是束縛女性、奴役女性、壓迫女性的歪理邪說。[12]
愛滋病和性
越來越開放的性也滋生了愛滋病的泛濫成災,這已經成為困擾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一個日益嚴重問題,政府意識到性開放是一把雙刃劍,既提供了機遇,也提供了風險,2005年夏天,中國中央電視台公開討論了愛滋病和同性戀的問題,學者、專家、同性戀者一起出席開始面對愛滋病日益猖獗的現實問題。[13]
性開放為愛滋病滋生了溫床,政府和民間組織不得不花費更多的投入來解決愛滋病的傳播和泛濫的問題。[13]
參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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