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1]，亦稱自治主義，另譯自主主義[2]、自主論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的左翼政治和社會運動及理論。[3][4][5]作為一種理論體系，它最早在意大利於1960年代從工人主義中出現。後來，受情境主義影響、20世紀70年代意大利極左翼運動的失敗以及安東尼奧·奈格里等一批重要理論家的影響，自治主義的後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得到增強。奈格里和馬里奧·特隆蒂、保羅·維爾諾、弗蘭科·「比弗」·貝拉爾迪等人都對1969年工人力量的建立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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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Katsiaficas總結自治運動的形式時說：「與現代制度的集中決策和等級制威權制度相比，自治社會運動讓人們直接參與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決策，尋求擴大民主，幫助個人擺脫從外部強加的政治結構和行為模式」。[6]這涉及到在革命的視角下呼籲社會運動獨立於政黨，[7]嘗試為專制/國有社會主義和當代代議制民主創造一個實際的政治替代選項。[8]
自治主義影響了德國和荷蘭的自治主義者（德語：Autonomen/荷蘭語：Autonomen）、全世界的社區中心運動，在今天的意大利、法國以及較小程度上在英語國家都有影響。現在那些自稱是自治主義者的人，其意識形態分布在從馬克思主義到無政府主義不等。[9]
詞源
「autonomia」或「Autonome」一詞是由兩個希臘詞組成的（αὐτο-、auto-，「自己」；νόμος nomos，「法律」）, 因此結合起來就可以理解為「制定自己法律的人」。這種意義上的自治不是獨立。獨立指的是一種脫離共同體的自給自足的生活，而自治指的是在社會中生活，但由自己統治。雖然自治（autonomism）的概念對古希臘人來說是陌生的，但亞里士多德間接認可了這一概念，他說只有野獸或神明才能獨立，才能脫離城邦（「社區」）生活。而康德則以思想的自主性和著名的「要敢於認識」來定義啟蒙運動。
理論
與其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不同，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強調工人階級有能力在獨立於國家、工會或政黨的情況下，強迫地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組織。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相比，自治主義者不太關注政黨的政治組織，而是關注傳統組織結構之外的自我組織行動。因此，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理論：它提醒人們注意那些自治主義者認為是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的日常抵抗的活動上，如曠工、怠工、工作場所的社會化、破壞行動與其他顛覆性活動。
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自治主義者認為階級鬥爭是最重要的。然而，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相比，自治主義者對工人階級有一個更廣泛的定義：除了工資工人（包括白領和藍領），自治主義者還將無工資收入者（學生、失業者、家庭主婦等）納入了這一範疇，這些人在傳統上被剝奪了任何形式的工會代表。早期的理論家如馬里奧·特隆蒂（Mario Tronti）、安東尼奧·奈格里、塞爾吉奧·博洛尼亞（Sergio Bologna）和保羅·維爾諾提出了「非物質性」和「社會勞動」的概念，將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概念擴展到了全體社會。他們提出，現代社會的財富是由不可估量的集體勞動產生的，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以工資的形式重新分配給工人的。其他意大利自治主義者，特別是女權主義者，如瑪利亞羅莎·達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和西爾維婭·費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強調了女權主義的重要性和女性無報酬的勞動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該運動的學者Micheal Ryan寫道：
