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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是中國歷史上東漢至唐代，世代為官的士大夫階層，是一種貴族化的官僚家族。宋代及以後，「士族」一詞含義有所改變，士人取得官位後就是士族、士大夫，已沒有世襲的意味。[1]
士族名稱甚多，據考證還有世族、世門、高門、門戶、門閥、門地、門第、門胄、門望、華儕、華腴、膏腴、膏粱、甲族、貴游、貴勢、貴族、望族、勢族、勢家、世家、世胄、金張世族、大姓、甲姓、著姓、右姓、閥閱、名族、高族、高門大族、士流、鼎族、盛族、冠族、華族、右族、權族等[2][3][4]。
士族往往擁有大量土地，其宗族位於廣大農村，在地方上擁有勢力，進而參與國家政事，分享中央權力。地方有事時，士族藉助其在中央的權力，維護自身的宗族勢力。中央有變時，士族在地方的宗族與地主身份仍延續不絕。[5]南北朝時的世家大族，還往往供養大量奴隸、部曲和蔭附民。[6]
士族階級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漢代。西漢一度十分的平民化，出現布衣將相之局，但此後新一輪世家的因素逐漸緩慢積累，出現了官場上有官僚世家，地方里有豪強世家，士林中有文化世家的三元格局[7]。
官僚世家：秦漢實行選賢任能，但也保障官僚特權，二千石一級的官員可以任子一人為郎官。儘管有些家族做官僅延續兩三代就衰落了，但是總有一些家族延續的更長，因為世代為官，逐漸建立了族望，形成官族，進而「家世二千石」[7]。
豪強世家：在鄉里，擁有大量田地、大量宗族和大量依附民的豪強世家。於東漢不斷發展，其子弟往往在本地做官[7]。
文化世家：東漢以來，經學主要通過家族來傳承，不斷湧現經學世家，如弘農楊氏世傳歐陽《尚書》，號稱「四世三公」，汝南袁氏世傳孟氏《易經》，四代人有五人位居三公之位，號稱「四世五公」。東漢末年，因為學風的轉變，士人不再埋頭讀書，而是投身於交遊和聚會，討論文化和政治，因此又出現了名士和世代名士的家族，如潁川荀氏和潁川陳氏等[7]。
鄉里豪族因為有經濟實力，可以讓子弟去讀書，學習經學後有了文化進入士林，可以通過明經做官的道路進入官場，政治權勢的獲得，又反過來加強他們在鄉里的權勢。東漢的官場官族、鄉里豪族、士林學門不斷的互相轉化，逐漸融合，最終發展成中古時期的士族門閥，把經濟、政治、文化融為一體[7]。
董卓亂後，地方割據。雖然曹操因自己父親曹嵩是宦官養子，出身宦官家族的他，出於唯才是舉的政略需要，曾試圖削弱門第的影響力，不以人才的出身決定其職務。但其子曹丕篡漢後，接受了九品官人法（又稱九品中正制）的提議，反而極大強化了士族對於官職的壟斷。而孫吳之所以能與曹魏長期抗衡，與孫氏獲得江東地區士族的合作不無關係。相反的，蜀漢則是以諸葛亮為首的荊州集團長期佔據統治地位，亦能得到部分巴蜀地區士族的支持。
漢末以來的社會動盪，使人才流徙，無法進行察舉，故曹丕採用陳群等的建議，創制九品官人法，以選拔官吏，擴大政權基礎。其辦法是，在朝廷選擇賢能與有識鑒的官員，擔任其本州、郡的中正官，由中正官負責查訪散居各地的同籍貫的人事。
中正官主要依據人的德行與才能評定優劣，定為九品，據以作任官的標準。九品中正制初行時，尚能秉持當年曹操用人「唯才是舉」的原則，不分門第高卑。但因中正官多由高門子弟擔任，他們在評選時不免偏私，往往只看族譜家世。制度實行久了，中正官被門閥把持，只推選門閥子弟，加速士族階級發展，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遂形成不成文的姓氏出身等級制度，鞏固了門閥對官職的壟斷。
西晉沿用九品中正制，加速士族階級發展，門閥在政治上居於絕對主導地位。司馬懿家族出身士族河內司馬氏，故重視士族利益，門第愈高，官職愈高。永嘉之亂後，東晉立足金陵，亟需南遷士族及當地門閥的支持，而五胡亂華後統一北方的北魏政權也希望取得鮮卑貴族和漢人士族的擁戴，門閥政治因此進入鼎盛期。
