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工長(德語:Revolutionäre Obleute)組織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德國各行業工人自由選出的、獨立於官方工會的車間工人代表英語Union representative。他們反對德意志帝國的戰爭政策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SPD)議會代表對這些政策的支持。他們在1918-1919年的德國革命中也發揮了作用。

他們的領袖,里夏德·米勒英語Richard Müller (socialist)說,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俄國式的蘇維埃共和國」[1]

背景

德國社會民主黨,當時歐洲最大的工人政黨,在1914年投票支持帝國政府發行戰爭債券的政策。卡爾·李卜克內西最初是唯一公開拒絕這項措施的SPD帝國議會議員。他在 8 月缺席投票,然後在 1914 年 12 月投票反對這項措施。隨着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和「多數派」社民黨(MSPD)之間的分裂,帝國議會中出現了一個反對各政黨間所謂「城堡中的和平」(德語:Burgfriedenspolitik;指各黨都不批評戰爭)的休戰政策的派別。[2]

1918年1月:反戰罷工

由於大多數工會職能部門支持政黨休戰,革命工長們在德國建立了一個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業工人反對派。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對前線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和國內社會苦難日益增長的反應。其最重要的發言人是里夏德·米勒和埃米爾·巴特英語Emil Barth。革命工長組織在柏林的軍工業中佔有特別重要的代表地位。他們已經有過野貓罷工的經驗,包括1916年夏天反對關押卡爾·李卜克內希的罷工抗議和1917年1月以布倫瑞克萊比錫為中心的罷工潮。[3]

革命工長組織在1918年1月罷工中是關鍵的組織力量,這次罷工以柏林、魯爾、薩克森、漢堡和基爾為中心[4]:22,罷工者要求談以判達成和平與德意志帝國的民主化來終結戰爭。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受到了幾個月前由列寧、托洛茨基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十月革命中取得成功的鼓舞。出於這個原因,罷工也針對正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進行的和平談判中,德國與奧匈帝國對俄國領土的吞併計劃。罷工者要求在德國內部進行根本性的政治變革,並要求與俄國達成公正的和平協議,其中不能包含德意志帝國對「新俄羅斯」的領土要求。但德國最高陸軍指揮部和以喬治·馮·赫特林總理為首的德國政府並沒有滿足這些要求。

罷工結束時,最高陸軍指揮部宣佈進入加強戒嚴狀態,將一些工廠置於軍事保護之下,並強征了許多罷工工人服兵役。[4]:23

十一月革命和委員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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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十一月革命: 1918年11月9日,《紅旗報》的革命士兵在柏林的勃蘭登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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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府於1918年11月12日發行的公告張貼,由革命工長組織代表埃米爾·巴特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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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2月16日在柏林普魯士州議會召開的帝國工兵委員會代表大會上,執委會成員和革命工長代表里夏德·米勒正在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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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斯巴達克同盟起義: 柏林街壘戰

1918年11月:革命

在1918年11月的早期,革命工長組織是要求結束君主制的少數政治團體之一[4]:24。此外,與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領導的MSPD不同,他們還贊成由工人(和士兵)委員會將工業和政府「社會化」,而不是通過議會制度。1918年11月2日,革命工長的執行委員會召開會議,李卜克內西也出席了會議,會議以21票對19票反對在11月4日發起革命行動,因為工人們還沒有採取行動的意願。他們最終決定在11月11日採取行動[4]:26。在柏林,革命工長的人數約為80至100人[5]:7。核心小組的人數只有十幾人[6]:101

11月8日,事件的推動加速了他們的計劃,革命工長呼籲第二天在柏林舉行總罷工。斯巴達克同盟、SPD和工會支持這一呼籲。11月9日,工人委員會和士兵委員會成立,警察總部被佔領,數十萬示威者在市中心聚集[5]:7。帝國總理馬克斯·馮·巴登宣佈威廉二世皇帝退位,並將其辦公室移交給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當天下午,艾伯特不情願地要求USPD為未來的政府提名三位部長。然而,當天晚上,幾百名革命工長的追隨者們佔領了帝國議會,並舉行了一場即興辯論。他們要求在第二天選舉工兵委員會(每個營或每1000名工人一個代表)。他們將在柏林馬戲團「Circus Busch」進行集會,並選出一個臨時的革命政府——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英語Council of the People's Deputies(德語: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6]:100–103