自治（autonomy），作為一個運動和理論，反對那種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非理性的系統，可以通過規劃使之合理化的概念。相反，它採用工人的觀點，把他們的活動作為革命過渡期的槓桿，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經濟學被視為是純粹政治性的；經濟關係是階級主體之間的直接的政治力量關係。而擁有政治變革主動權的不是政黨等異化了的政治形式，而是社會工人的經濟範疇。[10]
各國情況
在法國，由哲學家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亞蒂斯領導的馬克思主義團體，「社會主義還是野蠻」可以說是最早的自治團體之一。此團體借鑑了美國的約翰遜-福雷斯特傾向（由C·L·R·詹姆斯和拉雅·杜娜葉夫斯卡婭領導）在美國汽車廠內的積極研究，並對普通工人的鬥爭進行了自己的調查，這些鬥爭是獨立於工會或政黨領導的。與約翰遜-福雷斯特傾向的工作平行，「社會主義還是野蠻」嚴厲批評了蘇聯的共產主義政權，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官僚資本主義」的形式，根本不是蘇聯所聲稱的社會主義。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也曾是這個運動的一員。然而，意大利工人主義運動對法國的影響更直接地體現在法國經濟學家揚·穆里耶·布唐（Yann Moulier-Boutang）創建的評論刊物《用於干預的材料》（Matériaux pour l'intervention，1972-73），他與托尼·奈格里關係密切。這又導致了Camarades小組的成立（1974-78），他們出版了同名雜誌。穆里耶·布唐和其他人一起，加入了三年前由菲利克斯·伽塔里創立的「自由新空間倡導中心」（Centre d'initiatives pour de nouveaux espaces de liberté，CINEL），並協助被國家指控為恐怖主義的意大利活動家，其中至少有300人逃到了法國。
法國自治主義運動在「巴黎自治團體大會」（Assemblée Parisienne des Groupes Autonomes，APGA；1977-1978）中組織了起來。運動中有許多傾向，包括穆里耶·布唐領導的Camarades團體、「自由共產主義組織」（Organisation communiste libertaire）的一些成員、一些稱自己為Bob Nadoulek的「渴望自治」者，也有占屋者和街頭遊蕩者（包括groupe Marge）。法國自治主義者協助過被拘留的紅軍派前成員。讓-保羅·薩特也就紅軍派被拘者的關押條件進行了干預。法國激進團體「直接行動」於1979年出現，並進行了幾次暴力的直接行動。直接行動組織聲稱對雷諾公司CEO喬治·貝斯和General Audran的謀殺案負責。喬治·貝斯曾是核電公司Eurodif的CEO。「直接行動」於1987年解散。
20世紀80年代，由於國家的有效起訴，自治主義運動在意大利經歷了深刻的危機，同時它在德國變得比在法國更強大。法國的自治主義運動仍然存在於巴黎的占屋運動和暴動中（例如1980年在巴黎的朱西厄校區附近，或者1982年在阿登省的反核示威中）。從1986年到1994年，法國團體Comité des mal-logés（CML）占領了法國國家社會住房管理局擁有的幾座廉租公寓的空置房間，以爭取改變工人（尤其是移民工人）正殘酷遭受着的住房匱乏（入住廉租房的收入門檻的隱性提高，國家對部分人群獲取廉租房資格的排擠）；他們有幾百人，在巴黎所有自治主義團體的支持下，通過民主集會的形式作出決定（其中許多人從事過反監獄活動的工作）。20世紀80年代，法國自治主義者出版了《CAT Pages》（1981-82），《Rebelles》（1981-93），《Tout !》（1982-85），《Molotov et Confetti》（1984），《Les Fossoyeurs du Vieux Monde》、《La Chôme》（1984-85） 和《Contre》 （1987-89）等期刊。20世紀90年代，法國自治主義運動參與了由失業者領導的鬥爭，包括「憤怒的工人、失業者和被邊緣化的人」（Travailleurs, Chômeurs, et Précaires en colère，TCP）和「朱西厄失業者大會」（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chômeurs de Jussieu）。它還參與了另類全球化運動，尤其是聲援非法外國人（「所有人都有許可證」（Collective Des Papiers pour tous，1996）和「反驅逐集體」（Collectif Anti-Expulsion，1998-2005））。有一些自治主義的期刊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版的：《Quilombo》（1988-1993）、《Apache》（1990-1998）、《Tic-Tac》（1995-1997）、《Karoshi》（1998-1999），以及《Tiqqun》（1999-2001）。
