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鏊（1863年—1926年9月），字蘭舟，江蘇上海人。中華民國官員、外交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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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清朝同治二年（1863年）生。[1][2]1896年在天津俄文館任職，旋任浦監商務交涉員。1911年任東三省交涉員。嗣後任哈爾濱鐵路交涉局總辦。1913年1月，任吉林省西北路觀察使。1914年5月，調任濱江道尹。1917年9月，署理駐海參崴總領事。1919年9月，任西伯利亞高等外交委員，後復任北京政府外交部參事。1921年8月，轉任東省特別區域高等審判廳廳長。[1]
1923年，任中華民國駐蘇聯外交代表（加公使銜），後又調任中華民國駐芬蘭公使。1926年於任內逝世。[3][4]
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李家鏊正任中華民國駐莫斯科的外交代表。1925年6月21日，他向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外交部發出電文，提出解決事件的辦法。[5]
收駐莫李代表電
六月二十一日發
六月二十四日到
第二二七八號
外交部鑒：奉二十日電，內有多處不能明了，想委員團爭論至不能解決之時方將慘殺案誤會之事鏟[?]除，提出三項宣言，以求滬事了卻，為讓步之極點。彼方既未奉有轉報辦理國際交涉之權，則退席回京亦同倫敦報紙所云，須俟詳細報告方有計劃之可言，其辦事之謹慎不言而喻。各國輿論直我者多，即英、日工黨亦大聲疾呼，共表不平，足征世界尚能公道。所懼者，我國罷工、罷市之輩無力久持，再生暴動，若天安門國民大會蒸電所云本屬公道，但驅逐使領不啻絕交宣戰，驅逐雖易，善後為難。此間雖尚未見使團之宣言，料亦必有和平解決之法，擬請呈明執政勸諭國民少安毋躁，要求各國政府另派公正委員共同商議，我方再以理力爭，於是以收回領事裁判權為着手，繼以優恤死傷、懲辦兇手等為了結此案之辦法，再以定期改訂條約為收回主權之先聲，並力圖內政改良以副中外之期望，心平氣和，柔能克剛，妄再暴動，被人利用，圖先自害，坐失機宜，更須杞憂矣。國之存亡全在此舉，鏊以匹夫有責之義敬獻芻蕘，是否有當，伏候鑑察。鏊。二十一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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