為了保持對事件的控制,並違背他自己的反革命信念,艾伯特決定,他需要與工人委員會合作,從而——雖然他是政府的正式負責人——也成為革命的領導者。11月10日,艾伯特領導的SPD想盡辦法確保新選出的工兵委員會,特別是士兵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來自他們的支持者。同時,USPD同意與他合作,在新的革命政府,即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中與他分享權力。他向渴望建立統社會主義一陣線的委員會宣佈了兩個社會主義政黨之間的盟約,並同意了SPD和USPD兩派在臨時政府中各有三名成員的均等原則[6]:109–119。然而,革命工長預計他們將無法阻止SPD在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中佔有主導地位的情況。因此,他們要求成立一個平行於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的屬於工兵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德語:Aktionsausschuss),執委會將由革命工長控制,它的權力將被故意保持模糊[6]:115。主持大會的埃米爾·巴特犯了一個戰術錯誤,他發表了冗長的講話,而沒有直接進行表決。包括艾伯特在內的聽眾都能從巴特的話中推斷出革命工長的意圖。艾伯特又發表了一次講話,宣稱該委員會是多餘的,但如果要成立,它必須像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那樣由SPD和USPD成員平等組成。當巴特說SPD的代表不得進入新委員會時,大會爆發了抗議,特別是來自士兵委員會的抗議。在一次中斷之後,會議繼續進行,巴特宣佈成立一個由20名成員組成的執行委員會:10名士兵和10名工人。後者中一半是SPD支持者,一半是革命工長的支持者。士兵代表將於11月11日選出。革命工長已經輸了。[6]:119

1918年12月:工兵委員會代表大會和聖誕節危機

1918年12月16日至21日,全國工兵委員會代表大會(德語:Reichsrätekongress或Reichsversammlung der 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在柏林的普魯士州議會大樓內召開。每20萬名公民和10萬名士兵有一名代表。在514名代表中,約300名來自SPD,約100名來自USPD(其中10名是斯巴達克派),其餘的是自由主義者,不屬於任何政黨或獨立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決定(每次都是以廣泛的多數做出的):

  • 它否決了USPD的提案:建議保留委員會制度作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根基並賦予委員會最高立法權和行政權。
  • 它批准了SPD的一項提案:在選出一個國民議會做出更長久的安排之前,將立法權和行政權交給「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此外,11月10日成立的工兵委員會執委會被一個「中央委員會」(Zentralrat)取代。後者僅由SPD成員組成,因USPD抵制其選舉——因為這個新機關不具有立法權。
  • 國民議會選舉定於1919年1月19日,這是可能的最早日期[5]:13

然而,大會還通過了兩項違背SPD領導層利益的決議。首先,它要求「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對「合適的」產業,特別是礦業進行社會化。其次,它批准了所謂的「漢堡七條德語Hamburger Punkte」,要求軍官由士兵選舉產生、軍隊指揮權轉交士兵委員會、廢除軍銜標誌、不執勤時不用穿軍服。然而這些要求從來都是軍隊領導層所不願看到的,特別是那些有關士兵委員會相對於正規軍官團之間等級地位的要求[5]:13[6]:137

大會的最後兩項決議突顯了在經濟、官僚與軍隊體制之短期變化方面存在的分歧,一邊是跨越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各黨派路線的廣泛共識,另一邊是SPD與軍隊的領導們。因此,「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中的SPD成員在最後這兩項決議的執行上表現的非常被動;這在工人運動及其更激進代表,如斯巴達克同盟和革命工長組織中激起了越來越多的不滿和憤怒[5]:13–14

12月29日,革命工長的唯一代表埃米爾·巴特(也是USPD的一員)和另外兩名代表最終離開了「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以抗議柏林宮爆發的衝突事件英語Skirmish of the Berlin Schloss(聖誕節危機;德語:Weihnachtskämpfe)。在這次事件中,柏林衛戍部隊被調來對付人民海軍師,這是一支1918年11月11日成立的左派革命士兵部隊。這場戰鬥使許多左派指責SPD領導層背叛了革命。[6]:139–154

儘管革命工長支持委員會共和國而非議會民主制的想法,但他們拒絕了1918年12月30/31日成立的追求同樣目標的德國共產黨(KPD)。這是因為KPD不接受里夏德·米勒作為革命工長組織的代表提出的五個條件[7]

1.要求黨代表大會收回對議會制度的全面反對;

2.重申在黨綱和組織章程專項委員會中佔據一半席位的要求;

3.要求對黨的「街頭策略」做出明確的解釋;

4.要求積極參加黨的刊物、傳單的出版工作;

5.要求從黨名中刪去「斯巴達克斯同盟」。

1919年1月:一月起義

在針對人民海軍師的軍事行動——李卜克內西稱之為「艾伯特的血腥聖誕節」(Blutweihnacht)——在左派中造成的憤怒氣氛中,革命工長組織是1919年1月所謂斯巴達克同盟起義(Spartakusaufstand)的發起者之一。艾米爾·艾希霍恩英語Emil Eichhorn是USPD成員和柏林警察局局長(Polizeipräsident),在聖誕節危機期間拒絕對起義的水兵採取行動。他的一些來自安全警察部隊(Sicherheitspolizei )的人甚至積極支持起義。普魯士內政部長保羅·赫希英語Paul Hirsch (politician)因此於1月4日解除了艾希霍恩的職務。儘管有分歧,革命工長、USPD和斯巴達克派還是呼籲舉行抗議示威,支持艾希霍恩[5]:14[6]:156

