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條目介紹的是美國支持的恐怖主義。關於對美國國家恐怖主義的指控，請見「美國與國家恐怖主義」。在近代歷史上，美國曾多次向世界各地的恐怖主義和準軍事組織提供支持。它還向許多使用國家恐怖主義作為鎮壓工具的威權政權提供了援助。[1][2]
美國對非國家恐怖分子的支持，在拉丁美洲和中東一直很突出。[1]從1981到1991年，美國向尼加拉瓜的康特拉叛亂分子提供了武器、培訓以及廣泛的財政和後勤支持，這些叛亂分子在與尼加拉瓜政府的鬥爭中使用了恐怖戰術。[3]美國還多次向古巴流亡者中的恐怖分子提供培訓、武器和資金，如奧蘭多·博世和路易斯·波薩達·卡里萊斯。[4]
已經有各種理由為這種支持作出解釋。其中包括在冷戰期間破壞可能與蘇聯結盟的政治運動的穩定，包括大眾民主和社會主義運動。[5]這種支持也是毒品戰爭的一部分。[2]這種支持往往是為了確保有利於美國企業海外利益的環境，尤其是當這些利益受到民主政府的威脅時。[5][6]
鉛色年代
從1960年代末持續到1980年代初的意大利社會政治動盪時期被稱為「鉛色年代」。期間意大利的右翼和左翼準軍事組織均掀起過恐怖主義浪潮，其中右翼的恐怖主義活動是得到了美國支持的一種緊張戰略[7][8][9]。
賈納德里奧·馬萊蒂將軍在1971至1975年擔任意大利軍事情報局反情報部門的指揮官。他說，他在威尼斯地區的部下發現了一個右翼恐怖分子小組，該小組獲得了德國提供的軍用炸藥，並宣稱美國情報部門於1970年代在意大利煽動和教唆右翼恐怖主義。[10]
據意大利法官圭多·薩爾維尼的調查，參與了緊張戰略的新法西斯主義組織，「鳳凰、國家先鋒隊、新秩序」（La Fenice, Avanguardia nazionale, Ordine nuovo），就是「秘密軍隊」（clandestine armed forces）的「部隊」（troops），由部分「與中情局有關的國家機構」（state apparatus related to the CIA）進行指導。[10]
中情局與在意大利鉛色年代期間發生的恐怖襲擊的任何關係都是辯論的主題。瑞士和比利時已對此事進行了國會質詢。[11]
豐塔納廣場爆炸案是1969年12月12日16:37發生的一起恐怖襲擊事件，當時一枚炸彈在位於米蘭豐塔納廣場的國家農業銀行總部爆炸，造成17人死亡、88人受傷。同日下午，在羅馬和米蘭又有三枚炸彈被引爆，此外還發現了一枚未被引爆的。[12]
1998年，米蘭法官圭多·薩爾維尼以政治和軍事間諜罪起訴美國海軍軍官大衛·卡雷特（David Carrett），指控他參與了豐塔納廣場爆炸案等。薩爾維尼還對另外兩人展開了調查：一人叫塞爾吉奧·米內托（Sergio Minetto），是美國-北約情報網的意大利官員；另一人是「正義合作者」（collaboratore di giustizia）卡洛·迪吉利奧（Uncle Otto[奧托叔叔]），他曾在六七十年代擔任中情局駐意大利東北部協調員。《共和國報》報道稱，中情局駐米蘭人員卡洛·羅基（Carlo Rocchi）於1995年在尋找有關格拉迪奧行動的情報時被發現。[8]
中左翼的橄欖樹聯盟在2000年發表的一份國會報告稱：「美國情報特工事先獲悉多起右翼恐怖主義爆炸事件，包括1969年12月米蘭的豐塔納廣場爆炸案，和五年後布雷西亞的涼廊廣場爆炸案，但都沒有提醒意大利當局或阻止襲擊發生。」它還宣稱皮諾·勞蒂（三色火焰黨的現任領導人），記者兼極右翼的新秩序顛覆組織的創始人，從美國駐羅馬大使館的一名新聞官員處獲得了定期資助。「因此，即使在大西洋圈為意大利準備的『穩定』計劃通過爆炸案正常運轉之前，右翼顛覆組織的一名主要成員，實際上就是接受了美國駐羅馬大使館的報酬。」報告說。[13]
保羅·埃米利奧·塔維亞尼是天主教民主黨人，也是格拉迪奧（北約在意大利的敵後反共主義組織）的創始人之一。他告訴調查人員，SID軍事情報局正要從羅馬派高級官員到米蘭以阻止爆炸，但決定從帕多瓦派出另一名官員，以將責任歸咎於左翼無政府主義者。塔維亞尼還在2000年8月接受《十九世紀》報採訪時說：「然而，在我看來，中情局特工似乎是提供材料並攪亂調查的人之一。」[14]
