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國革命[1]後成立的蘇俄以及蘇聯時期依舊存在反猶主義，例如斯大林就通過宣傳機器散播猶太人陰謀論。在1948年的反世界主義運動期間，蘇聯國內的反猶主義情緒高漲。其間無數講意第緒語的詩人、作家、畫家和雕塑家遭到殺害或抓捕[2][3]，這一局面直到醫生案件發生後才結束，當時一群醫生（基本上全是猶太人）因被懷疑密謀刺殺斯大林而被送上了作秀公審的被告席[4]。
歷史
1880年代的俄國國內有着大約500萬猶太人，基本全是窮人，他們被全部送進柵欄區，遭受着歧視與迫害，在沙皇政府默許下出現的歧視性法規、集體迫害比比皆是[1]，沙皇政府有時更是會直接迫害猶太人。在這樣的局面下，很多猶太人不得不移民國外或是參加激進政黨，比如崩得、布爾什維克[5]、孟什維克[6]以及社會革命黨[7]。當時還有很多反猶主義出版物出版[1]。
革命後
十月革命正式廢除了柵欄區，其他迫害猶太人的法令也一併遭到廢止。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出於無神論觀點而排斥一切宗教（猶太教也在其中）[1]，並開始鎮壓猶太教 [8] [9] 。1918年，布爾什維克建立了猶太局，意在在蘇聯社會中進一步推廣馬克思主義、世俗主義，並試圖讓猶太人接受共產主義[10]。
1919年8月，包括猶太教堂在內的猶太人財產都遭到了查封。所有宗教群體以及宗教教育都被取締，猶太教自然也在其中。很多拉比和猶太教宗教人士都不得不辭去神職。這樣的迫害一直持續到1920年代。在20世紀早期以及二戰期間，有許多猶太人被派往戰場。因此有大量的俄羅斯猶太人選擇移民到美國等地。為免遭歧視，有猶太人修改了自己的姓氏[11]。
1919年3月，列寧就「反猶迫害」問題發表了一次演說[12]，他認為反猶主義是「將工農對剝削階級的仇恨轉嫁到猶太人頭上的行為」。這次演說也與此前布爾什維克譴責俄國內戰期間白軍反猶迫害的立場相同[13] [14] [15] 。不過1919年秋季，列寧卻表示[16]：
必須把烏克蘭境內的猶太人送上前線，不能讓他們擔任任何公職，在特殊情況下，可以讓少數猶太人擔任公職，但我們仍需對他們密切監視。[17]
直到1930年代早期，蘇聯政府才開始積極反對反猶主義。1927年至1930年期間，蘇聯當局認為反猶主義是蘇聯的敵人散播的流毒，因而此時反對反猶主義的戲劇和電影大行其道，公開審判反猶主義也並非罕見。1931年，斯大林在給猶太電報局（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的回信中寫道，「反猶主義是一種極端的種族沙文主義，更是人類食人惡行中最為危險的殘餘」[18][19]。1934年，蘇聯政府表示「反對世界各地的反猶主義，要與猶太人民維持兄弟般的情誼」，蘇聯政府還表揚了猶太人對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貢獻[20]。
在斯大林統治之下
弗拉基米爾·列寧死後，約瑟夫·斯大林在與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的權力爭鬥中獲勝，成為了蘇聯的新任領袖。在打壓猶太人托洛茨基的過程中，按照一些人的說法，斯大林實施過反猶主義政策。據赫魯曉夫等了解斯大林的人表示，斯大林一直都對猶太人抱有偏見，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這種偏見尤為明顯[21]。早在1907年，斯大林就曾在信中表示，布爾什維主義中的「猶太派」和「純俄羅斯派」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很多早期布爾什維克領袖是猶太人) [21] [22]。斯大林的秘書鮑里斯·巴扎諾夫曾表示，斯大林甚至在列寧還在世時就曾發表過粗魯的反猶主義言論 [21] [23]。不過由於反猶主義是納粹德國實施的政策，蘇聯政府官方的態度必然是譴責反猶主義的[24]，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則因此將「反錫安主義」作為其反猶政策的代稱[25]。在歷史學家、東方學家以及人類學家拉斐爾·巴泰和遺傳學家Jennifer Patai Wing的著作《猶太人種神話》（the myth of the jewish race）中，「反猶主義」就「處於錫安主義的對立面」[26]。
1948年12月，蘇聯政治家、作家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羅維奇·法捷耶夫發表了一場名為《蘇維埃戲劇之所以落後的數個原因》的演說，並認為猶太人實際上是「無根基國際主義者」[24]。在反世界主義運動期間，大量猶太作家和藝術家被殺。當時的報紙上[24]，「無根基國際主義者」、「布爾喬亞國際主義者」以及「沒有民族和部落的個人」這樣的名詞屢見不鮮，這些全都是指代猶太人的詞語。蘇聯媒體指責猶太人「向西方屈膝」，幫助「美帝國主義」，「奴隸般地模仿布爾喬亞文化」，還涉嫌「布爾喬亞唯美主義」[24]。納粹大屠殺期間的蘇聯猶太人的被害遭遇也被否認，猶太學者被驅逐出科學界，猶太人移民權利也被剝奪[27]。最終，斯大林時代的反猶主義運動以1953年的醫生案件而告終。據拉斐爾·巴泰和Jennifer Patai Wing所言，醫生案件「明顯是要完全滅絕猶太人的文化生活」。斯大林統治下的共產主義反猶主義與納粹和法西斯的反猶主義思想之間存在一個共同之處，即二者都相信「世界猶太人陰謀論」[28]。
蘇聯的反猶主義還影響到了二戰後德國蘇占區內部的政策。歷史學家諾曼·耐馬克曾寫道，1947-1948年間，駐德蘇聯軍事管理委員會的官員開始對軍管委員會內部的猶太人成員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關注」，政治宣傳機構中的猶太人更是受到了特別關注[29]。德國高校中那些不願接受蘇維埃化的猶太人被打上了「在戰後與中產階級幫派站在一起的非雅利安的法西斯受害者」的標籤[30]。
