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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動物學和動物政治學》(Political Animals and Animal Politics)是綠色政治理論家馬塞爾·維森堡和戴維·施洛斯伯格的著作,於2014年由麥克米倫出版社出版。這部作品討論了由政治哲學而來的,與道德哲學相對立的動物倫理學的出現。這是相關話題的第一部出版集著,第一個成書的研究嘗試,來發掘相關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除了編輯們的開篇介紹,這本書分為三部分由十個獨立的章節組成,這三部分分別關於關於動物的制度變化,動物倫理和生態主義的區別,以及與保護動物相關的動物法。這本書的貢獻者有維森堡、施洛斯伯格、Manuel Arias-Maldonado、Chad Flanders、Christie Smith、Clemens Driessen、Simon Otjes、Kurtis Boyer、Per Anders Svard和Mihnea Tanasescu。他們每個章節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都包含着對人類例外論的討論,對動物問題在政治對話中該如何被呈現,以及對政治理論和實踐的關係的反思。
此條目翻譯品質不佳。 (2018年12月10日) |
在某種程度上,《政治動物學和動物政治學》一書的構想來源於維森堡和施洛斯伯格於2012年在歐洲政治研究聯合會會議主持的一個研討會上,不過,與會者只有部分參與了此書的編寫,此書的編寫者也只有部分參加了此次會議。此次研討會的影像資料收錄於紀錄片《馬拉松領步人》中,此紀錄片於2012年上映,講述了關於荷蘭動物黨的故事。《動物政治學和政治動物學》是安德魯·林齊和普麗西拉·科恩所編輯的麥克米倫出版社動物倫理學系列叢書之一。
評論家對Driessen,Flanders,Boyer所編的部分很感興趣,但是對其中以環境為主的章節表示質疑。他們認為此書沒能包含,或者說,沒能充足體現以政治為核心的動物倫理文學作家所表達的作品,比如羅伯特·加納、休·唐納森、威爾·金里卡、阿拉斯代爾·科克倫、金伯莉·K·史密斯、西沃恩·奧沙利文。評論者認為,書中與這類文學最直接相關的,就是維森堡的章節了,但是他也是站在負面角度進行論述。加納稱讚《政治動物學和動物政治學》一書具有開拓性,但也預測此書將被同一主題下,更完善的文集所取代。
2012年4月10日至15日,歐洲政治研究聯合會會議在比利時安特衛普大學舉行,期間,荷蘭綠色政治理論家馬塞爾·維森堡[note 1] 和美國綠色政治理論家戴維·施洛斯伯格組織了名為「政治動物和動物政治」的研討會。[2] 二人就相關會議的組建,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討論,會議主題大致是「自然,動物和政治理論」。[4] 這個研討會旨在填補政治文學中有關非人類動物的空缺。二人稱,無論是在環境及資源管理的相關工作中,還是在對道德議題 感興趣的人中,非人類動物這一話題都只處於邊緣地位。[2] 維森堡和施洛斯伯格表示;提交了論文,Manuel Arias-Maldonado(格拉納達大學)、Susan Boonman-Berson(瓦赫寧根大學)、Kurtis Boyer (隆德大學)、Clemens Driessen (烏特勒支大學)、Chad Flanders(聖路易斯大學)、羅伯特·加納(萊斯特大學)、Margareta Hanes(荷蘭語布魯塞爾自由大學)、Paul Lucardie(格羅寧根大學)、Christopher Neff(悉尼大學)、Kaspar Ossenblok(根特大學)、Simon Otjes(萊頓大學)、Christie Smith(埃克塞特大學),Mihnea Tanasescu(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和Catherine Zwetkoff(列日大學)也都對相關論文做了報告。[note 2] 這次研討會,以及一系列的論文報告,對施洛斯伯格來說,意味着動物政治學作為政治學理論一個分支的時代即將到來。[4]