2002年7月19日至28日，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一個無邊界營地，以抗議反移民政策，特別是歐洲申根公約國家的移民政策。2003年，自治主義者與法國社會黨在聖但尼（巴黎）的歐洲社會論壇舉行的一次示威中發生了衝突。12月底，數百名失業者強行拿走了樂蓬馬歇超市內的東西，以慶祝聖誕節（這一行動在法語中稱為（對價格的）自動縮減）。法國防暴警察（CRS）在店內對失業者進行了人身攻擊。在2006年春季反對《首次雇用契約法》（CPE）的抗議活動中，自治主義團體發起了暴動；在2007年總統選舉尼古拉·薩科齊當選後又發生了暴動。2008年11月11日，法國警方逮捕了10人，其中5人住在俯瞰塔爾納克的一座山上的農舍，並指控他們破壞法國高速列車（TGV）的架空線路，與「恐怖主義事業」有關聯。10人中有9人被釋放，只有被巴黎檢察官辦公室指控為「指揮恐怖組織」的領導人Julien Coupat被關押了大約一年。
在西德，自治主義者（德語：Autonome）在1970年代末被用來描述政治左派中最激進的那部分人。[11]這些人幾乎參加了當時社會運動的所有行動，特別是反對核電站的示威（布羅克多夫 1981、瓦克斯多夫 1986）和反對修建機場跑道的行動（法蘭克福 1976-1986）。保護占屋者不受警察侵犯，如漢堡Hafenstraße的占屋運動，也是自治運動的一項重要「任務」。在荷蘭，無政府主義的自治主義（荷蘭語：Autonomen）運動從1960年代開始也集中在占屋上。
自治主義者的戰術通常是武裝的，包括建造路障或向警察投擲石頭或燃燒瓶。在80年代初他們最強大的時候，讓警察至少有一次不得不逃跑。由於他們的裝備（厚重的黑色衣服、滑雪面罩、頭盔），自治主義者被德國媒體稱為「黑群」（der schwarze Block），而他們在這些方面的戰術與現代的黑色區塊相仿。1989年，德國修改了有關示威的法律，禁止使用所謂的「被動武器」，如頭盔、襯墊或面罩。今天，德國自治主義者的活動領域大大減少，主要集中在反法西斯行動、生態主義、聲援難民及女性主義中。有更大和更激進的團體仍在運作，如在瑞士或意大利。
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在意大利被稱為工人主義（意大利語：Operaismo）——最早出現在60年代早期的意大利。可以說，早期自治主義的出現可以追溯到都靈的汽車工人對他們工會的不滿，工會與FIAT達成了協議。這些工人對他們有組織的代表的失望，以及由此產生的騷亂（特別是1962年FIAT工人在都靈的暴動，「法律廣場事件」（意大利語："fatti di Piazza Statuto"）），是在工會等傳統代表的範圍之外發展一種自我組織勞工代表的理論的關鍵因素。
1969年，工人主義的方法主要活躍在兩個不同的團體中。由阿德里亞諾·索弗里（Adriano Sofri）領導的持續鬥爭，和由安東尼奧·奈格里、佛朗哥·皮帕爾諾（Franco Piperno）、奧雷斯特·斯卡爾佐內（Oreste Scalzone）和瓦萊里奧·莫魯奇（Valerio Morucci）領導的工人力量。馬里奧·卡潘納（Mario Capanna）是米蘭學生運動的魅力領袖，該運動有一個更經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
通過達尼洛·蒙塔爾迪和其他人提供的翻譯，意大利自治主義者借鑑了在美國的約翰遜-福雷斯特傾向和法國的「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以前的活動研究。約翰遜-福雷斯特傾向研究了美國汽車工業的工人生活和鬥爭，出版了《美國工人》（The American Worker，1947）、《Punching Out》（1952）、《工會委員和野貓罷工》（Union Committeemen and Wildcat Strikes，1955）等小冊子。這些作品被「社會主義還是野蠻」翻譯成法語，並在他們的雜誌上連載。他們也開始調查和撰寫工作場所內發生的事情，在他們看來，是在汽車工廠和保險辦公室內。
