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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多集中營是利比亞賈多（現稱賈杜）的一個關押意大利和利比亞猶太人的強制勞動集中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42年5月開始運作，直到1943年1月被英國軍隊解放。該集中營根據法西斯意大利總理貝尼托·墨索里尼的命令建立。當時，利比亞處於意大利殖民統治之下，被稱為意屬利比亞。
被關押在那裡的2600名猶太人中，有562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於飢餓和虱傳斑疹傷寒。由於條件惡劣，賈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北非所有勞改營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也是二戰期間穆斯林世界猶太受害者人數最多的集中營。
數千年來，利比亞一直是猶太社區的家園[1]。賈多是奈富塞山的一個定居點，至少從十世紀開始就有猶太人聚居區，但到了十六世紀下半葉，利比亞僅存的猶太社區只剩下亞夫蘭和蓋爾揚地區，他們逃離了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他們都迫害猶太人）爭奪奧斯曼帝國統治據點的鬥爭之地[2]。
1911年至1951年歐洲人統治利比亞期間，大部分利比亞猶太人居住在的黎波里塔尼亞和昔蘭尼加北部地區。1911年，意大利在意土戰爭期間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奪取了利比亞。1922年，貝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掌權，1938年，他的政府開始頒布種族法，影響了意屬利比亞的猶太社區。猶太人不再能與「雅利安人」通婚，不能在國家或任何技術性職業中工作，他們的孩子也被禁止就讀意大利公立或私立學校。 1940年，意大利與納粹德國結盟，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年，英國在羅盤行動中進入利比亞，戰火蔓延至利比亞。1941年，德國軍隊進駐的黎波里，利比亞被軸心國奪回，當時該市有25%的猶太人。[1]種族法開始得到更嚴格的執行，利比亞的外國籍猶太人被驅逐到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意大利的拘留營或集中營。當意大利和英國爭奪昔蘭尼加的控制權時，猶太人歡迎英國士兵，其中一些是來自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稱他們為擺脫法西斯反猶太主義的解放者。每次意大利人奪回利比亞時，猶太人都會因與英國「勾結」而受到嚴厲懲罰。墨索里尼對猶太人對英國的積極接待作出了回應，下令驅散或驅逐利比亞的猶太社區，這場運動被稱為「sfollamento」（直譯：「清除」）。[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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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7日，墨索里尼下令拘留昔蘭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亞的猶太人，以將他們轉移出戰區並防止他們與英國結盟[4][5]。一些猶太人確信，這一命令也是對1941年4月2日和3日英國軍隊撤退後離開班加西的大批猶太人的報復[6]。
