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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耀先（1894年9月27日—1946年8月18日），四川大邑人，中國近代政治人物、中國共產黨早期人物。
車耀先早年參加川軍，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成都期間從事餐飲經營，並設立努力餐。此外他還投身文字改革、創辦期刊並推廣世界語。1940年因捲入成都搶米事件而被軍統逮捕，1946年被秘密處決。1957年，重慶市人民政府在歌樂山烈士陵園松林坡設立「羅世文、車耀先烈士墓」以紀念追悼。1986年、2003年，車耀先的老家成都市大邑縣在靜惠山公園修建、重塑了他的雕像，現有車耀先烈士塑像廣場。
1908年，車耀先在崇慶縣「益盛榮」商號當學徒。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波及崇慶，經胡介人舉薦，他參與了保路同志會活動。1912年，跟隨胡介人到川軍二師八團當兵[2]。1918年，升任連長。1919年，因軍功，陸軍總長靳雲鵬呈核四川督軍請獎王翥、車耀先二人加銜[3]。1921年，車耀先在簡陽美以美福音堂受洗，成為基督教徒[4]。1924年，收容兵工廠舊部編為二十二師，開回成都駐防。1925年，參加四川內戰，隨軍從溫江、新津、邛州、峨眉直打到宜賓，任宜賓縣城防司令。部隊改由劉湘節制，改編為二十二師警衛二旅一團，車耀先任團長。1926年北伐戰爭爆發，同年12月川軍劉湘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車耀先任四師十團團長兼國民黨黨代表，同時一批中共地下黨員到其中做兵運工作，車耀先深受影響，開始接觸中國共產黨。1927年2月，「三·三一慘案」期間，中共重慶地委書記楊闇公等被處決，車耀先厭惡清黨，憤而離開川軍[5]。1928年2月，車耀先以四川基督教代表身份到達上海參加「基督教東亞協會」，在會上他發言道：「基督教本是好的，可是他的光輝已為外國的大炮軍艦所遮蔽了」[6]。中國、朝鮮、日本代表提出的主張收回教權、教產意見，受到白人傳教士反對而未能通過，車耀先憤而退出[7][8]。此後他東渡日本東京、朝鮮等地訪問。同年冬，車耀先返川後，與好友饒惠民、陶宗伯、馬文卿等人在成都基督教教徒中開展統戰工作，成立了「中華基督教改進會」[8][9]，主張「收回教權、教產，華人自主教會」[4][10]。
1929年，車耀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共地下黨指示，車耀先參加中共川西特委軍委直屬特別小組工作，並利用同鄉關係進入劉文輝的二十四軍軍事學校，發展中共地下組織，參加策動1930年廣漢暴動，並在成都基督教徒中從事統戰工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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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車耀先以自己平日喜愛烹飪之特長，先後以老闆的身份在成都的牌坊巷開了「新的麵店」，人民公園大門左側開了「庶幾飯店」，1929年又在三橋南街開了「努力餐」[12][13]。為滿足低收入的廣大勞動者，「努力餐」專門設有低價的套菜、合菜、價廉物美的大包、大餃等[14]。車耀先把餐館命名為「努力餐」，意思是「為解決勞苦大眾吃飯問題而努力不懈」[15]。車耀先曾在餐館樓上雅座的壁上寫題詞：「要解決吃飯問題，努力努力！」努力餐經營的大眾蒸碗飯和大肉蒸餃在當時受到人力車伕、賣報的報童、學生，以及居於城中的貧民的歡迎[16]。除此之外，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人士只要報上「來一菜一湯」的暗號，餐廳就會爲他們提供免費飲食[17][18]；它也成為成都走向延安的秘密中轉站[19]。
「努力餐」的知名度隨時間逐漸增長。除本地人外，逃難至蜀的外鄉人亦會光顧該店。車耀先在飯店經營期間還招收貧窮人家的青年子弟來店學徒，晚上關閉店門後，車耀先為其上文化課[14]。車耀先憑藉他川軍中的聲望和影響，聯絡川軍內部和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宣傳鼓勵軍人、青年學生和廣大的民眾參加民族鬥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致力於抗日救亡活動。1932年，成都少城公園舉行五·九國恥紀念會，遭到軍警鎮壓，印刷工人鄒澤滋（鄒趣濤）被捕[20]。車耀先以「基督教改進會」名義聯絡各團體組織「援鄒大會」[21]，準備發動大規模遊行示威[22]。三軍軍警聯合處處長向傳義準備逮捕，車耀先同鄉劉文輝向其透露口風[23]，由劉文輝的下屬冷寅東師長派人護送到上海[24]。半年後，車耀先返回成都，但是營救決心未變。同年11月，四川軍閥在成都巷戰，中共四川省委安排營救一大批地下黨人的計劃，車耀先通過24軍與29軍支部的聯繫，弄到29軍通行證、軍裝、胸章、臂章，派出24軍軍支部中共黨員傅舒霖排長等數人，化裝成29軍長官佯作奉命提人，護送到中共四川省委的聯絡點，鄒澤滋、梅子乾、古長林、趙謙益等人獲救[25]。但不久中共四川省委遭到嚴重破壞，車耀先與中共地下黨失去聯繫[26]。
