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歷史中的耶穌指學術界努力構建耶穌的歷史形象[1]。自18世紀以來，對歷史中的耶穌有三次不同的學術探究，每次具有各自的特點，並發展出新的、多樣的研究標準[2][3][4]。這些探索與早期方法不同，因為它們依靠歷史方法去研究聖經敘事。雖然對聖經資料來源的文本分析已經進行了幾個世紀，但這些探索引入了新方法和特定的技術，以確定結論中的歷史有效性[5]。
阿爾伯特·史懷哲1906年批評了第一次探索在方法上的各種缺點後，第一探索的熱情有所減弱。第二次探索始於1953年，它引入了很多新技術，但在1970年代抵達瓶頸階段。20世紀80年代，一些學者逐漸開始引入新的研究觀念，開始了擁有最新方法的第三次探索。[6][7]
雖然，學者們在耶穌的歷史性上擁有廣泛的學術共識，關於他的生平大綱也有基本一致的看法，但是，在他們構建的耶穌形象經常彼此不同，而且與福音書中描繪的形象也不同。在肖像之間有重疊的屬性，雖然有時兩個學者可能同意其中一些屬性，但他們可能會不同意別的屬性，沒有一個歷史中的耶穌形象能滿足廣大學者群體。[8]
第一次探索
啟蒙運動結束時，歐洲許多學者超越了文本分析和「福音和諧」的方法，開始探索耶穌傳記，通常稱為「耶穌的人生」（Lives of Jesus）。這些傳記試圖將一些歷史技術應用於被和諧化的福音書中，並產生對耶穌生活的新概觀。這些構建耶穌傳記的嘗試被稱為第一次「探索歷史中的耶穌」，這個表達源於阿爾伯特·史懷哲的書名，原來的題目是《探索歷史中的耶穌：批判性性地研究從Reimarus到Wrede的探索進程》。
到19世紀末，學術界已經出版了數以百計的「耶穌的生命」。其中一些是非常轟動的：它們出版的原因不是由於新資料的出現，而是由於學者們用新的方式閱讀和解釋福音書。這些關於耶穌生活的故事通常是浪漫的，非常注重心理分析，或加入了沒有出現在任何福音書或其他歷史文獻中的新元素。如，歐內斯特·勒南利用耶穌騎着驢子凱旋進入耶路撒冷的事件中創造了一個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作為木匠的耶穌是一位溫柔的先知，他在加利利有一隻驢，騎着驢在不同城鎮之間穿行。[9]
馬克·鮑威爾（Mark Powell）說，這些「耶穌的生活」的作品通常由三個驅動要素：
- 強加一個宏大的框架（例如，作為改革者的耶穌），這決定了作品的主題，作者們用這樣的框架解釋福音書；
- 排除在福音書中不符合這個框架的說法；
- 添加新材料以填補故事中空白地方，而這些材料沒有出現在任何福音中。
Andreas J. Köstenberger說，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故事描繪的耶穌「像探索者本人」，而不是公元1世紀的猶太人。[10]
在第一次探索期間，各種版本的「耶穌的生活」的作者使用不同的基本主題。在某些情況下，它旨在讚美基督教，而在別的情況中，則在反基督教。這個領域最早的著名作者是赫爾曼·雷馬魯斯（Hermann Reimarus，1694-1768年），他描述耶穌是一個不成功的政治人物，認為自己的召命是將上帝作為以色列王。Reimarus寫了一部論著，文中拒絕了神跡，指責聖經作者的欺詐行為，但他沒有出版這本書[11]。後來，Gotthold Lessing（1729-1781）在Reimarus死後發表了他的論著[12]。Baron d'Holbach (1723–1789) 並沒有興趣還原一個歷史中的耶穌，他的興趣是批評宗教。因此他寫了《試觀此人！——拿撒勒人耶穌的歷史》（Ecce Homo - The History of Jesus of Nazareth），並於1769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發表[13][14]。這本書由喬治·休斯頓（George Houston）翻譯成英文，於1799年和1813年出版，為此休斯頓（他承認自己是作者）犯下褻瀆罪，被監禁了兩年[15]。