圭多·薩爾維尼說：「美國人的角色是模稜兩可的，介於『知道但不阻止』和『實際上誘使人們實施暴行』之間。」[15]
尼加拉瓜康特拉
從1979至1990年，美國向尼加拉瓜的康特拉反政府武裝提供資金、後勤和軍事支持，而康特拉在對抗尼加拉瓜政府的戰爭中使用了恐怖戰術，[3][16][17]:89[18][19][20]:216並進行了1300多次恐怖襲擊。[21]儘管人們普遍知道反政府武裝犯下了侵犯人權的行為，但美國仍然支持他們。[17]:89
1979年，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西班牙語：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簡稱桑地諾、桑解陣、FSLN）推翻了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德瓦伊萊的獨裁政權，在尼加拉瓜建立了革命政府。[22]自1936年以來，索摩查王朝一直在接受美國的軍事和財政援助。[23]:87–120奪取政權後，桑地諾統治了該國，起先是作為國家重建理事會的一份子，之後在1984年經過自由公正的選舉後成為民主政府。[24]
桑地諾並沒有試圖建立共產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經濟體系，而是提倡社會民主和混合經濟。[25]:350、238[26]:5[27][23]:88–121[17]:112當時，美國對尼加拉瓜禁運，而西歐則反對禁運。因此，政府向西歐尋求援助，以擺脫對蘇聯的依賴。但美國政府將左翼的桑地諾政府視為蘇古模式下的不民主和極權主義，並試圖將康特拉描繪成自由鬥士。[28][29]
以丹尼爾·奧爾特加為首的桑地諾政府在1984年的尼加拉瓜選舉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24]為應對桑地諾的崛起，各種反叛團體集合起來，成為康特拉。美國政府明確計劃支持康特拉，以此作為手段來破壞尼加拉瓜經濟，並迫使桑地諾政府將其稀缺資源從社會和經濟計劃轉移到軍隊。[17]:116
從1981年12月之前，美國就開始支持康特拉的活動，以反對桑地諾政府，而中情局則處於行動的前沿。[30]:3、33中情局為康特拉提供了計劃和行動指導，以及援助、武器、食品和培訓，這被描述為十多年來「最雄心勃勃」的秘密行動。[31]
中情局希望通過這些行動實現的目的之一，是桑地諾政府的積極暴力回應，而這反過來又可用作進一步軍事行動的藉口。[32]
康特拉的反政府運動包含了頻繁和廣泛的恐怖行為。[3][33][34][35]政府實施的經濟和社會改革受到了一定的歡迎，但反對派卻試圖破壞這些計劃。[33]這場運動包括了摧毀桑地諾政府建立的保健中心和醫院，以瓦解他們對民眾的控制。[33][34]學校也被摧毀了，因為政府開展的掃盲運動是其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33]反對派還進行了廣泛的綁架、謀殺和強姦。[34]綁架和謀殺是「低強度戰爭」的產物，「低強度戰爭」是里根主義定義的破壞社會結構和控制人口的一種方式。該術語也稱為「非常規戰爭」，是由世界反共聯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簡稱WACL）的退役美國陸軍少將約翰·辛格勞布提出的，並將其定義為「低強度行動，例如破壞、恐怖主義、暗殺和游擊戰」。[34][36]在某些情況下，還發生了更加無差別的殺戮和破壞。[34][35]康特拉還進行了一場經濟破壞運動，並在尼加拉瓜的科林托港布設水雷以破壞航運。[37][38][39][40][41]里根政府通過實施全面貿易禁運來支持康特拉的活動。[42]
1984財年，美國國會批准了2400萬美元來援助康特拉。[30]:3然而，在中情局參與尼加拉瓜港口布雷活動公之於眾後，里根政府的康特拉政策失去了大量支持，而且一份由美國國務院委託情報研究局所作的報告發現，里根誇大了其對蘇聯干涉尼加拉瓜的主張。[30]:3[43][44]國會在1985年，通過第三次博蘭修正案切斷了對康特拉的所有資金支持。[30]:3[45]