新的集中營在賈多建立，賈多是奈富塞山的黎波里塔尼亞高原的一個前軍事哨所，距離的黎波里西南約153公里（95英里）[7][5]。按照墨索里尼的命令被驅逐的猶太人大部分被送往賈多，還有一些被送往加里安的外國人營地[8]。在班加西，意大利當局要求猶太社區準備每日驅逐到賈多的猶太人配額。該市官方猶太代表雷納托·特斯丘巴（Renato Tesciuba）拒絕準備名單，理由是「黎凡特混亂」[9]，從而推遲了驅逐行動。[10]將利比亞猶太人集中在賈多是德國計劃的第一階段，該計劃旨在將所有利比亞猶太人轉移到意大利，然後再從意大利轉移到歐洲的滅絕營[11]。
原定的第一次驅逐至賈多的計劃被推遲。一批包括145名法國猶太人的猶太人驅逐隊伍已於1942年4月15日從東部城市巴爾卡、邁爾季出發，準備轉移到的黎波里。這些人在埃爾科菲亞等待前往此行的第二站艾季達比耶時，班加西的意大利非洲警察介入，獲得了驅逐令的「暫時中止」。這些法國猶太人被送回巴爾卡，而此前他們已經賣掉了許多財物，做好了在賈多被拘留的準備。[6]
驅逐行動於1942年5月開始，直至10月，猶太教堂張貼傳票後，猶太人每周兩次被8-10輛卡車[7]從昔蘭尼加的家中運送到賈多[4][12]。一位名叫莫迪凱·杜阿尼（Mordechai Duani）的猶太富商與意大利人有着先前的聯繫，他提供了從德爾納、班加西、圖卜魯格、巴爾卡、艾季達比耶和阿波羅尼亞到賈多的卡車運輸服務。杜阿尼的260名家人和富有的朋友免於被驅逐出境。伊馮娜·科茲洛夫斯基·戈蘭（Yvonne Kozlovsky-Golan）引用杜阿尼作為意大利人在北非形成「類似猶太居民委員會網絡」的一個例子。[9]
被驅逐的猶太人被允許攜帶少量個人物品，包括食物、衣服和床上用品[3]。他們經常偷運貴重個人物品，包括珠寶，然後用這些物品與當地阿拉伯人交換食物[13]。穿越西爾蒂卡沙漠的路程需要五天時間，猶太囚犯在途中被迫露宿戶外[14]。當驅逐車隊經過阿拉伯村莊和城市時，猶太人有機會進行貿易和進食。至少有一次，阿拉伯人向經過他們城鎮前往賈多的猶太人扔腐爛的番茄。[13]一位名叫布魯里亞（Bruria）的囚犯的記錄顯示：
他們開始在猶太教堂里每天掛出20-30個必須離開的家庭的名單。意大利人來到社區主席那裡，要求準備猶太人名單。他拒絕了，因為他了解情況。然而，一個壞猶太人自告奮勇準備名單。每個猶太人都必須看看自己的名字是否出現，如果出現，他就必須離開。我們不知道去哪裡。我們認為這並不好。他們從班加西和附近地區帶走了猶太人：德爾納、巴爾卡、圖卜魯格……順便說一句，那個壞猶太人沒有被法西斯分子帶到集中營。每天，約瑟夫（證人的丈夫）都會去猶太教堂查看名單，我常常坐在那裡哭。有一天他說，布魯里亞我們要走了。行程花了五天時間；我們從班加西到賈多行駛了大約2000公里。這趟行程花了幾天幾夜。他們把我們像牲畜一樣帶到屠宰場。每輛卡車上有40個人，每輛卡車都有兩名意大利警察。他們只抓猶太人。有傳言說，這是德國人下的命令。[15]
約有2600名猶太人被驅逐至賈多[4]。絕大多數昔蘭尼加猶太人被驅逐至賈多。的黎波里塔尼亞猶太人中，只有那些擁有英國或法國公民身份的人被送往賈多，而擁有利比亞公民身份的的黎波里塔尼亞猶太人則被送往附近的勞改營，例如布克布克和西迪阿扎茲。[1]這次驅逐行動僅留下了120名昔蘭尼加猶太人，他們「因為與意大利當局關係良好」而倖免於難[15][12]。班加西是最後一個被清除和驅逐的社區[16]。
至少有400名賈多的猶太人被送往其他地點，包括附近的蓋爾揚、亞夫蘭和蒂格林納鎮，以緩解過度擁擠的情況。在這些城鎮，猶太人被安置在單獨的建築物中，每個家庭住一間房，受到嚴密監視，沒有行動自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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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多集中營建在一處前軍營內，由十間長條形營房組成，每間可容納400名囚犯，四周被鐵絲網包圍。每個營房都有一名警衛和一名選舉產生的「capo」（直譯：「頭目」），後者為一名猶太囚犯，擔任其所在營房的代表和與營區管理部門的談判者。未分隔的房間內以家庭為單位掛上毯子作為隔斷。[4][14]營房裡除了床之外沒有其他家具，有時床的數量不足以容納大量囚犯[7]。一名機槍手在營區對面的一座小山上監視，以防止囚犯逃跑。其中一個營房被當做監獄，用於關押被認定犯有罪行的囚犯，但被指控犯有多項或嚴重罪行的囚犯會被送往的黎波里的刑事監獄。[14]
