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兩軍，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執行的「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其中的「支左」是核心工作[1]，即支援「左派群眾」對各級黨政機構進行奪權[2]。「支左」和「軍管」使得軍隊勢力急劇膨脹[3]，成為「文革」的主導力量[4]。
經過
1967年1月，在毛澤東的指示下，軍隊開始積極介入全國各地的奪權運動[5]。3月19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簡稱「三支兩軍」決定）。指示軍隊內部的「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暫告一段落，抽調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員，立即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工作。從此「三支兩軍」成為軍隊的重要任務。
1967年2月至1969年4月期間，參加 「三支兩軍」 的軍人均在90萬人左右。其中最多時為1968年上半年，全軍參加 「三支兩軍」 的人數達到95萬多人。隨着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及各地局勢的緩和，「三支兩軍」的人員逐漸減少。到1972年上半年，參與「三支兩軍」的軍人數量在27萬左右[6]。
九一三事件之後，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發出《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指出：凡是實行軍管的地方和單位，在黨委建立後，軍管即可撤銷。此後，持續了五年多的「三支兩軍」工作隨之結束[4]。
從1967年2月起至1973年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派出約280萬軍人參與「三支兩軍」工作，其中約有4.9萬人擔任縣以上革命委員會委員的職務[7]。
1967年1月，由上海造反派奪權的「一月風暴」開始，全國掀起了「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浪潮，各地「造反派」和「保守派」鬥爭激烈，為了保證全面奪權的勝利，毛澤東決定動用軍隊的力量支持「造反派」[8]。
1967年1月21日，南京軍區黨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安徽省軍區的請示報告，轉述了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駐安徽聯絡站的要求：在鬥爭省委書記李葆華等人的會議中派軍隊警衛，以防止對立派的衝擊，「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並限安徽省軍區二十一日十四時前答覆」[6]。當日，毛澤東在南京軍區的請示報告上批示：「林彪同志：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是有真正革命派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a]。此時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4]同日，林彪批示：完全贊成主席的方針，全軍必須支持革命左派廣大群眾[6]。
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名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中發[67]27號），強調軍隊要支持左派群眾，以前軍隊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廢[6]。但在1967年初混亂的局面下，軍隊難以區分究竟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此外軍隊大多數對「造反派」不抱好感，反而與「保守派」在許多問題上有共鳴[10]。在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下，雙方尚可避免直接的衝突，但「支左」的命令下達後，矛盾開始尖銳化[7]，例如青海支左初期即發生了軍區部隊屠殺「造反派」的二二三事件[4]。
隨後在《軍委十條》的出台和中央的批評之下，福建、四川、甘肅、廣東、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地的軍隊支左負責人先後作檢討[7]，按照中央的指示支持特定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奪權，形勢完全逆轉。在軍隊的支持下，到1968年，全國由下而上地全面實現了奪權[8]。同時，軍隊代表作為「三結合」的主要力量，加入了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據統計[7][11][12]，現役軍人擔任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革委會主任的共20名，佔總數的69％，擔任縣以上各級革委會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佔78％，廣東省佔81%，遼寧省佔84％，雲南省佔97％，湖北省佔98％，山西省佔95%等。出任縣以上革命委員會一、二把手的軍隊幹部有5193人，軍隊事實上掌握了各地的領導權。