- 僑姓：因永嘉之亂從北方南遷江東（又稱江左）的士族，仍以中原名族自相標榜，稱為僑姓，其中以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陳郡袁氏、蘭陵蕭氏為大姓。他們原先在北方並非顯赫大族，南遷後靠著在東晉朝廷上的政治力量以及中原陷入五胡亂華的影響，聲望一度超越留在北方的大族。東晉亡後，僑姓有的北歸，有的留在南方。南梁時，侯景曾請婚於琅琊王氏、陳郡謝氏兩家遭辱而生怨隙，當侯景南下攻陷金陵之後，旋即大肆殺掠門閥士族。僑姓除蘭陵蕭氏，在侯景之亂後已不再興盛。
- 吳姓：江東地區自東漢以來的當地名族，稱為吳姓，以吳郡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的吳郡朱氏、吳郡張氏、吳郡顧氏、吳郡陸氏為大姓，號稱「吳四姓」。本來江左最具權威的是義興周氏及吳興沈氏，號稱江東二豪，甚至有「江東之豪，莫強周、沈」的說法。但後來周氏、沈氏與東晉官方關係交惡，涉入了政治風波，逐漸被吳四姓超過。
南方的僑姓和吳姓又統稱「江左士族」。大體來說，吳姓被僑姓壓抑，略次一等，且兩者之間的芥蒂甚深。東晉之初，中原沉淪，吳郡便以上國自居，妄自尊大，常稱南下的北人為「荒傖」、「傖父」等，為天下笑。而同為僑姓又有渡江早晚之分，劉宋以後，渡江較早的北人反而也以「荒傖」來稱呼晚來的北人。與僑姓相比，江東本土的吳姓並沒有完全馴染於清談中，而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兩漢經學的學風。[8]南梁末年，西魏攻克江陵，大批士族之民被擄往關中，江左士族名存實亡。
- 郡姓：永嘉之亂後仍留在北方、未隨晉室南遷的士族，後來隨著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郡姓也被切割成兩支。一支為經東魏到北齊，仍然保持漢代講經學、重儒術傳統的「山東士族」，以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為大姓。在唐代，此七族合稱七姓十家，社會地位顯赫。另一支則是經西魏到北周，在宇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下形成的「關中士族」，以京兆韋氏、河東裴氏、河東柳氏、河東薛氏、弘農楊氏、京兆杜氏為大姓。關中郡姓與「八柱國」的合作，可說是西魏、北周、隋、唐建立的基礎，即陳寅恪所提出的「關隴集團」。
- 虜姓：北魏孝文帝推行孝文漢化政策，命鮮卑人著漢服、說漢語、改漢姓，如皇族拓跋氏改元姓、步六孤氏改陸姓、賀賴氏改賀姓、獨孤氏改劉姓。又以京都洛陽所在的河南郡為郡望，形成以鮮卑皇族與貴族為首的河南元氏、河南長孫氏、河南宇文氏、河南于氏、河南陸氏、河南源氏、河南竇氏等。由鮮卑人的顯貴，搖身一變為漢姓的士族，被稱為「虜姓」，又稱「代北士族」。然而，孝文漢化近四十年後的河陰之變中，漢化極深的鮮卑皇族及虜姓士族遭到爾朱榮屠戮，人數大為減少，逐漸融入漢人士族之中。
以上僑姓、吳姓、郡姓、虜姓又合稱「四姓」，南北朝時期「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新唐書‧柳沖傳》：「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山東士族重視姻親關係，江左士族重視個人風格，關中士族重視功成名就，代北士族重視帝王親族。
隋唐時期的士族以關中士族和山東士族兩大集團為主，其特徵是注重郡望，世官世祿世婚。[9]自魏晉以來的中國政權，幾乎都為士族所操控。隋唐政權有賴關中士族支持擁戴，而山東士族仍保有數百年的重閥閱、講經學之傳統，所以依舊享有優越的政治及社會地位。
