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鼎（1902年1月8日—1986年7月25日），原名闞思俊，字尊民，曾用名闞澤民、甘作明、戴良等，四川南溪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軍工與機械工業專家，中北大學首任校長。
生平
劉鼎出生於一個小知識分子的家庭，自幼以圖畫、手工、算術、理工知識為愛好。中學時代，就和同學郭伯和、李碩勛、陽翰笙等帶頭組織學生會，開展進步活動。1920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業學校（今屬浙江大學）電機科學習[1]。1923年，他進入上海大學學習，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赴德國勤工儉學，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期間，經朱德、孫炳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轉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和空軍機械學校學習，併兼任教官[2]、東大總支部委員。1927年冬，與吳先清結婚。1928年春，莫斯科東方大學與莫斯科中山大學合併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中大」)，夫妻倆同轉入中大。
1929年，夫妻倆把不滿周歲的孩子送進蘇聯保育院，奉命秘密回國。回國途中，劉鼎接到中共命令，參加了劉伯承領導的遠東工人游擊隊，擔任一中隊政治指導員及全隊的武器教官。[3]1930年春，經大連、天津到了上海。吳先清進入中共江蘇省委，被派往浦東地區開展女工工作。劉鼎經周恩來批准，任中央特科情報科（第二科）副科長，協助科長陳賡開展情報工作。在中央特科工作時期，劉鼎負責聯繫楊登瀛，進行情報搜集工作，還參與營救被捕的關向應[4]。
1930年夏，吳先清調離中共江蘇省委，進入中央特科情報科。1931年4月，特科負責人顧順章投降國民政府後，中共中央特科進行改組，劉鼎仍留上海從事情報工作。1931年10月10日清晨，劉鼎按約去上海外灘公園同「高先生」接頭，不料這個接頭點已被國民黨特務發現，劉鼎剛到公園就被逮捕，轉押在南京陸軍監獄。因未暴露身份，特科新任情報科長潘漢年指示吳先清多方周旋，負責與獄中劉鼎取得聯絡並設法營救。吳先清的嫂嫂孫儒珍20年代畢業於北京女高師，在校念書時，結識了保定軍校的一些同鄉，其中有的已在國民黨內任要職。她說服嫂嫂出面到南京疏通關係。孫儒珍到南京找到首都督察廳督察處長李進德，得到李的款待。第二次姑嫂倆到南京，通過李進德的引薦，找到臨海同鄉，陸軍第十八軍第十四師中將師長周至柔。周至柔知道吳先清是中共，但鄉情在，並不介意。見面後，就哈哈大笑地說：「綠客婆（臨海方言，意即土匪婆)來了。」吳先清說：「是的，我來了。今天要麼你把我也關起來，要麼把劉鼎放出去。」周至柔說：「放人，我愛莫能助，可以送你去探獄，疏通關係讓你以後探獄方便，這個沒問題。」1932年9月，劉鼎經康澤等出面作保獲釋出獄[5]。
1933年3月，吳先清經黨中央批准，調任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諜報組組長。為了不影響工作，她把剛出生一個月的嬰兒，送到臨海老家，請母親撫養。1933年，劉鼎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途中，因國民政府封鎖，被留在贛東北蘇區。其後，擔任閩浙贛軍區組織部長、紅軍第五分校政委[6]。後應方志敏要求，出任洋源兵工廠政委。他親自動手研製並組織生產了紅軍第一門炮及炮彈，開創了中國工農紅軍早期兵工事業。1935年1月，方志敏率領的紅十軍團在懷玉山戰役中失敗；6月，劉鼎也在國民革命軍搜山時被俘，自稱「機修師傅」身份。同年秋，從俘虜營中脫逃，經九江前往上海，隱蔽在路易·艾黎家中。1936年3月，從陝北瓦窯堡的黨中央駐地回到上海的董健吾見宋慶齡，說張學良需要一位中共人士作顧問，宋慶齡推薦了劉鼎。劉鼎到西安任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對張學良開展統戰工作。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此前張學良擔心發電會泄密，所以在行動開始後才通報。12日凌晨5時，劉鼎第一時間向中共中央報告事變情況，為中共應對事變提供了依據[7]。毛澤東曾多次指出：「西安事變，劉鼎同志是有功的」[8]。