大衛·施特勞斯在27歲時拒絕所有超自然事件，將它們看作神話闡釋，從而開創了對「歷史中的耶穌」的搜尋。他寫於1835年的《耶穌的生活》[16]是第一部系統地分析耶穌生活故事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他試圖以不帶偏見的歷史研究方法進行分析。施特勞斯從神話的角度看待耶穌生活中的神跡記錄，這些神話記錄是由於基督徒群體在重講故事時想象出來的，從而將自然事件描述為神跡[17]。阿爾伯特·史懷哲的《探索歷史中的耶穌》（1906；1910）中認為，大衛·施特勞斯的論據「長篇大論地解釋了那些陳舊的觀點，它乍看起來是充滿生氣，但實際並非如此。」他補充說，在探索歷史中的耶穌時有兩個大致的學術研究階段，即「大衛·施特勞斯之前的時期和大衛·施特勞斯之後的時期」。在大衛·施特勞斯之後出現的作品中，歐內斯特·勒南的Vie de Jesus將學術與感性的、小說心理的解釋結合在一起，獲得巨大成功，在三個月內重印八次。勒南將福音敘述與他的心理解釋融為一體，認為耶穌在加利利宣講了一種「愛的甜美神學」，當這種神學一旦遭遇到耶路撒冷的機制時立刻變得具有革命性。
約翰尼斯·魏斯（Johannes Weiss，1863-1914）和威廉·威爾德（ William Wrede ，1859-1906）讓學術界注意到耶穌事工中的末世論問題[18]。Weiss和Wrede都是熱情的反自由主義者，他們的作品旨在強調耶穌事工和教義的不尋常性質。Wrede討論了馬可福音中的彌賽亞秘密這一主題，並認為這是早期基督徒用來解釋耶穌並不聲稱自己是彌賽亞的一種方法[19]。
阿爾伯特·卡爾特夫（Albert Kalthoff ,1850-1906）在1904年的作品《基督教如何興起？對基督問題的新貢獻》（1907年出版的英文版書目為The rise of Christianity）中名為《耶穌在歷史中存在嗎？》的一章寫道：「神的兒子，世界之主，為童貞女所生，並在死後復活。他和一個富有革命性觀念的小木匠兒子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如果其中一個是歷史中的耶穌，那麼，另一個肯定不是。耶穌歷史性的真正問題不僅是在一個有無數聲稱自己是彌賽亞的猶地亞中是否有一個耶穌，而是：我們是否要承認這個在福音中叫做耶穌的歷史人物，以及他是否被視為基督教的創始人。」[20]
阿爾伯特·史懷哲（1875-1965）是個神學歷史學家，他在《探索歷史中的耶穌：批評性地研究從Reimarus到Wrede的探索進程》（1906年，第一版）中對過往探索耶穌的生命作出了一個重要而具批判性的回顧。他譴責各式作者的主體性將自己的喜好投射到耶穌的角色中。書中用一章（第10章）討論了Christian Hermann Weisse的「兩源假設」和Christian Gottlob Wilke的「Wilke假設」；用三章討論了大衛·施特勞斯（第7,8和9章），用整整一章（第11章）討論了布魯諾·鮑爾。布魯諾·鮑爾（1809-1882）是第一位肯定耶穌不在歷史中存在的學院神學家。然而，他的學術著作被德國學術界埋葬，直到Albert Kalthoff將其從忽視和默默無聞中拯救出來之前，他仍然不為人知。 阿爾伯特·史懷哲高度贊地揚了鮑爾早期的作品，肯定了他關於耶穌的非歷史性結論。[21]
對第一次探索的直接挑戰是基督神話理論。該理論第一次由亞瑟·德魯斯（Arthur Drews）發表於1909年，討論了基督神話理論，並否認了耶穌在歷史中存在。德魯斯擴大和宣傳最初由布魯諾·鮑爾提出的觀點[22]，他的書本引起了國際級的爭議，從而讓他具有國際聲譽。1912年， S. J. Case 指出，在過去十年裡，關於耶穌存在的懷疑已經占據了很多年，但沒有什麼地方比德國更明顯，在那裡，懷疑運動已經成為一種常規宣傳，「其中，最重要的冠軍是Karlsruhe技術高校的哲學教授亞瑟·德魯斯。自1909年他的Christusmythe出版以來，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廣泛辯論，特別是在耶拿、馬爾堡、吉森、萊比錫和柏林等重要的大學中心，於是這個主題不停地出現在公眾面前。」[23][24][25]
為了討論德魯斯的觀點，阿爾伯特·史懷哲在1913年第二版的《探索歷史中的耶穌》（Geschichte der Leben-Jesu-Forschung，2. Auflage，1913）中增加了兩個新篇章。[26]
- 第22章（第451-499頁）《對耶穌歷史性的新否定》(Die Neueste Bestreitung der Geschichtlichkeit Jesu) 分析了德魯斯的觀點，以及八位支持德魯斯關於耶穌不存在觀點的作者：J. M. Robertson, Peter Jensen,[27] Andrzej Niemojewski, Christian Paul Fuhrmann,[28] W.B. Smith, Thomas Whittaker, G.J.P.J. Bolland, Samuel Lublinski。其中三個傾向於對耶穌進行神話-星象解釋。