這導致里根政府尋求其它來源來提供資金。[46]1984至1986年間，通過第三國提供了3400萬美元，通過私人來源提供了270萬美元。[30]:4這些資金是通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運作的。中校奧利弗·諾斯創建了一個名為「企業」（The Enterprise）的組織，該組織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的秘密部門，擁有自己的飛機、飛行員、機場、船隻和特工。[30]:4它還得到了其它政府機構的援助，尤其是在中美洲的中情局人員。[30]:4這些活動的高潮在1986至1987年的伊朗門事件，在該事件中利用了向伊朗出售武器的收益，以向康特拉提供資金。他們還通過販毒為康特拉籌集資金，而且美國清楚這一點。[47]美國參議員約翰·克里於1988年在外交委員會提出了一份關於康特拉與毒品聯繫的報告，其結論是：「有人認為毒品資金是一個完美解決康特拉資金問題的方案，而美國的高級決策者亦持此觀點。」[48]
在整個尼加拉瓜內戰期間，里根政府展開了一場行動，使公眾輿論轉向支持康特拉，並使國會投票也支持康特拉。[30]:5為此，政府付費給一些顧問（但並未透露與政府的關係），讓其撰寫了對康特拉有好感的出版物，並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授權製作和發布，也稱為「白色宣傳」。[30]:5政府還安排了演講和新聞發布會，傳達同樣的信息。[30]:5美國政府持續以高度讚美的措辭來討論康特拉；里根稱他們「在道德上等同於開國元勛」（moral equivalent of the founding fathers）。[49]政府經常玩弄的另一個主題是「讓尼加拉瓜恢復民主」的想法，分析家將其描述為「不尋常的」（curious），因為尼加拉瓜在桑地諾革命之前一直是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並且在桑地諾之前從未有過民主政府。[50]:97還有人持續努力給桑地諾貼上不民主的標籤，但歷史學家普遍認為1984年尼加拉瓜選舉是公平的。[25]:310
評論家們指出，這都是「讓尼加拉瓜回歸其中美洲鄰國」嘗試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保留傳統的社會結構，而不威脅美帝國主義思想。[17]:88[25]:15-19[50]:249對伊朗門事件的調查，使得該行動被稱為心理戰的大規模演習。[51][52][53]
中情局為康特拉寫了一本手冊，題為《游擊戰中的心理操作》（Operaciones sicológicas en guerra de guerrillas），主要關注「武裝宣傳隊」如何通過欺騙、恐嚇和暴力在尼加拉瓜建立對康特拉事業的政治支持。[54]手冊也討論了暗殺。[55]中情局聲稱，該手冊的目的是「緩和」（moderate）康特拉業已使用的極端暴力。[56]
萊斯利·科伯恩寫道，中情局，因此也代表美國政府和里根總統，通過向康特拉發放手冊來鼓勵康特拉的恐怖主義，這違反了里根自己的總統令。科伯恩寫道：「《游擊戰中的心理操作》手冊，明確主張將恐怖戰略作為戰勝尼加拉瓜人感情和思想的手段。某些章節標題即已清楚地表明這一事實，例如『選擇性使用暴力以達到宣傳效果』和『隱性和顯性恐怖』。……這本小冊子因此違反了里根總統自己在1981年12月簽署的第12333號總統令，該法令禁止任何美國政府人員——包括中情局——與暗殺產生任何關係。」