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立陶宛人強制流配（俄語：Депортации из Литовской ССР；立陶宛語：Lietuvos gyventojų trėmimai 1940–1953 m.）是指1941年和1946－1952年蘇聯政府對立陶宛人進行的一系列大規模人口驅逐行動[1]。當時立陶宛被蘇聯佔領並被迫成為其加盟共和國。據不完全統計，被驅逐者至少有130,000人，其中70%是婦女和兒童[2][3]。這些人被強行運送到蘇聯偏遠地區的古拉格和其他強制定居點，尤以伊爾庫茨克州和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4]為數最多。在被驅逐者中約有4,500名是居住在立陶宛的波蘭人[5]。這些數字還不包括被關進古拉格的立陶宛游擊隊員和政治犯（約150,000人）[6]。蘇聯驅逐平民有兩個目的：一是鎮壓立陶宛人民對蘇維埃化政策的抵抗，二是給蘇聯人煙稀少的地區提供免費勞動力。由於生活條件惡劣，大約28,000名立陶宛被驅逐者在強制定居點中死亡。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被驅逐者逐漸得以釋放。最後一批被驅逐者直到1963年才得以釋放。其中大約60,000人設法返回立陶宛，而30,000人被禁止返回家園。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蘇聯其他地區也發生了類似的驅逐（見蘇聯愛沙尼亞人強制流配和蘇聯的人口轉移）。立陶宛在6月14日慶祝一年一度的哀悼和希望日，以紀念被強制驅逐的立陶宛人[7]。
背景
1939年8月，納粹德國和蘇聯簽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將東歐劃分為德國和蘇聯的勢力範圍[8]。根據條約，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被劃為蘇聯的勢力範圍[8] 。隨後，蘇聯開始準備佔領和吞併這些國家。首先，蘇聯迫使波羅的海國家與其簽訂互助條約。波羅的海國家被迫同意允許蘇聯士兵在其領土內建立軍事基地[9][10]。與芬蘭的冬季戰爭暫時推遲了蘇聯的下一步計劃。1940年春天，冬季戰爭結束，蘇聯加大了指責波羅的海國家所謂「反蘇陰謀」的力度。立陶宛於1940年6月14日收到蘇聯的最後通牒。兩天後，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發出幾乎相同的最後通牒。在最後通牒中，蘇聯要求允許無限制數量的蘇聯軍隊進入三國領土，並要求三國組建更親蘇的政府。隨後，蘇聯強行將波羅的海國家轉變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三國組建了親蘇聯的政府，並舉行了人民議會的作秀選舉。6月15日，立陶宛總統安塔納斯·斯梅托納出逃，超過20萬名蘇聯紅軍進入立陶宛境內[11]，立陶宛被蘇聯佔領。接着，蘇聯將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佔領。1940年8月6日，蘇聯對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非法吞併正式完成[12]。然而，大多數國家並沒有承認蘇聯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吞併[13][14] 。