1933年，劉文輝任命車耀先為冷寅東師部上校、副官長、「互助中總社」秘書長、兼四川省衛戍司令部上校副官長[18]。1934年，調任二十八軍第二路軍司令部，擔任上校副官長。1935年國民革命軍改編，他改任二師六旅十二團團長，駐防崇慶縣元通場。不久調任上校參軍，返回成都[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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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在任四川省立成都師範學校和女師校「國音」教員期間，車耀先為「世界大同」的理想所感動，熱心學習世界語，他每周到盧劍波的住所去上課，並力所能及地參加一些世界語活動，車耀先和盧劍波、張良卿結交，熱衷於文字改革並一同創辦了《語言》刊物，其為一本以宣傳世界語、文字改革和推廣漢語拼音文字的刊物。車耀先把他的餐館作為刊物的大本營，宣傳漢字改革，灌輸抗日救國思想，幫助不少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10月，車耀先以「注音符號促進會」的名義，與成都四十餘個社會團體發起組織「成都各界救亡聯合會」。1937年1月，車耀先創辦刊物《大聲周刊》，並擔任社長兼主編，同時負責籌集經費和進行編輯工作[28]；其他編輯還有胡績偉、周海文、彭文龍、熊復、馮烈斯等人[26]。4月，報刊遭查禁。5月改名《大生周刊》。7月9日，《大生周刊》改名《圖存周刊》，繼續在成都出版。7月下旬，《圖存周刊》又被查禁。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從延安派鄒風平、廖志高、于江震等來四川。同年12月，中共四川省委正式重建成立，分批發展黨員。11月《大聲周刊》再次在成都復刊[29]，復刊後的第二期，刊登了大量毛澤東、林祖涵、潘梓年等人的文章，因此於1938年8月13日被政府下令停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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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變後，車耀先當選為「成都各界華北抗敵後援會」負責人。中國救國會七君子沈鈞儒、鄒韜奮、史良、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時、沙千里出獄後抵達成都，車耀先特意在努力餐店二樓設宴。次天沈鈞儒陪同鄧穎超與車耀先會面[30]。同年12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車耀先經中共中央批准恢復黨組織關係，與工委書記羅世文單線聯繫[31]。1938年4月，他發起成立中蘇文化協會成都分會，進行抗日統戰工作[32]。其中包括中華文藝界抗戰協會成都分會歡迎馮玉祥到成都，也在努力餐店舉行[33]。1940年3月，成都發生「搶米事件」，隨後國民政府宣稱中共地下黨策劃饑民搶米[34]。中共川康特委認為局勢嚴峻，布置一些地下黨員撤退轉移，但仍有一些堅持留守[31]。3月18日（一說16日深夜），車耀先在努力餐飯館被軍統逮捕。[31][35][36]戴笠親赴成都，用軍用專機把羅世文、車耀先、郭秉彝、汪導予送去重慶，先關在望龍門特五團看守所，後轉押到白公館監獄。半年後，二人轉押到息烽集中營。在獄中，車耀先參與組織建立了獄中黨支部[37]。
1941年3月，周養浩接替何子楨任息烽集中營主任，提出「監獄學校化」之「獄政革新」。羅世文經黃顯聲出面交涉，得到監獄當局同意「犯人有讀書看報」等權利。經支部協商，由車耀先去管理圖書室。車耀先在整理書中發現有一些毛澤東的書籍，他並將此類共產主義類書重新用紙包裝封面，以通俗小說名稱後上架；之後他和監獄方交涉，訂閱一些報刊，包括《華西晚報》、《民主報》、《北方文化》等。車耀先受「獄中秘密支部」安排，將圖書館辦成中共秘密聯絡點和了解外邊時局的窗口[38]。車耀先在獲得消息後，將新消息與動向等寫成字條，夾在線裝書夾層中傳遞其他中共關押人員，或者通過宋振中（「小蘿蔔頭」）、孫達孟等傳遞消息給徐林俠或張露萍[39]。1946年7月，國民政府軍統關閉息烽集中營，他與羅世文、黃顯聲、許曉軒等七十二人由貴州息烽轉往重慶渣滓洞[40]。
