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研究

此條目介紹的是以國家規模的區域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關於1967年創刊的同行評審學術期刊，請見「區域研究 (期刊)」。

提示：此條目頁的主題不是區域科學。

區域研究（英語：Regional Studies或Area Studies），又譯地域研究，是主要以國家規模的區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科。該學科在注意各地區的共時性的同時，注意地區的特色並比較其他地區，廣泛研究該地區的政治、經濟、產業、法律制度、社會、文化以及民俗。

歷史沿革

區域研究在傳統上是屬於地理學領域，區域地理學收集各種資料，包括自然與人文，採用複合體概念建構區域的獨特性。區域研究的發祥地源於法國，並形成以白蘭士為首的法國區域學派。

當代區域研究則以美國發展快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與世界全體的關係加強，但之前美國因門羅主義的影響，美國對中南美以外的第三世界的瞭解較為有限。因此美國為推進其世界戰略需要大量的知識和信息，美國也因此投入鉅資培養亞洲問題和非洲問題的專家。因這些地區的情況無法簡單的西洋知識來分析，因此除了舊有的地理學，也常用經濟學、法學、歷史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成果及手法等學際性手法分析。

二戰之前，美國大學只有少數研究者從事對非西方世界的研究。戰後，美國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擔心美國在冷戰背景下能否有效應對來自蘇聯和中國的外部威脅以及亞洲和非洲去殖民化的後果。

在此背景下，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紐約卡內基公司召開了一系列會議，達成了廣泛共識，即美國必須投資於國際研究，以解決這一知識短缺問題。參與者認為，國際化的政治科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大型智囊團是美國緊迫的優先事項。在此背景下，學術界出現了兩種趨向，一派認為社會科學家不應該套用西方模式，而應該通過與人文學者密切合作來發展世界各地的文化和歷史背景知識，另一派認為社會科學家應該尋求發展總體宏觀歷史理論，這些理論可以在不同地區的變化和發展模式之間建立聯繫。前者成為區域研究的倡導者，後者成為現代化理論的支持者。

福特基金會最終成為塑造美國區域研究的主導者。^[1]1950年，福特基金會設立了著名的外國區域獎學金計劃(FAFP)，這是美國第一個支持區域研究的大型全國性基金。從1953年到1966年，該計劃向34所大學提供了2.7億美元用於區域和語言研究。同樣在此期間，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和美國學術協會聯合管理的委員會投入了數百萬美元，用於實地發展研討會、會議和出版計劃。^[2]最終，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和美國學術協會聯合委員會接管樂外國區域獎學金計劃。

其他大型和重要的項目緊隨福特之後而至。最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的《國防教育法》於1965年更名為《高等教育法》，為大約125個以大學為基礎的區域研究單位分配了資金，這些單位被稱為美國大學的國家資源中心項目，提供外語和區域研究本科生獎學金和研究生獎學金。

同期，蘇聯也開展了區域研究。^[3]

爭議

自成立以來，區域研究一直受到包括區域研究專家在內者批評。許多人認為由於區域研究與美國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以及其他情報和軍事機構的冷戰議程有關，因此參與此類計劃無異於充當國家代理人。^[4]有人認為，美國的關注和研究重點將定義區域研究的知識領域。^[5]然而其他人認為，一旦區域研究在大學校園中建立，就開始包含比政府機構所預見的更廣泛和更深入的知識議程，因此不是以美國為中心的。^[6]

對區域研究項目的最大威脅之一是理性選擇理論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中的興起。^[7]為了嘲笑一位最直言不諱的理性選擇理論批評者，日本學者查默斯·約翰遜問道：如果理性選擇的方法可以解釋為什麼日本政客和官僚會做他們所做的事情，為什麼你需要了解日語或任何關於日本歷史和文化的知識？^[8]

蘇聯解體後，慈善基金會和科學官僚機構開始減少對地區研究的支持，轉而強調「發展與民主」等跨地區主題。長期以來，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和美國學術團體委員會一直是為區域研究籌集和管理資金的國家紐帶。學者們將其解釋為研究環境變化的巨大信號。^[4]

參考資料

1. Ellen Condliffe Lageman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Philanthropy, and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178.
2. David L. Szant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ed. David L. Szant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10–11.
3. Note for example: Rupprecht, Tobias. 5: Desk revolutionaries: Soviet Latin Americanists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late Soviet Union. Soviet Internationalism after Stal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73 [2017-08-22]. ISBN 9781107102880. Academics from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and IMEMO [founded in 1956] often turned to broader area studies at the ILA [the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俄語） (founded in 1961 as part of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aught at MGIMO [founded in 1944],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or Lumumba University [established in 1960]. Others moved from area studies into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 All state and Party organs that dealt with cultural diplomacy drew on the staff of area studies and their network of contacts.
4. Cumings, Bruce.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997, 29: 6–26 [2022-10-14]. doi:10.1080/14672715.1997.10409695 .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21）.
5. See Patrick O'Meara,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81.
6. Moseley, W.G. 2009. "Area Studies in a Global Context."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 29. http://chronicle.com/article/Area-Studies-in-a-Global-Co/49284/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7. Se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by John Scott, in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ories of The Present, edited by G. Browning, A. Halcli, and F. Webster (Sage Publications, 2000). Rational Choice Theory. [2008-07-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2-27）.. Retrieved 2009-04-23.
8. See Chalmers Johnson and E. B. Keehn, "A Disaster in the Making: Rational Choice and Asian Studi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36 (summer 1994), pp. 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