此次研討會把來自比利時組織「全球動物利益行動」的Michel Vandenbosch的演講作為重點。第二天,荷蘭動物黨的尼科·科弗曼以及該黨的智庫尼古拉斯·G‧皮爾森基金會成員Karen Soeters加入到了此次會議當中。那天以後的研討會的影像資料由Joost de Haas拍攝,收錄於紀錄片《馬拉松領步人》(2012)當中。[5]影片在尼可拉斯‧皮爾森基金會委任下,由de Haas進行創作,以動物黨前十年的歷史為重點,涵蓋了對黨員的採訪記錄以及對該黨公眾認可度的探索。該影片於2012年10月28日,在該黨十周年慶祝會上進行了首映,之後被一成了多國語言。[6]
維森堡和施洛斯伯格的研討會為《政治動物學和動物政治學》一書的創作打下了基礎。此書是維森堡和施洛斯伯格編寫的集著,其中很多章節的早期版本在此書中收錄。[5] 最初,編輯們想要通過此書,對政治理論,動物運動和現實政治進行討論,然而,其最終版本卻更偏向於理論層面。[4] 《政治動物學和動物政治學》於2014年由麥克米倫出版社[1]進行出版,是安德魯·林齊和普麗西拉·科恩編輯的麥克米倫出版社動物理論學系列叢書之一。這一跨學科的叢書旨在探究由動物倫理學中實際性和概念性的挑戰[7]。 《政治動物學和動物政治學》一書發行了精裝本(ISBN 978-1-137-43461-6),平裝本(ISBN 978-1-349-68310-9), 電子書 (ISBN 978-1-349-68308-6)和在線格式(doi:10.1007/978-1-349-68308-6)[1]
《政治動物學和動物政治學》是第一部編寫成書的致力於「動物倫理學的政治轉向」的集著,也是第一次「以書的篇幅來探索此類文學大概輪廓」的一次嘗試。[11] 西沃恩·奧沙利文稱,」動物倫理學的政治轉向「一詞,多年來在歐洲會議中被反覆提及,而本書則可能是第一次將這一概念印刷成書,以文字形式呈現。[12] 編輯將」動物政治哲學「一詞解釋為學術著作和動物倫理學,政治哲學及(理論指引下的)現實政治的結合。維森堡和施洛斯伯格認為,儘管此類學術著作曾是更偏向道德層面的動物倫理學的一小部分,如今已自身發展為了相關主題下的單獨領域。他們從中挑出了兩篇關鍵文章,羅伯特·加納2013年發表的《動物正義理論》及休·唐納森和威爾·金里卡2011年發表的《動物城邦》(牛津大學出版社)[13]。加納和奧沙利文及阿拉斯代爾·科克倫[note 3] 對編者關於動物倫理學的政治轉向的定義表示認同,並寫道,此類學術著作以其對正義的關注而獨特,並以此作為標準。這些作家提道,關於政治制度,結構和進程可能將如何進行轉化,來達到為人類及非人類的動物尋求正義的目的,相關學術作品對此進行了想像。簡單來說,政治轉向的基本特點就是對正義的建設性關注。[14]
《政治動物學和動物政治學》有三個關鍵目標,與之對應,其章節也分成了三個大部分。編者們在介紹中將這三個目標稱之為三個關鍵「創新「,並對其進行了分析。其一,是動物理論學中,從思考個人變化到思考社會規則實施及行為範式的轉變。其二,是對動物倫理學和生態主義(環境倫理學和綠色政治理論)可能的修好。其三,是為保護非人類動物而不斷發展的動物保護法。介紹部分之外,此書還有十篇有不同作者書寫的獨立章節:第一部(三章)——動物宣傳語的政治化,第二部(三章)——動物倫理學和生態主義的重新結合,第三部(四章)——動物利益相關法律法規的介紹。[13][15]
節 | 編號 | 章節標題 | 作者 | 隸屬機構[note 4] |
---|---|---|---|---|
不適用 | 1 | "對政治動物學和動物政治學的介紹" | 馬塞爾·維森堡和戴維·施洛斯伯格 | 拉德堡德大學/悉尼大學 |
第一部: 動物宣傳語的政治化 | 2 | "從人類世角度對動物和人類的分別進行再思考" | Manuel Arias-Maldonado | 馬拉加大學 |
3 | "動物政治學理論綱領 | 馬塞爾·維森堡 | 拉德堡德大學 | |
4 | "公共理性和動物權利" | Chad Flanders | 聖路易斯大學 | |
第二部:動物倫理學和生態主義的重新結合 | 5 | "生態主義不公正認知的闡述" | Christie Smith | 埃克塞特大學 |
6 | "人類世角度下的生態正義" | 戴維·施洛斯伯格 | 悉尼大學 | |
7 | "動物討論" | Clemens Driessen | 瓦赫寧恩大學 | |
第三部:動物利益相關法律法規的介紹 | 8 | "議會動物黨的政治學" | Simon Otjes | 格羅寧根大學 |
9 | "物種宣傳的局限性」 | Kurtis Boyer | 隆德大學 | |