- 第23章（第500-560頁）《關於耶穌歷史性的爭辯》(Die Diskussion über die Geschichtlichkeit Jesu)，審視了40位神學家和學者對德魯斯書本的回應，並提到1910年2月公眾辯論的參與者。大多數出版物對德魯斯的評價都是批評性和消極的。阿爾伯特·史懷哲繼續系統地討論了Bestreiter（「挑戰者」）和Verneiner（「否定者」）——即，荷蘭激進派分子J. M. Robertson, W. B. Smith 和德魯斯——的理論所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也討論了保羅書信的真實性和保羅的歷史性。
阿爾伯特·史懷哲也認為，所有19世紀對耶穌的描述不是簡化就是忽略了耶穌的末世論信息，而他在猶太末世論的背景下闡述了他所描述的耶穌形象。[29]接着，史懷哲相信對歷史中的耶穌的搜尋是徒勞的，於是放棄了聖經學術研究，到非洲做了一名醫療傳教士。
Martin Kähler1896年出版的《所謂的歷史中的耶穌和歷史的、聖經的基督》先於阿爾伯特·史懷哲的著作。Kähler認為，人們不能將歷史的耶穌與信仰的基督分開，在任何情況下，聖經分析的主要目標應該是更好地理解影響了歷史的「信仰的基督」。Kähler的作品吸引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它與史懷哲的作品一起有效地終止了第一次探索。
探索終止期
史懷哲1906年的批評削弱了以往對歷史中的耶穌的研究，他經常被看作是一個「探索終止」期的開端。這個時期與1953年結束，這一年祈士曼（Ernst Käsemann）的講座開始了第二次探索。[30]Ben Witherington說，在第一次探索結束時，對歷史中的耶穌的研究被認為是死胡同，雖然事實並非如此。
一些學者，如保羅·扎爾（Paul Zahl）認為，史懷哲著作最後兩段恰當地總結了第一次探索的結束。史懷哲說：「拿撒勒的耶穌不會為了我們用現代觀點將他看成是一個歷史人物而受難……他作為我們不認識的人來到我們之間。」Zahl將第一次探索比作斯科特（Scott）遠征南極，並說，第一次探索作為一場災難而終結，讓學術界研究歷史耶穌的努力鬆懈下來。[31]然而，像Stanley Porter或Dale Allison這樣的學者不同意這種評價，或者不同意這種階段劃分。[32][33]
斯坦利·波特（Stanley Porter）指出，史懷哲的批判只是結束了對耶穌生活「浪漫化和過度心理化」的研究，而其他研究還在繼續。[34]戴爾·艾利森（Dale Allison）表示，其他研究確實發生在所謂的探索終止期，期間，每年的進展都是持續的，除了1919年，每年都有一本關於耶穌的新學術著作出版。Maurice Casey指出，雖然將這個階段稱為「探索終止」期乍看起來似乎是合理的，但這種描述並不準確，相反，在這一時期其它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例如，B. H. Streeter對馬可福音優先性和Q來源的研究影響了未來的研究。[35]
在1906年到1953年這個相對平靜的時期中出現一個關鍵人物，魯道夫·布爾特曼，他對歷史中的耶穌的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持懷疑態度，並認為我們唯一能夠或需要知道的關於耶穌的東西就是他「如此」（德語：Dass）地存在，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36]布爾特曼認為，所有重要的事情是「如此」（thatness），而不是「什麼」，因為，重要的只有「如此」的耶穌存在過、在傳道並死亡在十字架上，而不是在他一生中發生了什麼。布爾特曼同樣也支持人們研究口頭傳播福音的傳統。[37]
布爾特曼相信，人們只能知道關於耶穌的很少零散事實。雖然人們只能知道耶穌一些事情，但這樣的搜索之所以是毫無意義的，是因為最重要的事情是跟隨「耶穌的召喚」，這只能通過在存在中與上帝的話相遇。布爾特曼認為，最早的基督教文獻對特定地點沒有興趣，而且通過歷史分析研究耶穌不僅不可能，而且是不必要的。[38]然而，最終，布爾特曼並沒有完全關閉歷史研究的大門，到1948年他提出了進一步研究的可能性。