1967年初，文革的混亂局勢影響到了農業生產。為此，196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給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的信》，要求「動員一切力量，立即為做好春耕生產而積極工作」、「建議人民解放軍當地部隊和各級軍事機關大力支持、幫助春耕生產工作」。23日又發出《關於軍隊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產的指示》，要求所有幹部和戰士都積極投入到春耕生產中，要積極配合、協助當地農業生產。周恩來也在與各大軍區負責人談話時說，「要求各省、地、縣各級都要以軍事部門為主，立即行動起來，組織各級生產辦公室，領導春耕生產。」[6]
隨即各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以軍人為首的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支農在部隊的「三支兩軍」工作中，投入的力量最大。如1967年2月下旬至3月下旬，全軍支農部隊即達73.9萬餘人，第2季度每天支農人員在50萬人以上，支農的單位縣（市）達2072個、公社達2萬多個。到1968年，全軍共抽出了116個團、119個營、2666個連、125個排、861個宣傳隊，到1236個縣（市）的社、隊，進駐定點支農。僅1968年第2季度支農就動用汽車2萬多輛、各種機械800多台、馬車3000多輛，勞動日達3000多萬個，支援公社、農場1.5萬多個。半年中支農出動飛機718架次、艦艇42艘[6]。
1967年3月3日，毛澤東在瀋陽軍區的一個報告上指示，「軍隊不但要協助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給全國廠礦企業革命職工、革命幹部的信》，信中宣佈：中共中央決定，人民解放軍大力協助地方，支持工業生產工作。3月19日，中央軍委在關於集中力量執行「三支兩軍」的決定中，把支工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從此，解放軍擔負了支援工業的任務[6]。
各軍區、各軍兵種、省軍區、衛戍區等部隊抽出領導幹部，到省、市、區組織參加工業領導班子，協助地方領導工業生產。在3月上旬至4月上旬，全軍各部隊還派出幾萬人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宣傳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1967、1968年的支工人數，均達十幾萬人，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逐步減少，到1972年為四五萬人。此外，軍隊還抽出一批技術、物質、車輛和人員，參加了許多重點工程建設如：武漢鋼鐵公司、第二汽車製造廠、遼陽化工廠、上海金山化工廠、雲南天然氣化工廠、大慶油田、葛洲壩水利樞紐等[6]。
1967年1月11日，中央發出《關於廣播電台問題的通知》，標誌着軍隊從此開始執行軍管任務[6]。實行軍管的單位主要是公安、郵電、電台、報社、銀行、倉庫、監獄等。隨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實行軍事管制的單位、部門不斷增加和擴大。到1968年，國務院共有48個正部委級機構，除國防部為虛設，文化部、公安部未被軍管外，其他45個全部實行軍管。中共中央主要工作機構中宣部、統戰部、中聯部、調查部均實行軍管，中組部雖然未被軍管，但亦由軍人組成的業務組負責實際領導[13]。此外甚至出現了軍隊對軍隊單位實行軍管的奇特現象[7]：如解放軍總政治部和高等軍事學院被軍管。
全國實行軍管的省有9個，大城市有25個，幾十個專區和數以百計的縣實行全面軍管。各地方的部門中：軍管報社111個，佔全部210個報社的53%，省以上報社，除遼寧、吉林、黑龍江、湖南、貴州、湖北、甘肅省外，其餘22個省、市、自治區的報社全部軍管；省以上的公安部門，除遼寧、黑龍江、河北、山東、上海、湖南、貴州、河南、湖北省外，其餘20個省、市、自治區的公安部門，都實行了軍管；全國18個鐵路局軍管了10個；沿海漁業公司全部軍管[6]。
軍管的形式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建立軍事管制委員會或軍管小組，負責被軍管單位的全面工作；另一種是派出軍管代表或一定數量的部隊進駐，主要負責保護單位的安全[6]。
軍訓即對大、中、專院校的師生、職工進行軍事訓練。對師生實行軍事訓練，被毛澤東視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一項重要內容。在1966年12月31日，針對「紅衛兵」運動的混亂狀況，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對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通知》[6]。隨後，越來越多的軍人參與開展軍訓，而接受軍訓的學校也越來越多。僅1967年4月，全軍每天平均派出執行軍訓任務的人員，即達53000餘人；接受軍訓的學校則達3091所。至1968年第二季度時，全國接受軍訓的學校，已猛增至11700餘所[14]。
軍訓最開始是為了保證毛澤東在接見紅衛兵時的安全，特意派駐京部隊專門來對外地來京串聯的人員，進行接待和組織工作，維護社會秩序。到後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軍訓的內容卻從原來比較單純的軍政訓練，演變成了軍隊全面介入到各個學校的運動[6]。軍隊成員以「軍宣隊」或「軍訓團」的形式進駐到每個學校里，學生「紅衛兵」組織隨即失勢。軍宣隊和工宣隊一同領導了學校的上山下鄉、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運動，這一時期也是文革期間受迫害而死亡的人數最多的時期[15]。