蘇聯控制了這三個加盟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7月1日，所有政治、文化和宗教組織都被強行關閉，政府只允許立陶宛共產黨及其青年組織活動[16]。蘇聯迅速實施了各種蘇維埃化政策，包括將私營企業國有化、推行為農業集體化做準備的土地改革，以及鎮壓政治、文化和宗教組織。由於這些政策，立陶宛的經濟文化生活被打亂，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政治活動家和被指控為「人民公敵」的人被逮捕和監禁。1941年6月，在第一次驅逐期間，約17,000名立陶宛人被驅逐[17]。納粹德國入侵蘇聯使進一步的鎮壓被迫中止。不到一周，納粹德國就佔領了立陶宛。起初，立陶宛人把納粹德國視為幫助他們擺脫蘇聯壓迫統治的「解放者」[18]。但是立陶宛人很快就對納粹政權失望，並組織了抵抗（如立陶宛解放最高委員會）。雖然立陶宛人對納粹德國失望，但他們仍把蘇聯視為「第一公敵」。
1944年，納粹德國在戰爭中節節敗退，而蘇聯卻正在穩步前進。1944年7月，作為巴格拉季昂行動的一部分，紅軍抵達立陶宛邊境。 大部分立陶宛領土在波羅的海攻勢期間被佔領。立陶宛的最後一場戰鬥於1945年1月在克萊佩達結束。預料到蘇聯會捲土重來，大約100,000名立陶宛人在紅軍前進之前撤退到德國[19]。 這些立陶宛人大多是政治和文化活動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受過更好的教育且更富有。戰後初期，他們作為難民，定居在其他國家。其中以移民美國的數量最多，他們在海外形成了活躍的立陶宛僑民社區[20]。留在立陶宛的人被徵召入伍（約80,000名士兵應徵入伍）。男子通過加入立陶宛游擊隊，武裝抵抗蘇聯而逃脫了徵兵。武裝抵抗激發了立陶宛人民政治上的不服從，蘇聯則以迫害作為回應，包括屠殺、處決、逮捕、驅逐出境等。
驅逐程序
將立陶宛人驅逐出境的行動是嚴格保密的。1946年2月，立陶宛官員尤扎斯·巴塔西烏納斯發佈了一個公共命令[21]，規定了具體的驅逐程序。武裝部隊會在半夜包圍目標房屋。因為到了晚上，更有可能發現每個人都在家，並且不容易驚動其他居民。目標房屋的每個人，包括新生兒和老人，都將被命令打包衣服、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可以帶走的物品清單因地而異，主要取決於士兵的慷慨程度）。如果有人企圖反抗或逃跑，他們就會被毆打甚至槍決。執行任務的士兵會將家庭拆散。被捕者的家人常常會自願和他們的親屬一起被驅逐[22]。火車經常使用牛車，且沒有便利設施。旅程通常持續數周甚至數月。車內條件不衛生，乘客經常缺乏食物和水。火車通常會在到達目的地之前報告死亡人數，死者尤以兒童和老人居多[22]。在一個案例中，一輛載有被驅逐者的火車出軌，造成19人死亡、57人受傷[23]。雖然官方指示（例如1941年的謝洛夫指令）規定士兵應溫和對待被驅逐者，但實際上被驅逐者不僅會受到虐待，還會被搶走他們被允許攜帶的少數物品[22]。
驅逐
第一次大規模驅逐是由蘇聯官員精心策劃的。早在1940年夏末，蘇聯高級官員就開始計劃在立陶宛進行大規模逮捕和驅逐[24]。隨後，內務人民委員部開始登記和追蹤所有「反蘇分子」。所謂的「反蘇分子」，就是因社會地位、政治派別、宗教信仰等被判斷為懷有反蘇態度的人，特別是警察、立陶宛民族聯盟成員、立陶宛步槍兵聯盟成員和各種天主教組織成員。內務人民委員部估計總共需要登記320,00人，約佔立陶宛人口的15%[25] ，而其家庭成員占人口的一半[26]。為準備將這些人驅逐出境，內務人民委員部起草了將被驅逐出境的人員名單，確定了他們的身份背景，追蹤了他們的家庭成員，並找到了他們目前的住所。這份清單是流動的，並且一直在變化。例如，一份日期為1941年5月13日的報告指出，有19,610人應該被逮捕並被驅逐到集中營，2,954人（主要是被捕者的家人）應該被驅逐到勞改營[27]。一個月後，這個數字變成了8,598人被捕和13,654人被驅逐出境，這清楚地表明了消滅整個「反蘇」家庭的政策[28]。
