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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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上海工總司、工總司,是文革時期中國大陸影響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之一,也是第一個被中央文革小組明確支持的全市性跨行業工人造反派組織。[1]:200
1966年11月6日,上海國棉十七廠、國棉三十一廠、上鋼三廠等17個單位的造反派代表潘國平、王洪文、陳阿大等人,串連籌組。11月9日下午2時,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成立大會,宣佈上海國棉17廠(王洪文)、上海國棉30廠(王秀珍)、上海國棉31廠(黃金海)、上海良工閥門廠(陳阿大)、上海玻璃機械廠(潘國平)、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葉昌明)等17家工廠造反組織組成的「工總司」成立,會議確定由潘國平擔任執行主席。同時發佈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宣言》。中共上海市委決定採取「不贊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態度。
1966年11月10日,2,000多名工總司工人在上海北站強行上火車,列車行至安亭站後被鐵路局下令停車,當天中午工人臥軌攔車,造成滬寧鐵路交通中斷近31小時[2][2]:149-150。
1966年11月13日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同工人代表座談支持「工總司」[2]:149-150。下午張春橋在「工總司」「承認組織合法、承認上京告狀是革命行動、告狀後果由上海市委負責、曹荻秋公開檢查、對工總司提供各方麵條件」的五項條件上簽字。是為安亭事件。不能組織跨行業的地區性工人群眾組織的禁令由此廢除。11月14日毛澤東肯定張春橋做法,說:「先有事實,後有概念。」[2]:149-150
從1966年12月起,「工總司」開始出版發行自己的機關報《工人造反報》,剛開始時發行量只有3萬份,以後發行量不斷增加,最多時達64萬份,而增刊的發行量甚至高達105萬份。
「安亭事件」後,「工總司」一直攻擊上海市委,並且製造康平路事件。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名義回上海[2]:159。1月6日,「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大會,會後市委、市政府所有機構停止辦公,由「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等取代原上海黨政部門之職能,全市實際權力轉移到張春橋、姚文元等手中[2]:160。根據毛澤東要求,1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工總司」等32個造反派團體賀電[2]:161。是為一月風暴。
1968年後,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組織都解散,「工總司」卻沿用「工總司」的名稱代表全上海工人造反派。
1972年1月,「工總司」及所屬各級聯絡站統一改名為「工代會」,並以「工代會」取代了各級工會。1973年3月,在籌備召開上海市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過程中,經張春橋等人決定,用中共上海市委名義宣佈,將1967年12月召開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算作「第四次工會代表大會」。常務委員: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葉昌明、蔣周法。上海市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原「工總司」骨幹全部轉為總工會領導,下級也由原「造反派」擔任工會主任。[3]
1967年12月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召開。該會議產生了工總司委員會。其中有五位常委: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葉昌明、蔣周法。 除常委外,還有三十九位委員:王秀珍、金祖敏、張寶林、黃金海、戴立清、王明龍、王腓利、王成龍、徐美英、耿金章、馬振龍、岑麒麟、繆南生、倪叔英、邵智慧、徐文豹、曹禮堂 、邵濟宏、施善林、沈於和 、王惠祿 、徐妙林、張惠財、左秋根、蔣才喜、袁松伯、蔡康裕、曲世和、蔣善根、劉廣德 、康正勤、卞強明、蔡雲龍、徐學德、戚榮繁 、楊富珍、周林妹、孟招弟、張伯生。[1]:1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