領導部門
1967年4月3日，中央軍委常委討論了加強「三支兩軍」辦事機構問題。決定在軍委設立3個辦公室，即支左辦公室（蕭華負責）、支工支農辦公室（楊成武、邱會作負責）、軍管工作辦公室（葉劍英負責），軍訓工作由總參、總政分管，不另設辦公室。全軍師以上機關都設立了「三支兩軍」指揮部（或辦公室），列入編制。這樣，全軍上下「三支兩軍」領導機關的建立，從組織上確保大批軍人投入「三支兩軍」工作[6]。
評價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稱：「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16]
江青在九大前曾對林彪發脾氣[17]：「蔣介石搞了一個黨國，我們現在搞了一個軍黨、軍國。」
毛澤東曾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說到[18]：「現在蘇修攻擊我們……按照蘇聯的話叫做『軍事官僚專政』，他們一看我們這個名單裏頭，軍人不少，這就叫做『軍事』；還有什麼『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來呀，康生呀，伯達呀這批『官僚』。」1970年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曾說[19]：「誰知『三支兩軍』掩蓋着廬山會議的主要傾向啊。」
吳法憲[20]：「通過執行『三支兩軍』任務，軍隊全面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一結果，顯然是和林彪以前的想法相左的。」
邱會作[17]：「像『三支兩軍』這樣的工作，林彪從來也沒有像打仗那樣，指示什麼什麼部隊到哪裏執行什麼任務，什麼什麼幹部到哪裏完成什麼使命，林彪這個主持軍隊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根本沒有具體管過三支兩軍工作，三支兩軍工作一直在毛主席和周總理手上，對軍委辦事組只是操辦他們的決定而已。毛主席軍權在握，調動一個排都要毛主席批准，任命一個軍級幹部也必須毛主席批准……。」
葉劍英[21]：「群眾組織打內戰的時候沒有軍隊穩定不了形勢，因此『三支兩軍』是有功的，現在成立了黨委，實行了一元化領導。軍隊在搞經濟計劃、管理生產方面不如原來的地方幹部。加上運動中陷進了派性的更出不來。『三支兩軍』已面臨新形勢，繼續搞下去不利了。現在有些廠子生產上不去，把軍隊幹部換下來，原來的老幹部上去，生產就上去了。」
鄧小平[22]：「三支兩軍是兩句話，第一句話，當時部隊不出面不能維持局面，出面是正確的，三支兩軍是起了積極的作用。第二句話，三支兩軍給部隊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帶來了許多壞的東西，對部隊的威信損害很大。比如派性，還有一些『左』的東西，相當大的成分是從那裏來的。」
紀登奎[23]：「軍隊現在冗員太多，一個司令，七八個副司令，一個政委，七八個副政委，軍、師、團、營，一直到基層，也都是一個正職，好多個副職。」「軍隊幹部，派出去一批，提拔起來一批，再派出去一批，又提拔起來一批……。三支兩軍結束了，軍隊幹部都從地方上回來了，軍隊幹部自然就多了，就搞成這個樣子了。」；」有一條，我們還不如蘇聯，蘇聯軍隊的政治影響力，還主要在中央；我們的情況，軍隊在地方上也亂攪和，搞得黨政部門過不成日子。文化革命，三支兩軍，把事情搞壞了……三支兩軍的幹部，又在軍隊任職，又在地方掌權，弄得誰也管不了他。「
鄧禮峰[6]：「毛澤東要「三支兩軍」人員既要支持造反派奪權，又要穩定局勢；既要支持左派打倒老幹部，又要保護他們出來工作；既要抓革命（大批判、大字報、大遊行、整天突出政治搞學習），又要促生產；既要支持左派，又要搞「大聯合」，等等，這些非常自相矛盾的理論與實踐，其結果必然使「三支兩軍」功過兼有。」
唐少傑[3]：「軍權所營造的『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的社會狀況，把文革變成一場通向『準軍事共產主義』的革命。軍權的作用和影響，化解了文革群眾運動和八面威風的群眾組織……軍權打敗了群眾，軍人專政戰勝了群眾專政。最終，軍權不僅給黨權、政權帶來巨大的尷尬和創痛，給文革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帶來致命的傷害，也給軍權自身帶來不可消解的衝撞和危機。」
楊繼繩[4]：「毛希望軍事官僚支持造反派，從而實現整治官僚集團的目的，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隨着秩序的恢復，文革實力不斷消弱，軍事官僚集團的力量不斷坐大最終必然造成軍事官僚集團和毛澤東的衝突。其結果兩敗俱傷：以林彪為首的軍事官僚集團覆滅，毛澤東的身心和他的文革受到重創。」
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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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2月19日毛澤東林彪接見三支兩軍部隊 -
1968年2月19日毛澤東林彪接見三支兩軍部隊 -
1968年2月19日毛澤東林彪接見三支兩軍部隊
註釋
參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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