首次行動於6月13日星期五晚上開始。這次行動由來自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和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會的部隊執行[29]。蘇聯官員伊萬·謝洛夫發佈了「謝洛夫指令」，詳細說明了應如何逮捕被驅逐者並將其運送到火車上。指示強調，驅逐行動應儘可能秘密進行，以儘量減少人們的恐慌情緒和抵抗。每個四人執行小組的任務是驅逐兩個家庭[30]。根據官方指示，每個家庭最多可攜帶100公斤的食物、衣服、鞋子和其他必需品，但目擊者作證說，士兵違反了這些指令[30]。許多家庭對旅行或目的地的生活毫無準備。根據官方指示，被驅逐者留下的財產分為個人財產（衣服、床單、家具、餐具）和其他（藝術品、投資品、貿易庫存、房地產、農場動物、農具和機械）。個人財產必須交給被驅逐者的代表，這名代表將出售財產並將錢轉給原所有者。其他財產則被沒收，並由當地官員出售或使用。官員和士兵漠視這些指令，人們報告說他們的財產被掠奪[30]。
驅逐繼續進行。但在6月16日，據統計，蘇聯政府的驅逐名單中仍有大約1,400人失蹤。6月16日至18日，蘇聯官員急於達到配額，又逮捕了2,000人。載有被驅逐者的火車聚集在新維爾尼鎮。那裏的人（以各種需要額外檢查、訊問或文書工作為藉口）被迫與家人分離，登上前往古拉格的火車。總共有17列火車。他們於6月19日出發，並在6月30日至7月9日之間抵達目的地。根據內務人民委員部於6月19日編制的官方報告，這次驅逐有17,485名被驅逐者，但官方統計數據不完整且混亂[31]。立陶宛種族滅絕和抵抗研究中心已查明並公佈了其中16,246名被驅逐者的命運[32]。
到1944年，納粹德國沿東線撤退，蘇聯軍隊在1944年中期到達立陶宛領土。1944年10月，蘇聯官員開始策劃驅逐立陶宛游擊隊隊員及其家屬[33]。然而，這些措施在戰爭時期並不實用。蘇聯首先驅逐了所有立陶宛德國人及其家屬。5月3日，載有1,000名立陶宛德國人的火車離開考納斯，直到6月才抵達目的地[33]。這些被驅逐者為瓦赫什河谷的棉花種植園提供免費勞動力[34]。由於生活條件特別差，頭兩年約有580名被驅逐者死亡[35]。
二戰結束後結束後，蘇共中央立陶宛事務局局長米哈伊爾·蘇斯洛夫批准了一項命令，命令決定在立陶宛每個縣驅逐50－60個家庭。貝利亞亦批准了該計劃，並派遣他的兩個親信，博格丹·科布洛夫和阿爾卡迪·安波羅諾夫協助[36]。此次驅逐針對參加立陶宛游擊隊員的家庭。蘇聯政府告訴游擊隊員們，如果他們投降，他們的家人將安然無恙。然而，這樣的承諾沒有得到遵守，投降的游擊隊員及其家屬也成了被驅逐者。在一個半月的時間裏，有超過6,000人被驅逐出境。大多數家庭的財產已經被沒收，因此，蘇聯官方指示一個家庭最多可以攜帶1,500公斤（3,300磅）的財產的命令成了一紙空文。除了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隊，「毀滅營」也參加了輔助任務。
從1946年到1948年初，驅逐平民的人數相對較少。當時鎮壓抵抗的主要方法是單獨逮捕「人民公敵」，隨後將囚犯大規模驅逐出境。這些驅逐主要針對立陶宛游擊隊及其支持者，但也包括富農和資產階級[37]。
1948年5月（代號春天行動）和1949年3月（代號衝浪行動）進行了兩次最大的驅逐，當時約有70,000人被驅逐。強制驅逐的命令是由蘇聯部長會議下令進行的[38]。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同時進行了衝浪行動。春季行動僅影響立陶宛（可能是因為抵抗運動在立陶宛最強）。這波新的驅逐浪潮以立陶宛游擊隊戰士的家人和支持者為正式目標。然而，它的實際目的是鎮壓對集體化的抵制，集體化要求農民將他們的土地、牲畜和農業設備捐給集體農莊。然後，農民將在集體農場工作，並根據工作日的數量獲得農場產品和利潤的一部分。很少有農民自願加入這個過程，因為這意味着放棄私有制，而集體化制度通常與農奴制相提並論[39]。
由於人們目睹了以前的驅逐出境並知道驅逐行動的標誌（例如士兵和運輸車輛的到來），許多居民試圖躲藏。在立陶宛，根據蘇聯官方記錄，約有13,700人逃脫了驅逐[40]。因此，當局於1949年4月組織了後續驅逐行動，逮捕了大約3,000人。他們被貼上特別危險的標籤，被當作囚犯對待，並被送往博代博的金礦[41]。
