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貝爾德·韋弗（英語：James Baird Weaver，1833年6月12日—1912年2月6日）生於俄亥俄州，在愛荷華州長大，曾擔任美國聯邦眾議員，並兩次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韋弗童年時遷居當時屬邊境州的愛荷華州，他的家人在這裡取得了一片宅基地。他很年輕時就積極參與政治，是農民和勞工權益的倡導者。他堅信進步主義思潮，並為此先後加入並退出過多個政黨。南北戰爭期間，韋弗進入北軍服役，之後返回愛荷華州以共和黨人身份競選多份公職。由於連遭敗績，並且對共和黨保守派的作為日益感到不滿，韋弗於1877年轉投綠背黨，該黨支持增加貨幣供應量並管制大型企業。成為綠背黨人後，韋弗借着民主黨的支持於1878年首度當選聯邦眾議員。
1880年，綠背黨提名韋弗競選美國總統，但他只獲得了3.3%的普選票。接下來他又競選了多份公職，再於1884和1886年兩次當選聯邦眾議員。韋弗在國會期間力求擴大貨幣供應量，並努力確保印第安領地向白人定居者開放。綠背黨四分五裂後，新成立的人民黨崛起，成為新的左翼第三黨。韋弗在該黨成立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是1892年大選的人民黨總統候選人。這次他得到了8.5%的普選票和22張選舉人票，但還遠不足以贏得選舉。19世紀末，人民黨和民主黨合二為一，韋弗也加入民主黨，支持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在1896、1900和1908年三度參選總統，但這些選舉都以失敗告終。韋弗擔任的最後一份公職是出任家鄉科爾法克斯的市長。1912年2月6日，詹姆斯·貝爾德·韋弗在德梅因去世，享年80歲。許多他為之奮鬥，但卻一直沒能看到成行的政治訴求，都在他死後變為現實。
早年生活
詹姆斯·貝爾德·韋弗於1833年6月12日在俄亥俄州代頓出生，父親叫亞伯蘭·韋弗（Abram Weaver），母親叫蘇珊·伊姆萊·韋弗（Susan Imlay Weaver），兩人共有13個孩子，詹姆斯排行第5[1]。亞伯蘭也是在俄亥俄州出生，是革命戰爭先輩之後，以務農為生[2]，於1824年迎娶新澤西姑娘蘇珊[2]。詹姆斯出生後不久，一家人於1835年遷居至密歇根州卡斯縣卡索波利斯（Cassopolis）以北約14.5公里的一個農場[1]。1842年，韋弗一家再度遷居，搬到愛荷華領地，等待來年薩克和福克斯領地向白人定居者開放[3]，之後取得了戴維斯縣切克斯特溪沿線一片宅基地的所有權[3]。亞伯蘭·韋弗這此建起新房，並在這裡耕作到1848年，全家再度遷居，這次搬到了縣城布盧姆菲爾德（Bloomfield）[4]。
詹姆斯的父親是民主黨人，於1848年當選地區法院書記員，他還多次參加其他公職的選舉，但大多以失敗告終[5]。蘇珊的兄弟何西阿·霍恩（Hosea Horn）是輝格黨人，於1849成為郵政署長，通過他的影響，詹姆斯·韋弗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成為傑佛遜縣的郵遞員[6]。1851年，詹姆斯辭職並跟隨當地律師塞繆爾·G·麥克朗（Samuel G. McAchran）研習法律[6]。1851年，詹姆斯中斷法律學業，陪同另一位舅舅卡爾文·菲爾普斯博士（Dr. Calvin Phelps）將牛群從布盧姆菲爾德經陸路趕到加利福尼亞州的薩克拉門托[7]。韋弗起初打算留在當地淘金，但又改變主意，預訂了前往巴拿馬的船票[8]。之後，他登上另一趟船前往紐約，然後再返回愛荷華州的故鄉[8]。