1945年國共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提出釋放葉挺、廖承志、羅世文、車耀先等人的要求，國民政府則稱羅世文、車耀先已被槍決[41]。1946年8月，張嚴佛接到由蔣介石批准的保密局局長鄭介民、副局長毛人鳳簽署的密電，飭將關押在白公館的羅世文、車耀先兩人秘密制裁，並將屍體處理乾淨，攝影具報。接到密電後，張嚴佛召集軍統重慶結束辦事處秘書丁敏之、司法組長郭文翰及保管組長侯楨祥、警衛組長龐世科四人。決定在歌樂山松林坡戴笠原住所下面的坪場，由楊丘山、楊進興、徐貴林三人具體執行。8月18日下午2點，囚車抵達地點，車耀先和羅世文下車後察覺到大難臨頭，高喊兩聲「共產黨萬歲」後被軍統槍決，然後各攝一單人照片，最後屍體被澆上汽油火化[42][43]。車耀先時年52歲[44]。事後丁敏之、郭文翰將拍攝的照片拿給張嚴佛，並備文報告給鄭介民和毛人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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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戰役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重慶，1949年12月15日，重慶市舉行了「悼念紅岩死難烈士大會」；但各方調查都無法確定羅世文、車耀先的下落。公安機關開始從調查白公館、息烽監獄的變遷人手，縮小尋覓範圍。據西南公安部第四處工作人員劉丕光介紹，他在白公館看守所被關期間，未見過羅世文、車耀先。據白公館看守所法官周鐵生供述，他確沒有審問過羅世文、車耀先。因此中共初步調查判明：羅世文、車耀先應在1946年8月前後被殺[45][40]。
1950年9月24日，原白公館看守所長張少雲從貴陽被押解到西南公安部嘉陵大隊時，在眾多軍統人員參加的「坦白會」上，講述了羅世文、車耀先被殺經過。1955年6月17日上午9時20分，重慶市公安局「追殘組」吳國成、申俊章等四位偵察員，在南充縣青居場六區公所內，設計逮捕楊進興[40]。18日上午，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程誠設定預審楊進興的方案，並經過7個小時審訊，楊進興承認了殺死羅世文、車耀先和楊虎城、宋綺雲兩家的具體經過[45]。而另外兩名參與者，楊丘山已於1951年2月27日在雅安縣被槍決；徐貴林於1950年6月18日被槍決[45]。
1955年7月31日，預審員押着楊進興到松林坡戴笠停車房後的松林，經楊進興協助，挖出羅世文、車耀先屍骨和兩瓶水壺[40]。在法醫確認後，1957年3月，重慶市人民政府在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松林坡修墓安葬兩人[46]。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因國事活動途經重慶留宿，應中共重慶市委組織部請求，親筆題詞「羅世文、車耀先兩同志之墓」[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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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耀先家庭貧寒，早年家人曾定親後因家道中敗而被終止婚約。車耀先在益盛榮商店當學徒時，認識臨街的雜貨店黃三姑娘，在參加完護國戰爭後，他向對方求婚，兩人在1918年結婚。車耀先主張夫妻平等，女子應有自己姓名，因此替妻子取名為黃體先，並支持妻子解除裹腳，並送她到婦女學習班學習文化[49]。車耀先被捕後，黃體先仍繼續支撐努力餐的經營。1946年，黃體先收到車耀先在軍統集中營轉來的《四川軍事史》與自傳手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她將草稿轉交給四川省博物館保存[14]。1950年2月，在得知丈夫在重慶被殺後，黃體先身體一蹶不振患上食道癌，1954年去世[49]。兩人一共有三個女兒、兩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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