（[t]he manual,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in Guerrilla Warfare, clearly advocated a strategy of terror as the means to victory over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Nicaraguans. Chapter headings such as "Selective Use of Violence for propagandistic Effects" and "Implicit and Explicit Terror" made that fact clear enough. ... The little booklet thus violated President Reagan's own Presidential Directive 12333, signed in December 1981, which prohibited any U.S. government employee—including the CIA—from having anything to do with assassinations.）[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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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尼加拉瓜政府向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簡稱ICJ）起訴美國。尼加拉瓜表示，康特拉是完全由美國建立和管理的。[58]儘管這一主張被駁回了，但法院發現了大量不可否認的證據，證明康特拉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58]法院發現美國長期向康特拉提供財政支持、訓練、武器和其它後勤支持，並發揮了巨大作用，而這種支持對康特拉來說至關重要。[58]
同年，國際法院責令美國停止在尼加拉瓜港口布設水雷，尊重尼加拉瓜的主權。[59]幾個月後，法院裁定自己對此案確實擁有司法管轄權，這與美國的主張相反。[59]國際法院發現，美國通過協助尼加拉瓜的準軍事行動，鼓勵了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法院還批評了美國製作的心理戰手冊，和對康特拉的宣傳。[59]該手冊在眾多事項中，還就殺害平民的合理化和有針對性的謀殺提供了建議。該手冊還包括了使用「隱性恐怖」的明確描述。[59]
美國最初辯稱國際法院對該案沒有管轄權，後於1985年退出訴訟程序。[59]法院最終裁定尼加拉瓜勝訴，並裁定美國必須就其違反國際法的行為進行賠償。[59]美國利用其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否決權，阻撓國際法院判決的執行，因此也未對尼加拉瓜進行任何賠償。[60]
古巴流亡者
在1959年古巴革命之後，美國政府向多名古巴流亡者提供了支持，尤其是在老布什執政時期。其中最著名的是奧蘭多·博世和路易斯·波薩達·卡里萊斯，他們都與1976年的古巴飛機爆炸案有牽連。博世還被指控對其它30起恐怖事件負責；而卡里萊斯是一名前中情局特工，他在中情局時犯下了許多恐怖罪行，並因此被定罪。[61][62][63][64]其他參與恐怖活動的古巴流亡者何塞·迪奧尼西奧·蘇亞雷斯（Jose Dionisio Suarez）和維吉里奧·帕斯·羅梅羅（Virgilio Paz Romero），以及1976年在華盛頓暗殺智利外交官奧蘭多·萊特列爾的另外兩名古巴流亡者，都被老布什政府所釋放。[65]
博世與菲德爾·卡斯特羅同時期在哈瓦那大學學習，在那裡他參加了一個學生小組，該小組最終也成為了古巴革命的一部分。然而，博世對卡斯特羅的政權感到失望，並在1960年參與了一場叛亂，但是失敗了。[66][62][67]他成為了「革命復興起義運動」（Insurrectional Movement of Revolutionary Recovery，簡稱MIRR）的領導人，並與路易斯·波薩達·卡里萊斯一起參與暗殺卡斯特羅。[63]中情局後來證實，他們在1962年得到了博世的支持，但在後來博世要求1963年對古巴發動空襲，並提供財政支持之後，便停止了與他的聯繫。[68]他是聯合革命組織協調部的負責人，該組織被聯邦調查局描述為「一個反卡斯特羅的恐怖主義聯盟組織」。[68]美國前司法部長迪克·索恩伯格稱博世為「頑固的恐怖分子」。[69]