第二次探索
雖然人們可能質疑第二次或第三次探索的確切開始日期，但第二次探索的開始有一個著名的時間和地點，即，1953年10月20日，祈士曼（Ernst Käsemann）在馬爾堡大學年度校友聚會上作了《歷史中的耶穌之問題》的演講。祈士曼和布爾特曼都是馬爾堡大學校友。[39]
祈士曼的演講標誌着他與前教授布爾特曼的教導分道揚鑣，布爾特曼強調神學的重要性，並在1926年認為，研究歷史中耶穌是徒勞而沒有必要的；雖然布爾特曼在隨後的一本書中稍微修改了他的立場。Käsemann推進了這個立場，認為：雖然福音書可以根據神學目的進行解釋，但它們仍然包含着可以產生出耶穌信息的歷史記憶。這個視角有效地開始了當時所稱的「新探索」，它後來被稱為對歷史中的耶穌的第二次探索。參與第二次探索的大多數學者是德國人或由德國人訓練出來的。[40]
祈士曼認為，如果系統地應用歷史分析的工具，人們就可能了解耶穌的一些東西，這個觀點帶來極大的影響，激勵了一些學者發明研究歷史耶穌的新方法。其中一個遵循他的方法的有名作品是Günther Bornkamm1956年的《拿撒勒的耶穌》。他說了一句有名的說話：「福音書關於耶穌的信息、行為和歷史的記載的真實性是尤為特出的……這些特徵直接將我們帶到耶穌在世的形象上。」 這個宣言為20世紀60年代第二次探索提供動力。[41]詹姆斯·羅賓遜（James M. Robinson）1959年的書本《對歷史中的耶穌的新探索》重印了許多次，這表明了1960年代人們對這個主題的高度興趣。[42]
為了分析聖經段落，祈士曼引入「差異性的標準」，比較了一個福音段落（例如，耶穌的一段話）與當時猶太背景，如果不相似的話，則認為它是真實的。[43]在第二次探索期間，也引入了尷尬標準。這個標準認為，一個群體不太可能發明一個讓自己尷尬的故事。例如，這個標準認為，早期的基督教會從不想發明關於耶穌受洗的故事核心，因為施洗約翰為了罪的減輕而施洗，而耶穌被視為沒有罪的，因此這個故事沒有任何意義，並且，由於它把約翰置於耶穌之上，這帶來了尷尬。[44][45]雖然耶穌受洗可能是一個歷史事件，但鴿子的出現和天上的聲音可能是後來對原事件的潤色。馬歇爾·克雷維里（Marcello Craveri）1967年的《耶穌的生活》基於死海捲軸，它認為歷史中耶穌自認為是神的主張應該被嚴格限制，因為對於那一代猶太人來說這並不罕見。而其它許多更強烈的主張，以及對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贖力量的強調，可以看作是聖保羅的重新闡釋，因為他可能受到希臘羅馬傳統的強烈影響。[46]
到20世紀70年代初，第二次探索的最初動力已經消失了。許多學者將這項探索的結束歸因於布爾特曼思想的作用在不斷弱化，本·威瑟頓（ Ben Witherington ）指出：「由於布爾特曼的強大影響力以及對存在主義的熱情開始減弱，對第二探索的熱情也在衰退。」Geza Vermes說：「由於布爾特曼對德國人的巨大影響，以及隨後他的前學生對北美的影響，對新約研究的真正歷史研究停止了半個世紀」，並且只有在它們的影響結束後才再次開始。[47]保羅·扎爾（Paul Zahl）說，雖然第二次探索在當時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其結果現在基本被遺忘，雖然它們沒有被反駁。[48]
第三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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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探索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瓶頸，到了80年代，第三次探索已經開始，並獲得了正式的追隨者。與第二次探索不同，第三次探索沒有明確的開始，只是許多學者彼此先後地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提出了新方法。1992年N. T. 懷特創造了「第三次探索」一詞，用來指代這些新方法。[49]
除了之前的多重見證標準、差異性（也稱為不連續性）標準和尷尬標準之外，第三次探索已經發展了一些其他標準。主要包括：[50][51]
- 歷史合理性標準於1997年引入。這個原則分析了一個事件在諸如背景合理性和後果合理性等元素上的合理性，即，歷史背景以及事件的後果是合理的。在最近的研究中，學者們喜歡歷史合理性標準多於差異性標準，並且，聖經中符合歷史背景的說法被認為更可能是有效的。[52]