營區指揮官是利比亞總督兼意大利駐北非部隊總司令埃托雷·巴斯蒂科將軍，副指揮官是格雷羅·莫德斯蒂諾（Guerriero Modestino）少校，後者擔任營區負責人[8][12]。巴斯蒂科因其反猶太主義以及對囚犯的羞辱和殘酷對待而聞名[4]。人們認為莫德斯蒂諾對猶太人更為同情[14]。兩人經常一起在營區散步，巴斯蒂科揮舞着鞭子或棍棒威脅囚犯[3]。囚犯們晚上不被允許說話[7]。
賈多集中營的囚犯幾乎全部是來自昔蘭尼加的利比亞和意大利猶太人家庭，尤其是班加西，那裡是利比亞最大的猶太人聚居地之一[4]。營區內按照家庭為單位分在一起[14]。該集中營還短暫關押過擁有法國公民身份的猶太人（他們後來於1942年被驅逐到突尼斯）和持有英國護照的猶太人（他們後來被關押在意大利的費拉蒙蒂迪塔西亞和其他幾個利比亞營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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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勞動始於1942年6月28日[12]。雖然沒有每日工作配額，但營區里被拘留的18至45歲的男性每天都要從早到晚從事各種日常任務：清潔廁所，處理垃圾，搬運沙子和石頭，以及在營地內外鋪瓦屋頂[15]。他們星期六不工作。那些在營地外修屋頂的人每天能得到5法郎和一個小圓麵包的工資。[7]他們每周要進行一次長達十二個小時的除草和運輸泥土的任務[14]。猶太人對這項工作的實用性心存疑慮，他們懷疑這項工作的主要作用是羞辱。隨着疾病、營養不良和疲憊感的增加，工作任務也隨之減少。[7]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私營公司將賈多的猶太囚犯用作強迫勞動者[4]。負責監督口糧分配的囚犯無需承擔勞動義務[7]。
猶太家庭成立了一個營地委員會，由卡繆斯·蘇亞雷斯（Camus Suarez）領導，委員會由從賈多的十個營房中每個選出的一名「capo」組成。每個營房還設有一名警衛。[4]「Capos」組織賈多社區的日常生活，監督勞動並分發包括木柴和食物在內的物品，這些物品有時由的黎波里的猶太社區送來。「capo」們還將營區的一個營房改造成臨時猶太教堂，以便被囚禁的猶太人可以在拘留期間進行猶太教活動。[12]該猶太教堂收藏了一本來自德爾納的妥拉捲軸[17]。囚犯中有許多拉比，其中包括弗里亞·佐阿雷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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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有2600名囚犯被關押在賈多[19]。截至1942年6月底，集中營內共關押了2584名猶太人，其中47人為意大利公民。後來，又有380名猶太人被運送到集中營。[15]由於一場虱傳斑疹傷寒流行病，這一數字急劇下降，該流行病造成562人死亡，營區的死亡率達到約21%[4]。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北非勞改營中死亡人數最多的[20]，也是二戰期間穆斯林國家中猶太受害者人數最多的[1]。沒有囚犯被處決，大多數死亡是由於營養不良和虱傳斑疹傷寒[4]，