1919年1月5日,大約50萬人聚集在柏林的大規模示威中。武裝示威者衝進了柏林報業區,他們佔領了SPD機關報《前進報》的編輯部以及其他出版大樓。主要的火車站也被佔領了。然而,民眾反應的力量讓組織者們措手不及。70名革命工長成員、由格奧爾格·累德堡英語Georg Ledebour領導的10名USPD成員、3名士兵代表、由李卜克內西和威廉·皮克代表的KPD和艾希霍恩出席了在警察總部舉行的會議。他們被當時的勢頭所吸引,忽視了真實的情況,高估了柏林地區軍隊對他們行動的支持。他們以80票支持對6票反對通過了推翻政府的行動決議。革命工長的代表保羅·舒爾策德語Paul Scholze、卡爾·李卜克內西(KPD)和累德堡(USPD)現在簽署了一份宣言,要求推翻艾伯特政府。他們想阻止國民議會選舉,並繼續進行革命[5]:15[6]:157–158 一個「臨時革命委員會」成立了。該委員會有53名成員,包括舒爾策、李卜克內西和累德堡,並宣佈它已經接管了政府。不過,它的唯一行動卻是發出呼籲,要求在第二天再次舉行示威 [6]:158

群眾在1月6日星期日重新集結。然而,革命領導人沒有發出任何命令。在孤立的行動中,帝國印刷公司(Reichsdruckerei)和一個電報局被佔領了。沒有人佔領政府大樓——而艾伯特政權的一些武裝支持者則聚集在帝國總理府周圍。群眾開始散去,到午夜時分,柏林的市中心已經清空了。白天,委員會搬到了人民海軍師的駐地宮廷馬廄,但被要求離開,因此又回到了警察總部[6]:159–160

12月下旬,當艾伯特接受了那些離開「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的USPD成員的調解時,他們仍留在警察總部。艾伯特只有一個條件:必須結束對報社的佔領。1月7日,革命委員會拒絕了。在繼續談判的同時,艾伯特也在為軍事回擊做準備。他任命古斯塔夫·諾斯克為「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的成員(既然USPD從中退出)、自由軍團的最高指揮官,並召集柏林地區的正規軍聽候他的調遣。[6]:161–162

在艾伯特的命令下,由古斯塔夫·諾斯克指揮的政府軍在1月9日至12日期間粉碎了起義。死者中有幾名囚犯是被立即處決的,其中有些是他們打着休戰旗接近政府部隊投降之後被處決的[6]:163–164

革命工長的衰落

1月的起義導致了革命工長組織網絡的解散,因為其許多成員參加了起義,而里夏德·米勒等人則反對起義。革命工長的組織解散了,儘管其許多成員繼續在委員會機構中工作[8]。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德國一些地區發生的鬥爭,有時接近於內戰的程度,使委員會(蘇維埃)運動越來越處於守勢。各種建立地區委員會共和國的呼聲,例如在不來梅,或更著名的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最終在1919年中期都被正規武裝部隊和右翼的自由軍團用軍事力量鎮壓了。

根據1919年8月生效的《魏瑪憲法》,共和國成為一個多元化的議會民主制國家。在委員會運動失敗後,革命工長仍有影響力,呼籲並幫助實施了1920年3月反對右翼民族主義和反民主卡普政變的總罷工。罷工使經濟幾乎陷入停滯,再加上官僚機構拒絕與政變政權合作,導致政變在幾天內失敗。然而,在德國的一些地方,罷工的工人拒絕返回工作崗位,並對艾伯特總統和古斯塔夫·鮑爾總理的合法政府進行武裝抵抗。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是魯爾工人起義,它於1920年4月被魏瑪國防軍和自由軍團一起鎮壓。

1920年後,前革命工長組織在德國工人運動中已經不再發揮明顯的作用。許多前積極分子成為KPD的成員,特別是在1920年底USPD分裂時,KPD與USPD中的左翼部分合併後。偶爾它也會以「德國統一共產黨」(VKPD)的替代名稱運作。其他革命工長成員則留在USPD和未來的相關團體中,或者在1922年跟隨剩餘USPD的一部分重新回到SPD中。到1922年底,柏林的USPD作為一個小黨繼續存在,其地方組織的核心主要由前革命工長成員組成。

一些繼續遵循獨立於黨的「反權威」委員會模式的革命工長組織成員加入了加入了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德國自由工人同盟英語Free Workers' Union of Germany(FAUD)。

相關著作

  • Manfred Bock, Hans (1993) Sy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 bis 1923 – ein Beitrag zur Sozial- und Ideengeschichte der frühen Weimarer Republik; Erstauflage 1969, aktualisierte Neuauflag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ISBN 3-534-12005-1
  • Müller, Richard (1925) Der Bürgerkrieg in Deutschland. Geburtswehen der Republik. Phöbus-Verlag, Berlin
  • Hoffrogge, Ralf (2014)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the German Revolution, Richard Müller, the Revolutionary Shop Steward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uncil Movement, Brill Publishers, Leiden, ISBN 9789004219212.
  • Hoffrogge, Ralf (2011): From Unionism to Workers』 Councils - The Revolutionary Shop Stewards in Germany 1914–1918, in: Immanuel Ness, Dario Azzellini (Ed): Ours to Master and to Own: Worker's Control from the Commune to the Present, Haymarket Books Chicago.

知名成員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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