1961年至1965年出版的《紅色筆記》（Quaderni Rossi）雜誌和1963年至1966年出版的其後續刊物《工人階級》（Classe Operaia），也對早期自治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影響。拉涅羅·潘齊耶里（Raniero Panzieri）、馬里奧·特隆蒂和托尼·奈格里是一些主要合作者。地下電台也是傳播自治主義思想的一個因素。博洛尼亞的愛麗絲電台（Radio Alice）就是這樣一個電台的例子。
意大利的學生運動，包括大都會印第安人，從1966年羅馬大學學生保羅·羅西（Paolo Rossi）被新法西斯分子謀殺開始，參與了各種直接行動，包括暴動和占領，以及更多的手段和平的活動，如削減自我開支，在其中個人拒絕支付公共交通、電力、天然氣、租金和食品等服務和商品。在1967-1968年冬季的占領大學期間，在占領菲亞特工廠期間，以及1968年3月在羅馬的茱莉亞山谷之戰，學生和警察之間發生了幾次衝突。
在1976年和1977年，即所謂的「鉛色年代」，大都會印第安人是活躍在意大利極左翼抗議運動中的一個小派別。大都會印第安人是運動中所謂「有創造性」的一個派別。它的追隨者臉上塗着像美國原住民的戰爭顏料，穿着像嬉皮士。他們強調的是「待在一起」（意大利語：stare insieme）、自發性和藝術，特別是音樂。在1977年占領羅馬大學期間，該組織在非常活躍。
1977年3月11日，在博洛尼亞發生了學生弗朗西斯科·洛魯索（Francesco Lorusso）被警察殺害後的暴動。從1979年開始，國家有效地起訴了自治運動，指責其保護紅色旅，後者曾綁架並謀殺了阿爾多·莫羅。12,000名極左翼活動家被逮捕；600人逃離該國，其中300人逃往法國，200人逃往南美。[12]
Tute Bianche是一個激進的意大利社會運動，從1994年到2001年都很活躍。為了抵抗警察的打擊、突破警戒線以及在示威活動中相互保護，活動人士在身上裹上了襯墊（padding）。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一次集體決定不穿白色工裝後，2001年7月，Tute Bianche運動在熱那亞的反八國集團峰會的抗議活動中達到了頂峰，在一個「墊片區」（padding block）中估計有一萬名抗議者。熱那亞之後不久，Ya Basta協會解散了，其中一些組織重組為「Disobbedienti」，字面意思就是「不服從者」。這一理念包括占領和創建占屋式的自我管理的社會中心、反性別主義活動、支持移民權利、支持尋求政治庇護的難民，以及在街頭舉行的示威活動中以大隊形式行走的過程，在與警察發生衝突的情況下必要時使用武力。
Tute Bianche運動的核心是意大利的Ya Basta協會，這是一個遍布意大利的團體網絡，受到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起義啟發。Ya Basta主要起源於米蘭的自治主義社會中心，特別是米蘭的萊翁卡瓦洛社會中心。這些社會中心是從1970和80年代的意大利自治運動中發展起來的。Tute Bianche運動在國際上有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例如，在英國，一個自稱為WOMBLES的團體採用了這種策略，儘管WOMBLES的政治方向與意大利的運動不同。在西班牙，「Mono Blanco」是第一個標誌。Tute Bianche在北美的第一個變體，NYC Ya Basta Collective（位於紐約市）穿著黃色的工作服，而非白色。
影響
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運動和德國的自治主義（德語：Autonomen）運動鼓舞了英語國家的一些革命左派，尤其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採用了自治主義的策略。[13]意大利的工人主義運動也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學者，如哈里·克利弗、約翰·霍洛威、史蒂夫·賴特[14]和尼克·戴爾·威瑟福德。[15]在丹麥和瑞典，這個詞被用來泛指無政府主義者和議會外左派，正如2007年3月哥本哈根的媒體報道「青年之家」的占屋者被驅逐中所示的那樣。[16][17]
- 《揚棄》（Aufhebe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Collegamenti-Wobbly
- 《諸眾》雜誌
- 《ROAR》雜誌
另見
參考
傳記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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