賈多的條件極其惡劣和困難，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關押猶太人的利比亞勞改營中最嚴酷的[7]。白天極其炎熱，夜晚極其寒冷[7]。營區人滿為患，食物不足。每日口糧為100至150克麵包，每周提供少量「大米、通心粉、油、糖、茶和咖啡」[14]。莫里斯·魯馬尼援引一位倖存者的話說，這些口糧「不過是幾克大米、油、糖和大麥種子製成的咖啡」[12]。每天提供兩個小時冷水[21]。
雖然沒有囚犯被看守開槍或以其他方式殺害，但集中營管理部門卻容忍囚犯餓死[4]。被拘禁數周后，一群囚犯代表團要求增加食物供應，得到了如下答覆：「我們來這裡不是為了支持你們，我們給你們食物，因為不值得在你們身上浪費子彈。」[14]一名倖存者回憶說，那些懇求提供更多食物的人被告知：「把你們帶到這裡來的目的不是給你們吃的，而是讓你們餓死。」[15]一位倖存者回憶說，麵包里滿是蟲子[22]。囚犯們得到了看守的許可，將死者埋葬在附近一個中世紀的猶太人墓地附近，這個墓地至少有1183年的歷史[14][4]。
倖存者稱集中營看守非常殘忍，而格雷羅·莫德斯蒂諾甚至下令將個別囚犯關起來，然後毆打他們。莫里斯·魯馬尼引用了一位倖存者的話：
數十個家庭擠在四平方米的空間裡，用床上用品和毯子隔開。沒有地方放桌子或椅子，做飯是在房間中央進行的，煙霧和烹飪的氣味都滲進房間所有人的鼻子裡。惡劣的生活條件帶來了感染和疾病，瘟疫奪走了集中營里許多人的生命。他們被埋葬在附近的一個山谷里，幾百年前這裡曾是猶太人的墓地。[15]
醫療條件惡劣導致1942年12月爆發了流行性斑疹傷寒，這是集中營內大多數人員死亡的原因[12]。疫情每天導致數十人死亡，被送往臨時隔離室的人幾乎沒有活下來的[14]。一名倖存者回憶道：「我向一邊看去，一個人死了；我向另一邊看去，另一個人死了。」[20]三個月內有500多人死亡[23]。最初，病人被送回的黎波里，但隨着疫情惡化，病人被集中在一個營房裡。兩名意大利醫生在3至4名護士的幫助下對患者進行治療。[7]為了防止虱傳斑疹傷寒的傳播，集中營看守會剃掉長虱子的囚犯的頭髮。阿納特·赫爾曼（Anat Helman）指出，在她作為研究的一部分採訪的22名賈多集中營倖存者中，「只有女性提到剃光頭以及她們拼命嘗試逃避這一命運。她們沒有談到對這種流行病或由此導致的死亡的恐懼，而是談到了她們對可能剃光頭髮的深切焦慮。」[3]
倖存者約瑟夫·達杜什（Yosef Dadush）在集中營唯一已知的日記中秘密記錄了他在賈多埋葬小女兒的情景：
我需要一個小木箱來埋葬艾達，但集中營里沒有木箱。斑疹傷寒以驚人的速度奪走了兒童和成人的生命，大大小小的木箱都成了稀缺商品。一個小時後，我意識到我找不到任何木箱。我抱着死去的艾達，開始向集中營大門走去。我抱着艾達從集中營那間可怕的監獄走到了有900年歷史的猶太人公墓。即使在賈多這個地獄裡，我們也決心為我們的親人舉行猶太人的葬禮。在兩名手持手槍和掃帚的意大利士兵的陪同下，我艱難地穿過沙地。我竭盡全力，不讓自己絆倒或跌倒。我只有一個任務——為艾達舉行猶太人的葬禮，不讓壓迫者看到我的軟弱，不讓他們嘲笑我哽咽的淚水。在沙漠的酷熱中，沿着一條似乎永無止境的小路走了一個小時後，我通過墓碑上的希伯來語文字認出了猶太公墓。在這些墓碑之間，我尋找一個地方埋葬艾達。我把她毫無生氣的屍體放在地上，然後瘋狂地用我的雙手開始挖一個小坑。我挖着，祈禱着，哭泣着，但我主要祈求我死去的女兒原諒我。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我是否盡了一切可能去救她？當我覺得這個洞看起來足夠大、足夠寬時，我把裹着床單的小艾達放了進去。我用沙子蓋住她，喃喃地念着我能記得的幾句葬禮禱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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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貴重物品的囚犯可以「以高昂的價格」與阿拉伯商人交換個人物品[3]，最初是偷偷進行的，後來得到了圍欄處和營區內意大利警衛的允許[13][12]。