- 拒絕和處決標準是1985年制定的。它與其他標準完全不同，並且不直接指出耶穌的個別說法或行為是真實的，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這樣的事實上：耶穌被猶太人拒絕，並被羅馬人處決，那麼，究竟什麼樣的言語和行為可以符合這種狀況。John P. Meier說，這個標準讓人們注意到，如果耶穌沒有挑戰當時的權威，那麼他就不可能被釘死在十字架，因此，這有助於評估耶穌在這種背景中的話語和行動。
- 連貫性（congruence）標準（也稱為累積詳盡證據標準）是舊的一致性（coherence）標準的特殊情況。[53]一致性標準，也稱為一致符合性（consistency and conformity）標準，審視已經被確定為歷史性的事物，並測試一個新的假設是否與已知事物一致和相符。因此，這個標準不僅適用於作為個體的古代文本，而是可以回顧現代分析的結果，並考慮其連貫性和一致性。如果從其他數據中得出的觀察結果表明了類似的結論，根據連貫性（congruence）標準，這個假設是真的。
許多其他標準被第三次探索的學者認為是可疑和不可靠的。這些標準包括：J. Jeremias認為的阿拉姆語的痕跡是存在的，但他只是基於一句可能是阿拉伯語詞彙或語法的聖經話語而得出結論的；這也包括巴勒斯坦環境的類似標準，這個標準認為，如果聖經的說話符合耶穌時代巴勒斯坦的背景，那麼這是一句真實的話。敘述生動性標準認為，如果一句說話比周圍文本的語言更生動，那麼它可能是目擊者的聲明；但學者一般拒絕這個標準。
第三次探索出現的一個現代新特徵是考古學扮演了重要角色：詹姆斯·查爾斯沃斯（James Charlesworth）認為，現時代，很少現代學者會忽略考古發現，因為這些發現能澄清耶穌時代加利利和猶太人的生活特點。[54]第三次探索的另一個特點是跨學科性和文獻的全球化。[55]雖然前兩次的探索者是歐洲新教神學家，但第三次探索是由全球多個學科的大量學者進行的。例如，參與歷史耶穌研究的猶太學者貢獻了作為第三次探索背景的第二聖殿猶太教的詳細知識。
對耶穌的歷史闡釋
雖然耶穌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的存在有着廣泛的學術共識，但在三次探索期間構建的耶穌形象通常各不相同，並且與福音書中描繪的形象也不同。[57][58][59][60] Amy-Jill Levine說，儘管存在不同的耶穌形象，但人們對於耶穌生活的基本輪廓存在一種共識，因為大多數學者都同意耶穌是由施洗約翰施洗，與猶太當局辯論關於上帝的話題，醫治疾病，用比喻教導，聚集追隨者，並被羅馬總督彼拉多釘十字架。[61]
第三次探索的主導闡釋的各種差異可以根據它們對耶穌形象的主要闡釋分類，這就是，耶穌被描述為：啟示的先知，有領導魄力的治療師，憤世嫉俗的哲學家，猶太的彌賽亞和社會變革的先知。[62][63]但是，每個形象上都存在學術上的分歧，對於構建這些形象的學術方法也存在着分歧。[64][65]然而，在形象之間有重疊的屬性，學者不認同某些屬性時可能對其他屬性有所認同。[66]這些分組反映了每個形象的基本特徵，並且這些形象的闡釋通常包含着重疊的元素，例如有許多學者，包括克羅森和Wright，雖然彼此批評對方，可他們的闡釋都同意耶穌並不「首先是末世論」的支持者，儘管他們相信耶穌傳講了這樣的信息。而其他學者（例如，Borg and Mack）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第三次探索因此見證了學術解釋之間的分裂，因而不能得出一個統一的耶穌形象。
史懷哲在1906年《探索歷史中的耶穌》中注意到，耶穌形象與構建形象的學者之間的相似性，並說這些形象經常是「研究者自身蒼白的投射」。[67][68]約翰·克羅森指出，這種趨勢仍在持續，並且總結道，許多作者在寫耶穌生活的傳記，其實寫的是「自傳」。[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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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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