正如埃利希·戈德哈根這樣的學者表示，在斯大林死後，蘇聯的反猶太人政策變得更為低調。戈德哈根認為，儘管尼基塔·赫魯曉夫全面抨擊了斯大林，但他卻沒有把斯大林的反猶政策列入「獸行」，也沒有將其定性為「對列寧主義蘇維埃民族政策的粗野踐踏」[31]。
在勃列日涅夫統治之下
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結束後不久，蘇聯國內的很多猶太人想要移民以色列。鮑里斯·庫丘比耶夫斯基（Boris Kochubievsky）是當時一名烏克蘭猶太廣播工程師，他想移民以色列，他在給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庫丘比耶夫斯基這樣寫道：
我是一個猶太人，我想要生活在猶太人的國度裏，這是我的權利，就像烏克蘭人有權生活在烏克蘭，俄羅斯人有權生活在俄羅斯，格魯吉亞人有權生活在格魯吉亞一樣，我也有權生活在以色列。這是我的夢想，這不僅是我一個人一生的追求，更是幾百世代的被驅逐出原始家園的猶太先人未能實現的夢想。我想讓我的孩子學習希伯來語，我想閱讀猶太人自己的報紙，我想去猶太人自己的劇院看戲。這些又有什麼錯呢？我犯了什麼罪呢…？[32]
信件寄出後不出一周，庫丘比耶夫斯基就被克格勃傳喚，在未經審問下，此人被立即轉送至位於其家鄉基輔的一座精神病院。這件事也許只能算得上是一起孤立事件，但不能否認的是，六日戰爭的結果影響到了蘇聯國內的幾乎每一個猶太人[33]。他們看到了民族復興的希望。1979年2月23日，一篇篇幅為6頁的文章傳遍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文章將勃列日涅夫和其他7人批判為「錫安主義者」[34]。從文章能讀出其匿名作者（俄羅斯解放組織成員）的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思想，其在文章中列出了辨別錫安主義者的幾個依據：「多毛的胸部和胳膊」、「鬼鬼祟祟的眼神」（shifty eyes）以及「像鈎子一樣的鼻子」[35]。
1981年2月22日，勃列日涅夫在一次時長超過5個小時的演說中抨擊了蘇聯國內的反猶主義[36]。雖然列寧和斯大林都曾發表過反對反猶主義的演說和言論，但這次是蘇聯高級領導人第一次在全黨面前表達這類思想[36]。勃列日涅夫承認，整個蘇東陣營內部都存在着反猶主義思想，陣營內部的多個種族的需求也未能得到滿足。幾十年以來，有着不同種族和宗教背景的群體一直接受着蘇維埃社會的同化，他們之前擁有的學習自身文化以及信仰自身傳統宗教的權利也遭到了侵犯[36]。勃列日涅夫在演講中正式宣佈，蘇聯將滿足這些少數民族群體的需求，並表達了對「民族關係緊張」的擔憂[36]。政策一經頒佈，蘇聯共產黨便發出了一份普通卻又重要的消息[36]：
蘇聯共產黨一直以來，並且一直都會緩解緊張的民族關係，緊張的民族關係屬於沙文主義和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格格不入。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逆流，比如反猶主義和錫安主義。我們不能容忍民族主義對我們國家精神的侵蝕，但同樣地，我們也堅決反對歪曲事實。用蘇維埃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國際主義來教導我們的工人階級是我們黨的神聖任務，所有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母親，就是我們的蘇維埃祖國，這是一種應當為之自豪的歸屬感。[37][38]
此時國際社會正在向蘇聯施壓，蘇聯不得不着手解決其內部出現的眾多人權問題，就連澳大利亞和比利時這樣的國家都要求蘇聯對該國人權問題給出回應。儘管蘇共解決反猶主義問題的態度很堅決，但蘇聯內部的反猶主義宣傳一直都是長期存在的事實，想立即解決這類問題幾乎不可能。另外，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猶太人團體還在呼籲美國領導人關注蘇聯猶太人問題[37][38]。
1974年10月18日，美國在幫助蘇聯猶太人群體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參議員亨利·傑克遜、參議員亨利·基辛格以及參議員雅各布·賈維茨和國會議員查爾斯·瓦尼克匯集一堂，討論「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此前該議案已在美國國會內部擱置了近一年[39]。眾人會面後，亨利·傑克遜告訴記者，「人權領域的歷史性共識」已經達成，儘管他不能「對俄國人目前的作為發表任何評論」，但「可以相信的是，蘇聯的基本政策已經發生了很大轉變」[39]。修正案的通過使得蘇聯國內的一些猶太人獲得了移民國外的權利。
就在蘇聯猶太人問題即將解決之時，克里姆林宮方面不能容忍自己的移民政策和外交政策被華盛頓的一群猶太人所左右[40]。外務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給基辛格寄去了一封信，針對美國新修正案中有助於更多的「蘇聯公民」移民國外這一點表示「我們堅決抵制美方對我方政策的干預」。儘管修正案在美國方面得到了大部分贊成並獲得通過[40]，克里姆林宮方面依然感覺自己處於劣勢。因此，當美方表示將對蘇聯的借貸額度施加官方限制的時候，他們拿出的理由就包括蘇聯未能獲得妥善解決該國的猶太人問題[4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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