回到故鄉後，韋弗在繼續攻讀法律前還短暫當過售票員。1855年，他進入辛辛那提法學院，師從貝拉米·斯托勒（Bellamy Storer）繼續深造[9]。在此期間，韋弗對奴隸制的支持態度開始動搖，有多位傳記作家認為這是因為他受到了斯托勒的影響[10]。1856年畢業後，韋弗回到布盧姆菲爾德並通過愛荷華州律師從業資格考試[11]。到1857年時，他已與父親所在的民主黨一刀兩斷，加入日漸壯大、並反對奴隸制擴張的另一個聯盟，該聯盟日後將成為共和黨[12]。
1858年，韋弗代表新黨派的候選人在愛荷華州南部巡迴演講[13]。這年夏季，他迎娶了克拉麗莎·文森（Clarrisa Vinson），文森來自范布倫縣的鄰近小鎮基奧索奎（Keosauqua），是一名教師[13]。兩人共有8個孩子，婚姻一直持續到1912年韋弗辭世[14]。婚後，韋弗與何西阿·霍恩合夥開辦律師事務所，並且繼續參與共和黨政治事務[14]。1859年，他代表州長候選人塞繆爾·J·柯克伍德（Samuel J. Kirkwood）發表了多場演說，奴隸製成為這次競選中雙方辯論的主要議題，最終共和黨人雖然在韋弗所在的戴維斯縣失利，但仍以微弱優勢贏得了選舉[15]。次年，韋弗成為州共和黨大會代表，雖然他不是全國大會代表，但還是與愛荷華州的代表們一起出席了1860年共和黨全國大會，亞伯拉罕·林肯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16]。林肯最終在普選中獲勝，並且也拿下了愛荷華州，但南方各州對共和黨的勝利作出激烈反應，相繼宣布脫離聯邦，南北戰爭由此打響[17]。
南北戰爭
1861年4月，邦聯陸軍炮轟薩姆特堡，南北戰爭正式爆發，林肯號召7.5萬人加入北軍應戰[18]。韋弗所加入的部隊之後會成為愛荷華州第2志願步兵團的G連，他還獲選為連隊中尉[19]。統領第2團的是前聯邦眾議員塞繆爾·瑞恩·柯蒂斯（Samuel Ryan Curtis）上校，1861年6月，他獲命前往密蘇里州，保護這個邊界州的多條鐵道[20]。韋弗所在連這年夏天主要在密蘇里州北部活動，沒有參與實戰[21]。這一期間，他與克拉拉的第二個孩子、也是第一個兒子出生，起名詹姆斯·貝拉米·韋弗（James Bellamy Weaver），其中的貝拉米則是紀念韋弗的恩師貝拉米·斯托勒[22]。
1862年2月，愛荷華州第二志願步兵團到達田納西州與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准將會師，投身進攻多納爾森堡的戰鬥，這也是韋弗首度經歷實戰[23]。他的連參與了激烈戰鬥，據韋弗所說仿佛就是場「針對戰鬥狂魔的大屠殺」[23]，他的手臂也在戰鬥中受了輕傷[23]。次日南軍投降，這一戰成為當時北軍最重要的一場勝利[24]。接下來，第二團又同田納西河位於哈丁縣境內河段西岸的其它多支部隊匯合，準備化零為整，向南方發起重大攻勢[25]。這支部隊與南軍在胥龍之戰展開較量，韋弗所在連位於北軍戰線中部，在激烈的戰鬥中被迫後撤，這片戰區之後人稱「黃蜂巢穴」[25]。次日，北軍扭轉戰局，將邦聯陸軍逐出戰場，韋弗稱這一戰「大獲全勝」[26]。兩軍共有超過2.3萬將士傷亡或被俘，戰鬥規模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雙方都從此意識到，距離這場戰爭結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並且這一路上也絕不輕鬆[27]。