1968年，他因向一艘波蘭貨船發射巴祖卡而被定罪，該船是開往哈瓦那的，當時正停靠在邁阿密。他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並在1974年獲得假釋。他立即違反假釋條件，週遊拉丁美洲。[63]他最終在委內瑞拉被捕，因為他正計劃在那裡的古巴大使館引發爆炸。委內瑞拉政府提出將他引渡到美國，但被拒絕了。他很快獲釋並移居智利，據美國政府稱，他花了兩年時間試圖對四個國家的古巴大使館進行郵包炸彈襲擊。[63]
博世最後來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國，他在那裡與他人一起，致力於將古巴流亡武裝分子團結為聯合革命組織協調部（Coordination of United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簡稱CORU）。CORU的行動包括暗殺古巴駐阿根廷大使（失敗），以及墨西哥駐危地馬拉城大使館爆炸案。他和波薩達一起，與智利國家情報局（Dirección de Inteligencia Nacional，簡稱DINA）特工邁克爾·湯利合作，計劃在1976年9月暗殺萊特列爾。[63][65][68]他還涉嫌1976年的古巴飛機爆炸案，該飛機當時從委內瑞拉飛往哈瓦那，機上73名平民全部遇難，但他和波薩達在漫長的審判後被無罪釋放。後來公布的文件顯示，中情局掌握一個消息來源，事先獲悉了該起爆炸。[63][65][70]他回到邁阿密，因違反假釋條件而被捕。司法部建議將他驅逐出境。然而，布什推翻了這一建議，在他承諾「放棄」暴力後，將他從拘留所釋放。[63]
路易斯·波薩達·卡里萊斯是前中情局特工，被學者和記者們認定為恐怖分子。[71][72][73][74][75][76][77]他在學生時代也接觸過卡斯特羅，但在1959年革命後逃離了古巴，並幫助組織了豬灣入侵，但以失敗告終。[78]入侵之後，卡里萊斯在美國陸軍的本寧堡站接受了一段時間的訓練。[78][79]之後他回到委內瑞拉，並在那裡接觸了奧蘭多·博世。[80]他與奧蘭多·博世等人一起創立了聯合革命組織協調部，該組織被描述為反卡斯特羅恐怖組織聯盟。[68]
1976年，古巴航空455號航班在空中被炸毀，機上73人全部遇難。卡里萊斯因策劃這次行動而被捕，但之後被無罪釋放。證據指向他和多名與中情局有關的反卡斯特羅古巴流亡者，以及委內瑞拉秘密警察國家情報和預防服務局的成員。當古巴指責美國政府是這次襲擊的幫凶時，很快出現了政治上的複雜情況。2005年解密的中情局文件表明，該局「早在1976年6月就事先掌握了關於古巴流亡恐怖組織計劃炸毀古巴客機的具體情報。」卡里萊斯否認其參與了策劃，但在他的書《勇士之路》（Los caminos del guerrero）中卻提供了該事件的諸多細節。[61][81][82][73][83][84]
在多次被逮捕並逃跑之後，卡里萊斯於1985年重返中情局，加入了其對尼加拉瓜康特拉恐怖分子的支持行動，該行動由奧利弗·諾斯運作。卡里萊斯的工作包括空投軍用物資，該工作為他帶來了可觀的收入。他後來承認參與了伊朗門事件。[76][80][85][86]1997年，古巴發生了一系列恐怖爆炸案，卡里萊斯也牽扯其中。[87]據說爆炸案的目標是那裡正在增長的旅遊業。卡里萊斯承認，此案中唯一被定罪的一名僱傭兵，是他的手下，並供認（後翻供）他策劃了該起事件。[88][89][90]人權觀察表示，雖然卡里萊斯可能不再得到積極援助，但他仍受益於美國政府的寬容態度。[91]2000年，卡里萊斯因企圖暗殺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巴拿馬被捕並被定罪。[80]