1937年3月，劉鼎回到延安，任抗日軍政大學特科大隊隊長，負責培訓八路軍的通訊技術人才。1940年5月，任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部長，開創了八一式步馬槍、單響短槍、五零擲彈筒、炮彈、槍彈發射藥和烈性炸藥的批量生產，保證了部隊作戰的需要[9][10]。1941年5月，成立太行工業學校，劉鼎擔任第一任校長，該校即是中北大學的前身。1944年1月奉調回延安，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軍工局副局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先後擔任晉察冀軍工局副局長、華北人民政府公營企業部副部長等職務，繼續領導軍工生產工作[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鼎任中央重工業部副部長，分管兵工、機械、船舶、汽車和電器（包括電信）。劉鼎奉命組團到東北、天津、華東考察工業工廠情況，參與重慶解放後兵工廠接收、陪同蘇聯專家考察太原的工業。1950年7月，劉鼎與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聯名向中央軍委提出國防工業建設建議書[12]。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劉鼎把1950年10月20日召開的全國第一屆兵工會議轉變為戰時生產動員會，組織兵工生產。1951年1月4日劉鼎兼任中央軍委兵工委員會委員。[13]。1951年4月重工業部的兵工辦公室升格為兵工總局，負責統一規劃和協調兵工生產建設，劉鼎兼任局長。隨後，成立了由聶榮臻任主任的航空工業管理委員會，在重工業部設航空工業局。1951年5月，劉鼎隨同總參謀長徐向前為團長的中國兵工代表團赴蘇談判蘇聯援助中國兵工建設的問題。1951年10月簽定《關於中國工廠獲得製造蘇聯型式槍炮彈藥特許權和交付蘇式槍炮彈藥樣品、生產技術資料及必要時派遣蘇聯專家給予技術援助的協定》。1952年5月，中央軍委兵工委員會作出了《關於兵工問題的決定》：確定了中國第一批18種陸軍制式武器的型譜（其中仿蘇武器15種，自行設計的3種）以及配套的彈藥；批准了兵工總局上報的工廠調整計劃綱要和新建工廠大綱，並明確了按專業化分工，調整老廠的生產綱領和技術改造的原則。1952年6月，劉鼎主持召開了全國第二屆兵工會議落實上述決定。1952年8月7日，政務院成立第二機械工業部，統一管理包括兵工、航空、電子工業在內的常規國防工業。[14]重工業部兵工總局改稱二機部第二局，劉鼎任二機部副部長兼二局局長。1952年下半年，劉鼎組建了一批兵工研究所。1952年12月25日，因送往朝鮮的57毫米無座力炮與炮彈不能合膛的問題，劉鼎被中央撤職查辦。中央關於給劉鼎同志撤職查辦處分的決定指出六條錯誤。12月28日，在中共二機部機關全體黨員大會上公開傳達。1953年初，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強調要將國防工業列為一五計劃建設重點，要求五年內初步建設起國防工業體系。1953年1月22日，毛澤東主持審議國防工業「一五」建設計劃。1953年4月6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發出《關於劉鼎同志所犯錯誤的處分決定》，給予劉鼎撤銷副部長職務、留黨查看兩年，工資由7級降為11級的處分；1953年4月16日，政務院發出《關於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劉鼎同志所犯錯誤的通報》。1953年秋，二機部黨組副書記張霖之找劉鼎談話，二機部部長趙爾陸任命劉鼎為一級工程師（或稱二機部總工程師），仍在二機部機關工作。1954年劉鼎深入到全國各兵工廠的制式化新產品試製現場，協助解決各種技術難題。1955年，留黨查看兩年期滿後，劉鼎被任命為二機部部長助理。1957年恢復二機部副部長職務。
1960年9月，任新組建的第三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後任常務副部長兼航空研究院院長。在此期間，他組織推廣了電解加工、機夾刀具、組合夾具、金剛石工具、噴丸強化、滾壓加工、高能成型等一大批新技術和新工藝項目[15]。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被關押七年之久。後擔任航空工業部正部級顧問等職務[16]。
1986年病重住院，中共中央組織部召開「關於複查劉鼎同志一九五三年所受處分問題座談會」，與劉鼎同志共事多年仍還健在的老同志參加座談，一致認為1953年給劉鼎的處分是個錯案，應予撤銷。中共中央紀律檢査委員會、中共中央組織部簽發了《關於撤銷劉鼎同志一九五三年所受處分的決定》[17]，並派人到病床前宣佈。
劉鼎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和中國兵工學會顧問。1986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1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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