當勞工被派往營區圍欄外的附近貝都因阿拉伯村莊時，出現了其他的交易機會。猶太人交易的商品包括鑽石、黃金和衣服——這些東西在集中營里幾乎沒有價值。[13]從阿拉伯人那裡購買的主要食物有大麥、洋蔥、花生、土豆和家禽[7]。猶太人還集體從阿拉伯人那裡購買了一台麵粉研磨機，並在他們挖的坑裡烘烤。那些擁有貴重物品進行交易的人在社區中擁有重要地位和權力。[12]一名倖存者回憶說，毯子被用來與阿拉伯人交換製作安息日哈敏的原料[3]。另一個人用一條金腰帶換了一個西瓜，並因這項禁忌交易而被集中營的看守毆打[13]。
延斯·霍普（Jens Hoppe）指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賈多的交易安排表明，集中營周圍的阿拉伯社區意識到了猶太人被關押在非人道的條件下[12]。意大利指揮的警衛隊中也有阿拉伯警察，倖存者描述了德國人（可能是納粹安全警察或黨衛隊保安局）的定期檢查和訪問[4]。倖存者耶胡達·查克蒙（Yehuda Chachmon）回憶說，意大利看守對囚犯「十分殘暴」，而阿拉伯看守則不會與猶太囚犯「交談」、「折磨」或「製造麻煩」；「意大利警察的態度與阿拉伯警察的態度不同」[20]。利維亞·塔利亞科佐（Livia Tagliacozzo）寫道，賈多倖存者普遍描述阿拉伯看守比意大利人溫和，這可以通過阿拉伯看守參與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救命交易來解釋，即使是在被禁止的情況下也是如此：「阿拉伯看守簡單的轉身動作可能對能否越過鐵絲網進行以物易物至關重要。」[13]一名倖存者回憶說，居住在附近的阿拉伯人充滿敵意，向囚犯投擲石塊[13]。
的黎波里的猶太社區收集了有關難民營狀況的信息並提供了援助，包括逾越節所需的猶太潔食食物[7]。該社區1943年的財務報告列出了為賈多囚犯提供的近170萬里拉的援助。1943年1月，在集中營解放前不久（當時的黎波里已獲解放），的黎波里猶太社區派三名猶太人前往賈多為囚犯提供食物，他們以為囚犯已經獲釋。暴雨過後，他們的車輛陷入泥濘中，一群南非士兵幫助他們脫困。他們繼續前往賈多，發現集中營尚未解放。在送食物時，猶太團體的司機貝內代托·阿爾比布（Benedetto Arbib）被一名意大利警衛打了一巴掌。[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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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心國在第二次阿拉曼戰役中失敗後，意大利下令將賈多的猶太人全部消滅。健康的人將被機槍射殺，生病的人將在隔離區被燒死。囚犯們被聚集起來，等待數小時後殺戮命令得到確認。該命令最終因未知原因被撤銷；埃里克·薩勒諾（Eric Salerno）認為，意大利軍官擔心若同盟國獲勝，他們可能會作為戰犯被起訴。[26]莫里斯·魯馬尼（Maurice Roumani）介紹了倖存者海姆·格比（Haim Gerbi）對此次事件的證詞：
有一天——我記得很清楚，我當時十四五歲——他們把所有的男人都召集起來，說他們必須到營地中央來。我記得那天。我媽媽把我藏起來了……所有的猶太人、所有的女人、孩子、婦女都在哭……我去看，我看到了所有的警察、上尉，既有阿拉伯人也有意大利人。我看到他們就跑開了。我摔倒了，傷得很重……傷口感染了。[22]
格比的腿後來被截肢。[22]