1947年至1948年的驅逐行動似乎實現了蘇聯的目標：加快集體化並鎮壓武裝抵抗。然而，立陶宛的集體化步伐仍然不如拉脫維亞或愛沙尼亞那麼快，到1949年底，拉脫維亞93%的農場實現集體化，愛沙尼亞則有80%的農場實現集體化[42]。蘇聯又在1951年10月進行了一次驅逐行動（代號秋季行動），這次行動專門針對富農和沒有加入集體農莊的人[43]。
被驅逐者的生活
被驅逐者的生活條件差異很大，主要取決於強制定居點的地理位置、當地條件和被驅逐者從事的工作類型。甚至官方報告也承認缺乏合適的住房；例如，伊加爾卡的一份報告描述了房舍屋頂漏水，且沒有窗戶、床和床上用品[44]。大多數立陶宛被驅逐者從事伐木和木材工業[45]。被驅逐者不能離開定居點，也不能改變工作；他們的驅逐出境沒有截止日期，而且是終生驅逐[46]。企圖越獄或「逃避工作」的人會被送往監獄。1945年至1948年間，有1722名立陶宛人試圖逃跑；1949年，政府抓獲了1070名逃跑者。1948年，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更嚴格的規定，逃犯處有期徒刑20年，幫助逃犯者處有期徒刑5年[47]。在強制定居點中出生的兒童被歸類也為被驅逐者，並受到與其父母相同的待遇，但混合（被驅逐者和非被驅逐者組成的）家庭除外[48]。
由於生活條件差、需要體力勞動、缺乏食物和醫療等原因，被驅逐者的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兒童和老年人。根據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國家安全部保存的不完整和不準確的記錄，估計1945-1952年和1953-1958年分別有16,500和3,500名立陶宛被驅逐者死亡；這個數字還不包括1941年被驅逐者的死亡人數，而1941年被驅逐者約有8000人死亡[49]。因此，立陶宛被驅逐者的總死亡人數可能為28,000人。兒童約佔總死亡人數的四分之一[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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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解凍和去斯大林化使被驅逐者和囚犯逐步得以釋放。1954年7月，16歲以下兒童從驅逐名單中去除，逃犯的刑期從20年減為3年[50]。立陶宛被驅逐者的釋放相對緩慢。1954年宣佈對55-60歲以上的殘疾人或身患絕症的人進行大赦時，一項特殊規定出於「公共安全」的考慮將立陶宛人和烏克蘭人排除在外[51]。在立陶宛，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逐個審查被驅逐者檔案。蘇聯官僚將被驅逐者視為一種威脅，尤其是當他們想索取被驅逐時被沒收的財產的時候。立陶宛人僅在發現有違規行為（如誤捕）的情況下才批准釋放[52]。
1956年和1957年，蘇聯最高蘇維埃批准釋放更多的被驅逐者，包括立陶宛人。被驅逐者開始大量返回，這給當地政府帶來了困難——被驅逐者會請求歸還他們被沒收的財產。這些返回的被驅逐者被當地政府認為是不可靠的，需要特別監視。包括安塔納斯·斯涅茨庫斯在內的蘇聯立陶宛官員起草了禁止被驅逐者返回的地方行政措施，並向莫斯科請願，以請求制定這方面的國家政策[53]。1958年5月，蘇聯修改了對剩餘被驅逐者的政策：所有與立陶宛游擊隊無關的人都被釋放，但無權返回立陶宛[54]。而游擊隊員親屬和游擊隊員分別於1960年和1963年獲釋。大多數被驅逐者1958年5月獲釋，但後來再也沒有返回立陶宛[55]。
大約60,000名被驅逐者返回立陶宛[56]。然而，他們面臨更大的困難：他們的財產長期被官僚掠奪和瓜分，他們在工作和社會保障方面面臨歧視，他們的孩子無法接受高等教育。返回的被驅逐者、抵抗運動成員及其子女難以融入社會。他們進行了長期的非暴力抵抗[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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