2005年，波薩達被德克薩斯的美國當局以非法入境罪名關押，但該指控於2007年5月8日被撤銷。2005年9月28日，美國移民法官裁定不能將波薩達驅逐出境，認為他在委內瑞拉將面臨酷刑威脅。[92]同樣，美國政府也拒絕將波薩達遣送回古巴，稱他可能面臨酷刑。2007年4月19日他獲得保釋，引起了古巴和委內瑞拉政府的憤怒。[93]美國司法部曾敦促法院將他關進監獄，因為他是「公認的恐怖陰謀和襲擊的策劃者」，存在逃跑風險，且對社區構成威脅。2008年9月9日，美國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推翻了地區法院駁回起訴的命令，並將案件發回地區法院。[94]2009年4月8日，美國聯邦檢察官對該案提出了替代起訴。卡里萊斯的審判於2011年4月8日結束，陪審團推翻了所有指控，將其無罪釋放。[95]彼得·科恩布魯將他描述為「近代歷史上最危險的恐怖分子之一」和「古巴流亡者暴力的教父」。[83]
哥倫比亞準軍事團體
正在進行的哥倫比亞衝突後半期存在大量侵犯人權的行為，哥倫比亞準軍事團體應為大多數此類行為負責。[97]第一個準軍事恐怖主義[96]團體是由美國軍事顧問組織的，他們在冷戰期間被派往哥倫比亞，去打擊左翼政治家、活動家和游擊隊。[96][98]:155根據多個國際人權組織和政府組織的說法，哥倫比亞在特定年份的政治謀殺案中，至少70-80%應由右翼準軍事團體負責。[97][99]那裡的準軍事暴力和恐怖主義主要針對農民、工會成員、土著、人權工作者、教師和左翼政治活動家及其支持者。[100][101][102][103][104][105][106]
大暴力及其之後的一段時期，哥倫比亞農村地區形成的共產主義武裝團體日益強大，因此美國在1959年10月派出了一支由平叛專家組成的「特別調查組」，調查哥倫比亞的內部安全局勢。[96]三年後的1962年2月，由特戰中心指揮官威廉·P·亞伯勒將軍率領的布拉格堡美國頂級特戰小組，前往哥倫比亞進行第二次調查。[98]:155
在亞伯勒提交給參謀長聯席會議報告的秘密補充中，他鼓勵建立和部署一支準軍事部隊來對共產黨人實施破壞和恐怖行動，他表示：
現在應當協調國家各部門的工作，選擇平民和軍事人員進行抵抗行動的秘密訓練，以備日後之需。這樣做的目的是，在哥倫比亞內部安全系統進一步惡化的情況下，發展民用和軍用架構以供利用。這一架構應被用來對已知需要的改革施加壓力，執行反代理和反宣傳職能，並在必要時對已知的共產主義支持者執行準軍事、破壞和/或恐怖主義活動。它應該得到美國的支持。（A concerted country team effort should be made now to select civilian and military personnel for clandestine training in resistance operations in case they are needed later. This should be done with a view toward development of a civil and military structure for exploitation in the event the Colombian internal security system deteriorates further. This structure should be used to pressure toward reforms known to be needed, perform counter-agent and counter-propaganda functions and as necessary execute paramilitary, sabotage and/or terrorist activities against known communist proponents. It should be backed by the United States.）[107][108][109]
1962年制定了新的反叛亂政策「拉佐計劃」，呼籲在暴力地區開展軍事行動和公民行動計劃。根據亞伯勒的建議，哥倫比亞軍方招募平民加入準軍事的「民防」團體，與軍方一起開展反叛亂活動，並在平民情報網絡中收集有關游擊隊活動的信息。此外，美國團隊建議的政策還包括：「為保護哥倫比亞和美國當局的利益免受『干涉主義者』的指控，任何對國內安全的特殊援助，本質上都應當是無痕和隱蔽的。」[96][109][110]:71-72直到1980年代初，哥倫比亞政府才試圖擺脫以拉佐計劃和1962年亞伯勒建議為代表的平叛戰略。[110]:74
