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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洪（1920年5月13日—2007年10月28日），原名牛仁權，曾用名牛黃、牛中黃等，男，山西定襄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學家[1][2]。
1936年，馬洪來到太原同蒲鐵路管理局，後來參加犧盟會。1937年參與籌建同蒲鐵路總工會，並被推舉為同蒲鐵路總工會負責人之一。1937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年3月，馬洪到延安報告工作，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聽完他的匯報後，讓他先在延安學習，為今後從事秘密工作計，陳雲讓他將名字從牛黃（此前他參加革命時改名牛黃）改成馬洪。1938年4月，馬洪進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938年12月，進入延安馬列學院二班學習。1939年自延安馬列學院（後改為中央研究院）畢業。1940年冬，任《共產黨人》雜誌編輯。1941年起，歷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員、學術秘書、平泉縣縣長。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被派往中國東北，歷任中共寧城縣委書記、中共中央冀察熱遼分局秘書處處長。1947年冬，高崗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來到冀察熱遼視察工作時，發現了馬洪的才幹[2][3][4]。
1948年6月起，馬洪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和副秘書長。1952年，調任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1954年，因受「高饒反黨集團」問題牽連，馬洪被誣為「五虎上將」中的一員，撤銷黨內職務[2][3][4]。
1954年10月，馬洪被下放到北京市第三建築工程公司任副經理，主管財務及材料工作。1955年1月，調任北京市第一建築工程公司副經理。馬洪下到建築工地上努力學習，迅速成為建築行業管理專家。他還針對當時建築設計中的復古主義傾向，寫出題為《反對華而不實》的批評文章[2][3][4]。
1956年6月，馬洪被調到剛組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經濟委員會政策研究室，以該室負責人的名義從事調查研究並起草政策文件。馬洪在國家經濟委員會工作十年，參加了《工業七十條》等文件的研究起草，並出版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問題》等學術專著，發表了一系列論文[2][3][4]。
1965年，馬洪調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化學工業部第一設計院副院長。1970年夏，任北京石油化工區建設指揮部副指揮（這是中國首個大型化工項目——30萬噸乙烯工程）[2][3][4]。
1978年，馬洪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1979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82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基本建設經濟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副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計劃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1985年到1993年，歷任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總幹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參與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若干重大政策研究。1993年4月起，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1994年5月起，任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會長。他還兼任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長。2005年3月，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典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馬洪、薛暮橋、劉國光、吳敬璉成為獲獎人，但馬洪因健康原因未出席頒獎典禮[2][3][4]。
馬洪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是中共十二屆候補中央委員，中共十三大、中共十四大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07年10月28日，馬洪在北京因帕金森症逝世，享年87歲[2][4]。
1948年6月調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後，馬洪研究了蘇聯經濟理論，並結合中國東北的經濟情況（當時中國東北的工業經濟占全中國企業比重的90%），研究出一套全國經濟改革方式。馬洪將該調研成果向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部長、財經委副主任張聞天匯報，張聞天要求馬洪撰寫了《東北經濟的構成和方針》。在該報告中，馬洪首次將中國東北經濟劃分成五種經濟成分：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秋林經濟。毛澤東閱讀該報告後，近乎完全採納了馬洪的觀點。1949年3月在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全部採用了馬洪歸納的五種經濟成分，僅將「秋林經濟」改為其本意「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1949年10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寫入了這五種經濟成分。直到中共十五大、中共十六大報告中，還提到了同這五種經濟成分有關的類似概念[2]。
1961年7月，馬洪作為主要執筆人之一參與起草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2]。
1978年，經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要求，馬洪被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創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當時馬洪提出「改革經濟管理體制要從擴大企業自主權入手」。該觀點隨後反映到同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2]。
1979年6月下旬，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4個調研組，馬洪負責經濟結構組。經濟結構組400多人的隊伍，200多人搞理論，100多人做調研，歷時十個月，進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全國經濟調研活動。馬洪與孫尚清主編的《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一書，對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有重大貢獻。書籍上市後即脫銷，並且有英文版和俄文版，有評論稱它是中國第一部用數字說話的經濟類著作[5]。
1984年9月，馬洪上書中共中央，建議將「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提法寫進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2]。馬洪主持的《二〇〇〇年的中國》是制定七五計劃和長遠規劃的主要參考文件。
馬洪與于光遠、薛暮橋、孫冶方較早提出並支持「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點，合力倡導、推動中國市場取向改革。1988年3月，馬洪提出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為市場經濟正名」，「過去許多同志曾經把商品經濟混同於資本主義經濟。現在許多同志雖然承認了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商品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卻並不願意承認它還是一種市場經濟。」[2]
1991年前後，中國理論界對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問題的討論再起。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開前，馬洪的文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公開出版，反映了馬洪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的思路。1993年10月，應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指示，馬洪主持撰寫《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書[2]。
2001年，馬洪提出了發展新經濟應謹防泡沫的觀點，認為「新經濟」這一提法需進一步討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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