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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特爾-帕克斯效應(Little–Parks effect),或利特爾-帕克斯實驗,是由威廉·A·利特爾和羅蘭·D·帕克斯於1962年完成的一個超導實驗[1]。在實驗中,超導空心薄殼圓柱體被置於不同強度的磁場中。利特爾和帕克斯觀測到空心圓柱體的電阻隨磁場強度變化而振盪。利特爾-帕克斯實驗說明了BCS理論中庫柏對假設的重要性[2],而且驗證了類磁通(fluxoid)的量子化[注 1][5]。
1950年,弗里茨·倫敦在他的文章中定義了類磁通 :
其中 為傳統意義上的磁通量。弗里茨·倫敦提出在多連通的超導體中,類磁通的取值離散,且為 的整數倍[6]。
當時弗里茨·倫敦假設有效電荷e*的大小為e;但在1961年,Deaver 和 Fairbank 的實驗將磁通量量子確定為,即 實際上是 [7]。這一結果展示了超導電子的配對[8]。
然而,因為 Deaver 和 Fairbank 使用的是外殼較厚的空心圓柱體,所以類磁通 中的 一項等於零,即無法區分 和 [5]。1962年,利特爾和帕克斯製備出薄殼空心圓柱超導體,發現樣品在超導轉變溫度附近的磁阻隨磁場的變化而振盪(其周期相關於磁通量量子 ),間接證實了類磁通 的量子化。
利特爾和帕克斯在文章中描述的樣品製備方法是:首先,將一滴G.E. 7031水泥置於兩根電線的末端後,迅速將兩根電線拉開至一臂的距離。經過反覆嘗試,直徑約為一微米的絲線可被拉制出來。接着,絲線被固定於一個凹槽中勻速旋轉,運用蒸鍍可以在絲線上沉積出均勻厚度的金屬薄膜。因為薄於900 Å 的錫在水泥表面無法形成完整連續的薄膜,所以還需先在表面沉積厚度為25 Å 的金薄層。在此基礎上,厚度為375 Å 的錫薄層被成功地生長出來。[1]
倫敦方程預言了磁通量的量子化,但無法得出利特爾-帕克斯效應。對利特爾-帕克斯效應的分析需要用到金茲堡-朗道理論或BCS理論。超導空心薄壁圓柱體的轉變溫度 Tc 可由下式給出[1][5]:
其中 R 為圓柱體的半徑,n 為任意整數。
然而,利特爾和帕克斯沒有去直接測量 Tc,只通過測量電阻間接地說明了 Tc 的周期性行為[1]。之後的理論分析[9]在考慮了其他各方面因素對 Tc 的影響後,較為令人滿意地解決了一系列關鍵問題,成功地將理論和實驗聯繫在了一起。
利特爾-帕克斯效應被廣泛地作為對庫柏對機制的一種證明,例如應用在對超導體-絕緣體轉變的研究中[10][11][2]。這裡的難點是如何將利特爾-帕克斯振盪和其他效應分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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