10 | "瑞典的動物屠宰和動物福利主義:1900–1944" | Per-Anders Svärd | 斯德哥爾摩大學 | |
11 | "大自然的權利:理論和實踐" | Mihnea Tanasescu | 荷蘭語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
外部媒體連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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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 | |
![]() David Schlosberg在Knowing Animals 頻道上講述了他對「政治動物學和動物政治學」的貢獻 | |
影片 | |
![]() Siobhan O'Sullivan defines "the political turn in animal ethics" for the Animals & Society Institute |
《政治動物學和動物政治學》的書評,曾分別由加納、哲學學者Jeremy David Bendik-Keymer、Josh Milburn和Dan Hooley撰寫,並分別刊登在學術刊物《環境價值》,《環境倫理學》,《政治研究評論》和《動物倫理學期刊》上。[note 5]加納認為這部編著令人缺憾的地方是,動物倫理學方面的政治理論學的主要學者的相關著述,未能編入書中,比如科克倫、唐納森和金里卡、奧沙利文、托尼·米利根、金伯莉·K·史密斯或者加納自己的相關文章。他認為《政治動物學和動物政治學》「在這場辯論中扮演了一個觀察員的角色,而沒有直接參與其中發揮領導作用。」[11] 加納還感到這部書對這些主要學者的研究細節缺乏思考,比如本書中對科克倫的基於利益的權利方法並沒有做出討論,對於Regan對動物權利的解釋的理解停留在表面,對加納自己觀點的過度簡化,對金伯莉·K·史密斯和奧沙利文各自的研究缺乏背景支撐。他認為維森堡的章節大致是唯一一篇提到有關政治轉向的討論的,但其觀點也是消極的;加納說這是意料之中的,畢竟維森堡作為一個綠色政治理論家,並不太支持「動物政治理論」。[11]
Bendik-Keymer稱讚這部書是一部「有尖端會議品質的報告」,並稱其中兩個概念區分影響了整部書的發展:其一是支持人類例外論的理論與不支持人類例外論的理論的不同之處,其二是理論與實踐的差異。他認為,第三部的文章是三個成功的案例分析,講述了「現實的政治實踐中所出現的與規範基礎不相符的心理問題和實用問題是如何產生的」。核心的(有關人類例外論的)心理學討論,佔據了本書的前兩部。在第一部中,他闡述道,有些假定(或支持)人類例外論的論文,有時把它當成把動物涵蓋進政治學的唯一合理途徑,相反,第二部則否定了人類例外論。在Bendik-Keymer看來,與第一部相對應卻與第二部相反的是,「開發生態主義思想」並不意味着否認人類中心論。儘管這是環境倫理學經常否認的觀點,他卻認為,人類中心論可以「吸收生態主義思想,維持人類美德,承擔人類行為責任」。Bendik-Keymer認為,第二部和第三部揭示了「在一個有充分經驗的社會的中,建立一個可行的動物政治學的需要「。他表示,本書顯示的研究領域是動物社會,具體來說,是動物作為社會共同創造者(不包含政治領域)之一是否能看作政治代理人,而非僅僅憑藉人類政治代理人倫理上的關係被包含進政治里。[16]
Milburn質疑這部書的成功,認為它沒有實現自己的第二目標,動物和環境倫理的和解。他認為Christie Smith、施洛斯伯格和Tanasescu各自的貢獻更多的是在環境倫理學領域,而非動物倫理學領域,他認為這些在某種程度上不屬於動物政治學範疇。[15] Hooley也同樣認為《政治動物學和動物政治學》與其說是一部動物政治新興領域的著作,不如說是一部環境政治學的論文集著。[17]考慮到Flanders,Otjes,Boyer和Svard對動物學和政治學著述的新貢獻,他將其稱為交叉學科的著作。Hooley感到很驚訝,幾乎沒有作者參與到Donaldsom和Kymlica的作品中,他認為維森堡對這一對概念的討論持批評態度,認為其「過於簡短,完全令人失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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