1943年1月24日，由猶太人准將弗雷德里克·基什率領的英國軍隊解放了該集中營[27][28]，同時解放了位於蓋爾揚和亞夫蘭的小型拘留中心。[4]。在英國軍隊抵達集中營的幾周前，約200名猶太人發現一些意大利看守已經逃跑，於是他們衝破圍欄逃離集中營[16]，意大利軍隊隨後向剩餘的囚犯開火。[4]1月初，即英國解放前幾周，意大利看守已全部逃走[17]。倖存者讓·尼西姆（Jean Nissim）作證說，一名負責武器庫的意大利人曾向猶太人分發槍支，以抵禦威脅闖入營地的當地阿拉伯人的襲擊[29]。
在猶太囚犯獲准回家之前，英國占領者首先必須控制斑疹傷寒的爆發，並治療大約480名病情嚴重的囚犯[4]。由於英國對斑疹傷寒爆發的管理，那些逃亡的囚犯最初不被允許與被監禁的家人團聚[7]。囚犯們被帶到的黎波里的更好的住房，在那裡他們可以洗澡、吃飯並接受醫療服務，其中包括一名猶太醫生[4][15][7]。完成這項工作後，他們於1943年春季開始每隔兩周將倖存者一家一家地轉移回昔蘭尼加[15]。這一過程得到了美猶聯合救濟委員會的資金支持[12]。1943年3月，仍有許多猶太人留在那裡，其中包括60名被允許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孤兒[4]。接收孤兒的許可是由英國第八軍團駐利比亞猶太旅的兩位拉比，路易斯·拉比諾維茨（Louis I. Rabinowitz）和埃弗拉伊姆·烏爾巴赫從英國獲得的。該項目的資金由班加西猶太社區領袖雷納托·特斯丘巴（Renato Tesciuba）籌集，他曾在1942年拒絕為意大利當局準備驅逐配額[10]。1943年10月初，隨着最後一批猶太人離開，集中營最終解散[3][4]。
魯馬尼寫道，賈多的倖存者「返回後發現，他們的家園被洗劫一空、毀於一旦，商店遭到轟炸，成為一片廢墟，社區生活幾乎完全喪失。」[12]英國第八軍團的猶太士兵支援返回家園的猶太人，幫助他們重建社區並建立猶太學校[12]。即使在英國占領下，反猶太主義仍然愈演愈烈，在1945年和1948年的反猶騷亂之後，幾乎所有的利比亞猶太人都移民到了新成立的猶太國家以色列[1]。進一步的驅逐和逃亡一直持續到2004年最後一名利比亞猶太人離開[1]。如今，利比亞已經沒有猶太人[1][17]。
賈多集中營的看守或管理人員從未接受過審判[4]。1978年，科布倫茨州高級法院裁定，賈多對猶太人的監禁非德國所為，因此該集中營倖存者無權從納粹時期強迫勞動者基金中獲得賠償。伊利特·阿布拉姆斯基·布萊（Irit Abramski-Bligh）博士於1997年發表了一項關於大屠殺期間利比亞和突尼斯猶太人社區歷史的研究報告，2002年，賈多集中營的倖存者獲得了德國的認可並有資格獲得賠償。[20][19]
在2020年大屠殺紀念日，賈多倖存者約瑟夫·達杜什（Yosef Dadush）的集中營日記被他的兒子發現後出版，他的小女兒艾達在賈多死於斑疹傷寒[24][30]。這份用意大利語撰寫的手稿一直埋藏在達杜什的舊照片和文件中，花了四年時間才被辨認並翻譯成希伯來語出版。日記的編輯什洛莫·阿布拉莫維奇（Shlomo Abramovich）因這本書於2022年獲得了以色列總理獎，以鼓勵和推動對阿拉伯國家和伊朗猶太社區的研究。這本書於2021年獲准納入以色列高中課程。[31][24]
在大屠殺紀念日當天，利比亞猶太人演唱了一首名為「הללויה עם נברא」（哈利路亞，一個國家誕生）的「Piyyut」（猶太禮儀詩或讚美詩），該詩是在賈多解放後創作的[9]。斯坦尼斯勞·普格利塞（Stanislao Pugliese）寫道：「（意大利）在賈多集中營和利比亞其他地方的猶太人死亡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僅應該受到譴責，而且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屠殺研究中一個重要卻被忽視的部分。」[16]
集中營遺址已不復存在。營區建築被夷為平地，猶太人墓地亦被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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