1990年，美國組建了一個團隊，其成員來自美國大使館的軍事小組、美國南方司令部、DIA和CIA。其目的是就「重塑哥倫比亞軍方的多個當地情報網」提供建議，但表面上是幫助哥倫比亞軍方在「禁毒」方面的工作。[99]哥倫比亞軍方也徵求了英國和以色列軍事情報部門的建議，但最終選擇了美國的建議。[111]一系列會議的結果是哥倫比亞國防部於1991年5月發布的《武裝部隊令第200-05/91號》（Armed Forces Directive 200-05/91）。然而，該命令本身根本沒有提及毒品或禁毒行動，而是着眼於建立秘密情報網以打擊叛亂。[111]
人權觀察的結論是，這些情報網絡隨後為軍方和準軍事組織之間非法、秘密的夥伴關係奠定了基礎。人權觀察認為，重組過程將他們納入多個本地情報網絡並與他們合作進行活動，鞏固了哥倫比亞軍方成員和準軍事組織的平民成員之間的聯繫。實際上，人權觀察相信，這進一步鞏固了該網絡，「準軍事人員通過該秘密網絡不僅獲取了情報，還進行了謀殺」。[99]人權觀察認為，這種情況使哥倫比亞政府和軍方可以合理推諉與準軍事組織侵犯人權行為的聯繫或責任。人權觀察還表示，由美國重組建立的軍事情報網似乎使暴力行為劇增，並指出「一些與該小組合作的美國官員，儘管知道哥倫比亞軍方侵犯人權的記錄，及其與準軍事組織持續保持關係的事實，但仍給出了建議」。[99]
人權觀察表示，雖然「並非所有準軍事組織都是軍方的親密夥伴」，但準軍事組織與哥倫比亞軍方之間現有的夥伴關係是「一個複雜的機制，部分得到了美國多年的支持，包括建議、訓練、武器和官方沉默，以及允許哥倫比亞軍方打一場骯髒戰爭，而哥倫比亞官方則予以否認。」[112]人權觀察引用了哥倫比亞海軍和綁架者之死（Muerte a Secuestradores，簡稱MAS）之間的夥伴關係，作為增加暴力和「骯髒戰爭」策略的一個例子：「在巴蘭卡韋梅哈建立的海軍情報網與MAS合作，其目標不僅是消滅任何被認為支持游擊隊的人，而且還包括政治反對派成員、記者、工會成員和人權工作者，尤其是當這些人調查或批評他們的恐怖策略時。」[99]
1992年，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從他的豪華監獄大教堂監獄越獄。此後不久，卡利販毒集團、麥德林集團內部持不同政見者和MAS共同創建了一個新的準軍事組織，稱為「被巴勃羅·埃斯科瓦爾迫害的人」（Perseguidos por Pablo Escobar，簡稱Los Pepes），目的是追蹤和除掉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及其同夥。該組織的領導人是菲德爾·卡斯塔諾。[98]:159[113][114][115]卡利集團提供了5000萬美元，用於支付武器、線人和刺客，希望消滅他們在可卡因行業的主要競爭對手。[116]哥倫比亞和美國政府機構（包括美國緝毒局、CIA和國務院）都向洛斯佩佩斯提供了情報。[113]
2004年6月，政策研究所開始尋找有關CIA和美國緝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簡稱DEA）與洛斯佩佩斯之間聯繫的詳細信息。他們根據《信息自由法》對CIA提起了訴訟。該訴訟導致CIA及其它美國機構（包括國務院、緝毒局、美國國防情報局和美國海岸警衛隊）的上千份文件被解密。這些文件已在「佩佩斯項目」網站公開。[117][118]
科索沃解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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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南斯拉夫當局將阿爾巴尼亞族的科索沃解放軍（Kosovo Liberation Army，簡稱KLA）視為恐怖主義組織，[119]但很多歐洲政府不這樣認為。1998年2月，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的巴爾幹特使羅伯特·格爾巴德譴責了南斯拉夫政府和KLA雙方的行為，稱KLA「毫無疑問是恐怖組織」。[120][121][122]聯合國1160號決議採取了類似的立場。[123][124]起初，北約強調KLA是「暴力的主要發起者」，並且「發起了一場看似蓄意的挑釁行動」。[125]
