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普士（英文：hipster或hepcat）是一個20世紀40年代的詞語（注意不要與當代語境的「嬉普士」混淆），指40年代早期流行的爵士樂，特別是比波普爵士樂的狂熱愛好者。嬉普士接受爵士音樂家的生活方式，例如穿着、俚語、使用大麻和其他毒品、不拘的態度、諷刺幽默、自願的貧窮和寬鬆的性準則。
歷史
hep和hip的詞源不詳，對此有多種理論解釋。在爵士樂的早期，爵士音樂家使用hep這個變體來形容一個人對一種新興文化「懂行（in the know）」，多數用來形容從事爵士樂的黑人。他們和他們的追隨者被稱為爵士迷（hepcats）。直到30年代晚期，隨着搖擺樂的誕生，hip這個詞在爵士音樂家中開始流行，取代了hep。
單簧管手Artie Shaw形容歌手賓·克羅斯比是「第一個出生在美國的hip白人」。[1]
1939年，凱伯·凱洛威在他的書《Hepster's Dictionary》的題目中使用了hepster這個詞，這本書把hep cat定義為「知曉一切答案，懂得搖擺樂的傢伙」。1944年，鋼琴手哈里·吉布森（Harry Gibson）在他的術語集「為不懂搖擺樂術語的人而作（For Characters Who Don't Dig Jive Talk）」中把這個詞改成嬉普士（hipster）[2]，這本術語集在1944年與專輯《Boogie Woogie In Blue》一起出版，專輯收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熱門歌曲「Handsome Harry the Hipster」[3]。嬉普士（hipster）的詞條定義他們為「喜歡迪克西蘭爵士樂（英文：Dixieland或hot jazz）的人」。
搖擺樂在40年代晚期已經略顯過時，而且有更多的「squares（形容拘謹的人）」音樂家加入，例如Lawrence Welk，Guy Lombardo和Robert Coates，因此嬉普士更喜愛比波普爵士樂和迪克西蘭爵士樂。在40年代，白人青年開始為尋求非裔美國人的音樂和舞蹈，而頻繁造訪他們的社交圈子。這第一批青年因為他們對種族差異的新看法和探索性的性和吸毒習慣，而偏離了主流。他們通常選擇服用大麻，很多嬉普士的俚語指的都是大麻。
在弗蘭克·蒂羅（Frank Tirro）的《爵士音樂史》（Jazz: A History）中， 他如此定義40年代的嬉普士：
對嬉普士來說，查理·帕克（bird）是他們的人生哲學的活生生的例子。嬉普士是活在地下的人。他在二戰時期中就相當於一戰時期的達達主義者。他是超道德的、無政府主義的、溫文爾雅的，且過度文明而至於頹廢的。他因為自己的智慧而總是超前於同時代，例如他會見到一個女孩子然後拒絕她，因為他知道他們會約會、牽手、摟着脖子親吻、愛撫、做愛，可能還會結婚、離婚——所以何必着手去做這一套呢？他知道官僚主義的虛偽，他知道宗教潛藏下的敵意——那麼他還能追隨什麼價值呢？能做的只有經歷生活，遠離苦痛，抑制自己的情緒，而在那之後，「酷起來」，去尋歡作樂。他找尋一些能夠超脫於各種煩心事的東西，而他在爵士樂中找到了。
Martin Jezer在他1999年出版的《黑暗年代：1945至1960年的美國生活》（The Dark Ages: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60）中，提供了另一種定義：
凱魯亞克和金斯堡游離其中的，那個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早期的嬉普士世界，是一場沒有定型的運動：沒有意識形態，形象多於態度，一種不去解釋為什麼的「存在」方式。嬉普士自身並不提供解釋，他們的獨特語言儘管有限，但足夠隱晦，以至於難以翻譯成日常語言。他們如此徹底拒絕庸常，以至於他們幾乎無法了解現實生活。他們不信任大眾語言，退縮到自我世界。「cool（酷）」這樣的詞可以用來形容任何一種反抗性的東西——這個詞的定義不是來源於這個詞的意思，而是來源於這個詞背後的情感，還有相伴隨的非語言的、面部表情或肢體表達。當嬉普士拼湊出一句連貫的句子時，通常在句子前部加上「like（好像）」，似乎在事先聲明接下來說的句子可能是假象。沒有未來，也沒有過去，只有存在於言語的翅膀下的現在。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的迪克西蘭獨奏——這就是真相。
嬉普士對世界的看法不是二分為「自由世界」和「共產集團」的，而這也與當時的正統看法相悖。嬉普士的二元論超越了地理政治學的界限，而是偏愛根據意識水平來區分。他們把世界二分為「hip（嬉普士，潮流的）」和「square（拘謹、庸常的）」。Square追求安全感，自我欺騙來保持政治上和別人一致。而嬉普士懂得震撼的新事物，尋求生命的意義，而且期待死亡，在當下就需求死亡。在出神、瘋狂、令人昏眩的嬉普士世界中，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杜魯門、麥卡錫和艾森豪威爾都有共同點：他們都是死板、庸常的（square）……嬉普士意味着波希米亞人、不聽話的少年、黑人聚集在一起。
在Lennie Tristano看來，嬉普士與迪克西蘭爵士樂的聯繫是消極的：「傲慢的態度，缺少原創性的嬉普士對迪克西蘭的存在是威脅性的」。[4]
角色逆轉
關於種族角色的觀念的逆轉被當時很多受歡迎的嬉普士作家轉述過。諾曼·梅勒名為《白色黑人》（The White Negro）[5]的小冊子是嬉普士意識形態的典型例子。梅勒把嬉普士描繪為「有中產階級背景的人，試圖拋下他們的白人特徵，去接受他們認為是不拘一格的、自發性的、酷的，黑人嬉普士的生活方式：他們講話的方式，對溫和麻醉藥的使用，對爵士樂和藍調音樂的喜愛，對美好的性高潮的關注」[6]特徵的個體。與梅勒對嬉普士的討論相同的是，美國冷戰對非裔美國人的文化和個性的使用，以實現公眾外交的做法被成為「嬉普士外交」[7]。
一些學者，例如Eric Lott，把這種新的哲學觀描繪成是基於「二十世紀對同性社交和同性戀的想像的重燃」[8]。
一種複雜的性關係在男人之間出現——在一種比較自覺性的、文學性的潮流中，他們有時把他們的關係比作魏爾倫和蘭波的關係。與魏爾倫相似，他們贊同「系統性的感官錯亂」——通過麻醉物、冥想和其他方式的劇烈經歷（"kicks（尋歡作樂）"），以此來達到更廣袤的意識階段[9]。
參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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