隋唐以來都有君主致力於削弱門閥，但由於他們對朝代的建立有功，且社會聲望甚高，故君主通常以溫和的政策來削弱士族。例如隋文帝任內廢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舉取士，目的即是擇取人才，削弱門閥任官系統。可惜隋朝國祚甚短，到唐初，科舉並不發達。唐太宗指示以當時大臣品位高低訂定等級，重新判定《氏族志》。結果改定唐朝皇族李氏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長孫氏，山東士族博陵崔氏被降為第三等。
武后為抗衡以關中士族為核心的的唐宗室及官僚，在科舉制度中提昇進士科的地位，使科舉制度更加完備。明經科、進士科都是考試科別，明經科考主要考驗對儒家經典的記憶和理解；而進士科除了經學外，加考詩賦和時務策論，對文學創造力及治國政策見解有著更高的要求，極難考取，錄取率僅明經科的十分之一，而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因此進士科愈來愈受重視，地位尊崇，時人稱進士及第者「白衣公卿」。這意味着傳統上主攻明經科的士族在歷代所享有的優勢，也就是對於經學的優渥學識，隨着進士科地位的提升受到挑戰。所以唐代出現了牛李黨爭，即明經科的李德裕黨與進士科的牛僧孺黨之間的政爭。
北方在經過了數百年的門第觀念影響下，民間相當盛行「門當戶對」這種不同門第、不相通婚的風氣，有些世家大族甚至連皇室也看不上眼。唐文宗為莊恪太子李永選妃時，朝臣的女兒們都進入了挑選名單中，朝廷內外為之不安。唐文宗得知後對宰相鄭覃說：「朕本想為太子求娶你們滎陽鄭氏的衣冠女子為媳婦，聽聞朝中大臣們都不願與朕結親，為甚麼？我家也是數百年的衣冠世族，怎麼把神堯皇帝的家族當作不娶妻的羅漢！」唐文宗於是放棄了為太子選妃的計劃[10][11]。不久鄭覃把孫女嫁給了僅為九品衛佐的崔皋[12]，唐文宗無奈地說：「民間締結婚姻，不計較官品卻崇尚閥閱。我家族當了兩百年的天子，竟還比不上崔氏和盧氏嗎[13]？」陳寅恪認為李唐數百年的天子門戶還比不上山東舊族九品衛佐的崔皋，可以想見山東世族心目中兩者社會價值的差距，李唐皇室出自關隴胡漢集團，與山東士族以禮法為門風的家法大有不同，李唐漢化程度較深後，與舊有的士族相比自覺相形見絀，越發仰慕，貴為天子也不能勝過山東世族九品衛佐的崔皋，說明山東舊族的自我高標準並非沒有原因[14]。
從晚唐到北宋，名族貴冑為官者，由七成多降至一成多；寒族為官，則由約一成增至近六成。北宋士族盡是新興，唐代大族幾盡消亡。[15]
在唐末的黃巢之亂中，由於黃巢本人出自社會底層，仇視士族，造成大量士族的傷亡。再者，唐哀帝末年朱溫投當朝公卿三十餘人於黃河中，當時武夫李振在朱溫側，說道：「此輩自稱清流，今投入黃河，永為濁流！」而朱溫竟笑着點頭，史稱白馬之禍。黃巢、朱溫、柳璨之流，不僅覬覦皇位，也滿腹牢騷，對既有的社會階級懷有強烈恨意，大肆殺害、醜化士族。唐朝覆滅後，五代十國仍為唐末政治格局及藩鎮割據的延續，各政權的統治者多不屑文人，重武輕文，資源集中於軍事，各官職多由武將擔任；從而導致武人干政嚴重，叛變和戰爭不斷，政權迅速更迭。這樣的環境使社會風氣劇變，文化與儒家思想的影響力大幅降低，人們不再尊敬唐代的那些門閥，也不再渴望與士族聯姻，對於所謂的世家大族普遍產生反感。士族富饒的家園與產業遭到破壞，引以為傲的貫冊族譜也流失，重要人物死亡，其餘族人逃亡各地。百年間士族便徹底衰亡，與庶民再無區別，其地位由鄉紳地主階級取代。
唐末五代的戰亂，亦可說是一場「階級戰爭」，徹底摧毀中國自東漢晚期以來長達約七百年、以門閥為主的政治、社會型態。幾代之後，那些散居各地的族人已各自化成不同家庭，忘記共有的傳承。[16]
五代時，舊有統治階層毀滅，為一批新人所取代，傳統士族崩潰。宋代的望族，即使附會是某個唐代士族的後人，可信的世系都只由北宋時開始。[17]北宋王清明《揮麈前錄》，記錄了當時最顯赫的36個望族，是全新的名士集團，和唐代的社會中堅沒有關係，已沒有一個望族可以追溯到唐及五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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