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維喬（1873年—1958年3月），字竹莊，號因是子，男，江蘇武進（今常州）人，中國近代哲學家、教育家、佛學家、養生學家，佛教居士。
生平
蔣維喬7歲入私塾，20歲時中秀才。後入常州府學，接觸了江南製造局出版的西學著作，從而開始專門研究西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他入江陰南菁書院，丁福保和他同年入學。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他入常州致用精舍。自此，從23歲到29歲，他一直同時在這兩所學校學習。1902年南菁書院改為江蘇全省高等學堂，校長丁立鈞（丁叔衡）聘鍾觀光任理化教師。這些具有新思想的教師對蔣維喬影響很大。[1]
他從上述兩校畢業後，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到上海，參加蔡元培等人組織的中國教育會，後來和何海樵等人在武進組織了「以變法興學為宗旨」的常州藏書閱報所以及「以提倡尚武精神為宗旨」的體育傳習所。當時中國出現廟產興學風潮，蔣維喬支持廟產興學。[1]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春，他應蔡元培之邀，攜妻子和兒子到上海。此後，其妻在蔡元培創辦的愛國學社附設的愛國女學學習，其兒子在愛國學社（男校）學習，蔣維喬任男女兩校教員。同時，蔣維喬為《蘇報》撰稿以維持生計。當時日俄戰爭正在進行，愛國學社組織拒俄義勇隊（後改名為軍國民教育會），蔣維喬任義勇隊教練。同年，蘇報案爆發，章太炎被捕，鄒容自首，蔡元培、吳敬恆、黃中央逃走，蔣維喬仍在愛國女學任教。[1]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他還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至民國元年（1912年）一直從事編輯小學教科書。[1]在商務印書館，他成為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系列教科書的最早的策劃和編撰者之一。1903年前後，他和張元濟、蔡元培、莊俞等人研討編撰小學國民教科書。這是中國首套現代成套統一教材，取名《最新教科書》，其中《初小國文教科書》共10冊，《高小國文教科書》共8冊。鄭逸梅曾稱自己幼年受這套教科書影響很大。後來他又獨力編成歷史教科書。蔣維喬是《辭源》的主要編輯人，《東方雜誌》首任主編。由於他對商務印書館的貢獻，他和張元濟、高夢旦、莊俞被稱作商務印書館「四大元勛」，其中莊俞還是蔣維喬介紹入商務印書館的。[2]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參與創辦小學師範講習所，該所是商務印書館為本館出版的小學教科書培訓師資力量而設立的培訓班，共舉辦三屆。此後他還曾經主持過商務印書館主辦的尚公小學、工人夜校等學校。1909年，他應夏瑞芳的邀請，任商業補習學堂首任校長，該補習學堂是商務印書館職工的培訓機構。宣統元年（1909年），他還接任愛國女學校長。[2][1]
1911年辛亥革命中，蔣維喬跟隨蔡元培居於上海。民國元年（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總長，蔣維喬應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協助蔡元培，任內他協助蔡元培完成了中華民國學制草案。1912年4月，南京臨時參議院議決將臨時政府遷到北京，蔣維喬隨教育總長蔡元培到北京繼續任職。同年7月，蔡元培辭職，范源濂繼任教育總長，蔣維喬在教育部調任參事。1913年10月，范源濂去職，蔣維喬遂辭職回到上海，復入商務印書館。其後，他在商務印書館長期負責編輯出版師範學校和中學教科書。[1][2]
1916年7月，范源濂重任教育總長，蔣維喬應其邀請重回教育部，仍任參事，主管教育法令。1917年1月，他和黃炎培等五人組成教育考察團，到日本、菲律賓考察教育。歸國後，他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就考察見聞發表演說。同年9月，他回教育部仍任參事。[1]
當時，浙江海鹽縣的徐蔚如任財政部會計司長，蔣維喬在北京認識了他。受自幼信佛的徐蔚如影響，蔣維喬開始研究佛學並信佛。四川人張克誠在北京廣濟寺講經，徐蔚如介紹蔣維喬跟隨張克誠學習唯識論。蔣維喬還參加了在北京的佛教居士葉恭綽、蒯若木、梅光羲、黃幼希、徐蔚如等人組織的講經會。講經會推舉了徐蔚如到寧波四明山觀宗寺迎釋諦閒來北京講經。1918年3月，釋諦閒到達北京，在北京江西會館講解《圓覺經》2個多月，蔣維喬、江味農、黃幼希進行筆錄，後來筆錄整理為《圓覺經親聞記》。在此次講經會上，蔣維喬、徐蔚如等人皈依了釋諦閒。[1]
在這期間，蔣維喬建議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設唯識學課程。這是中國大學課程中首次開設佛學課程。[1]
民國十年（1921年），釋太虛在北京廣濟寺講解《法華經》，蔣維喬和胡瑞霖、莊思緘、夏壽康、馬冀平等人聽講。其間，釋太虛特別在南池子的夏壽康家為蔣維喬等講解因明學。這是蔣維喬首次受教於釋太虛。日後釋諦閒與釋太虛形成新舊對峙，蔣維喬始終保持中立。[1]
1922年7月，蔣維喬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任職3年。1925年7月，他任南京國立東南大學校長。在東南大學任職時，他曾開授「佛學入門」及《百法明門論》課程。此為中國南方高等院校第一次開佛學課程。民國十五年（1926年），他和南京各高校校長組成了參觀團，到日本考察教育。民國十八年（1929年），應上海光華大學聘請，蔣維喬任該校哲學教授，後歷任該校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務長兼文學院院長等職務，任教20多年。其間，他還曾兼任上海正風文學院院長，上海鴻英圖書館館長，上海人文月刊社社長等職務。[1]
1920年代到1930年代，商務印書館開始出版大學教科書，蔣維喬遂與他人合編《中國文學史》。[2]
1949年，他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蘇南人民代表大會，並當選主席團主席及常任副主席。1958年3月，他在上海往生，世壽86歲。[1]
著作
著作有《因是子靜坐法正續編》、《因是子靜坐衛生實驗談》、《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呂氏春秋匯校》、《佛學概論》、《佛學綱要》等，在日本學者境野哲的《支那佛教史綱》基礎上翻譯補著《中國佛教史》，與楊大膺合著《中國哲學史綱要》、《宋明理學綱要》。還翻譯有岡田虎次郎的《岡田氏靜坐法》。[3]
其他
據何宗旺的《蔣維喬思想研究》，蔣維喬去世前曾將他的藏書及所有的文稿一併捐贈給了上海圖書館，其中包括《蔣維喬日記》（稿本），《竹翁自訂年譜》（稿本），《因是子文集》（稿本）。
《蔣維喬日記》已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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