美國（和北約）直接支持KLA。[126]中情局資助、訓練和供給KLA（正如他們早先訓練和供給波斯尼亞軍隊一樣）。[20]:65–中情局消息人士向《星期日泰晤士報》透露：「美國情報人員承認他們在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之前幫助訓練了科索沃解放軍」。[127][128][126]1999年，一位退役上校說，KLA的部隊曾在阿爾巴尼亞接受前美國軍人的訓練，這些前軍人為軍事專業資源公司（Military Professional Resources Inc.，簡稱MPRI）工作。[127]
加拿大駐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大使詹姆斯·比塞特在2001年寫道，媒體報道稱，「早在1998年，中央情報局就在英國特種空勤團的協助下，在阿爾巴尼亞武裝和訓練科索沃解放軍成員，以在科索沃煽動武裝叛亂。……希望在科索沃陷入困境時，北約可以進行干預。……」[129]根據蒂姆·猶大的說法，KLA的代表在1996年就已經會見了美國、英國和瑞士的情報機構，而且可能「還要早幾年」。[130]
戰後，KLA轉變為科索沃保護團，與在該省巡邏的北約部隊一起工作。[121]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在塞爾維亞南部（1999-2001年）和馬其頓（2001年）出現了阿爾巴尼亞族暴動。歐盟譴責活躍在塞爾維亞南部的該組織，稱其為「極端主義」和使用「非法恐怖行動」。[131]自戰爭以來，許多KLA領導人一直積極參與科索沃共和國的政治領導。[132]
敘利亞內戰
在敘利亞內戰期間，美國為許多敘利亞武裝組織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這些組織與敘利亞政府作戰，而敘利亞政府則是俄羅斯的盟友。[133]敘利亞政府直接指責美國在敘利亞支持恐怖主義。[134]伊朗還批評美國政府，在伊斯蘭組織努爾丁·贊吉運動斬首一名兒童後保持沉默。該組織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但被國際特赦組織指控犯有多項戰爭罪。[135][136][137]
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也指責美國在敘利亞支持伊斯蘭國（ISIS），聲稱土耳其掌握一些圖片、照片和視頻證據，能證明美國支持ISIS，但他並沒有對其所說的證據進一步詳細說明，也沒有提供這些證據。[138]
記者菲爾·桑茲（Phil Sands）和蘇哈·瑪耶（Suha Maayeh）的一項調查顯示，安曼的軍事行動司令部（Military Operations Command，簡稱MOC）提供武器給叛亂分子，而叛亂分子將其中一部分賣給了當地的軍火商，通常是為了籌集現金以支付給額外的戰鬥人員。MOC提供的一些武器被賣給了被拉雅特（位於敘利亞德拉東北部的火山高原）當地人稱為「鳥」的貝都因商人。據叛軍稱，貝都因人隨後會將武器賣給伊斯蘭國，伊斯蘭國會使用加密的WhatsApp消息服務來下訂單。兩名叛軍指揮官和一個英國武器監視組織堅稱，MOC提供的武器已經進入了伊斯蘭國的部隊。[139]
應歐盟和德國技術合作公司的請求，由私人公司[140]衝突軍備研究進行的另一項研究發現，對反阿薩德的敘利亞叛軍的外部支持「顯著增加了伊斯蘭國武裝力量可用武器的數量和質量」，[141]包括，在他們記錄的最快轉移案例中，[141]「美國購買的反坦克武器在出廠後僅僅不到兩個月就最終轉到了伊斯蘭國手中。」[142]
參見
參考文獻
擴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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