胥龍之戰後，韋弗跟隨第2團緩慢進軍密西西比州奧爾康縣縣城科林斯（Corinth），並在這裡晉升為少校[28]。面對邦聯陸軍來襲，韋弗表現英勇，對北軍取得第二次科林斯之戰勝利起到重要作用，為此他也在第二團司令官犧牲後晉升上校[29]。此後，韋弗帶領第二團駐守密西西比州[30]。1863年夏，第二團被派往田納西州和阿拉巴馬州邊境，負責駐防普瓦斯基周邊地區[31]。接下來該團參與了亞特蘭大戰役中的雷薩卡之戰，然後在1864年繼續跟隨威廉·特庫姆塞·舍曼少將經喬治亞州向大海進軍[31]。1864年5月，韋弗服役期滿並返回愛荷華州的家[31]。戰爭結束後，韋弗獲加銜准將，軍銜追溯至1865年3月13日，是多位戰後獲加銜以表彰其服務的北軍軍官之一[32]。
以共和黨人身份從政
從戰場歸來後不久，韋弗成為《聯邦保衛周報》（Weekly Union Guard）的編輯，這是布盧姆菲爾德一家支持共和黨的報紙[33]。接下來他又在1865年愛荷華州共和黨大會上成為副州長提名候選人之一，但在大會投票中屈居第二[34]。1866年，韋弗當選第二司法區地區檢查官，該區包括愛荷華州南部的6個縣[35]。1867年，總統安德魯·約翰遜任命韋弗評估愛荷華州第一國會選區的內部財政收益情況，這一選區包括愛荷華州的整個東南部[32]。這份職務的年薪有1500美元，還可以對地方稅收超過10萬美元的部分提成[32]。韋弗在這一職務上一直工作到1872年，聯邦國會將之廢除時止[35]。宗教事務方面，他成為美以美會的一份子，並在1876年成為在巴爾的摩舉行的教會會議代表[36]。作為循道宗的一員，韋弗越來越傾向於支持對酒精飲料和銷售和消費發出禁令[36]。他的收入和聲望都像他的家庭一樣不段擴張，到1877年時，韋弗已經有了7個孩子[36]。事業上的成功讓他為家人新建了一幢大宅，這幢豪宅至今仍然屹立[36]。
韋弗為黨派所做的工作贏得了許多人的支持，1874年，他獲得提名，成為愛荷華州第6國會選區的聯邦眾議員候選人[37]。但許多共和黨人對韋弗涉身禁酒運動保持警惕，希望繼續對這一分歧議題敬而遠之[37]。韋弗在提名大會的首輪投票領先，但最終以一票之差不敵地方法官以西結·桑普森[38]。韋弗的盟友認為，這次失利堪稱「最卑劣的幕後操縱」[39]，但韋弗對此態度泰然，將目標轉向1875年州長選舉的候選人提名[39]。他積極出擊，爭取州內各地的代表支持，明確表示支持禁酒，並且要讓州政府對鐵路擁有更大的控制權[40]。韋弗吸引到許多代表的支持，但鐵路企業的支持者和無意涉身酒精問題的人們對他不感冒[40]。韋弗的對手大多鮮為人知，其中又大部分都是以聯邦參議員威廉·B·阿利森（William B. Allison）為首的共和黨保守派成員[41]。但到了黨派大會上，有代表出人意料地提名前州長柯克伍德，韋弗的對手都站到同一戰線支持前州長[41]。柯克伍德輕鬆勝出，並在阿利森盟友的說服下接受提名，之後又贏得了普選[41]。接下來與會代表又拒絕在黨綱中加入禁酒內容，這對韋弗來說可謂雪上加霜[42]。他雖然獲得了州參議員提名，但還是在秋季的選舉中不敵民主黨對手[43]。
轉投綠背黨
1875年在選舉中接連失利後，韋弗逐漸疏離共和黨，這不僅是因為接二連三的失敗，該黨在阿利森派系主導下做出的政策決擇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44]。1876年5月，韋弗前往印第安納波利斯，參加新生黨派綠背黨的全國大會[44]。1873年經濟大恐慌後，美國進入長時間的經濟衰退期，綠背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發展起來，並且又以西部州勢力最強[45]。內戰期間，聯邦國會曾授權發行「綠鈔」，這種新的法定貨幣可以兌換政府債券，但不能兌換黃金[46]。由於聯邦政府的黃金供給無法跟上軍隊擴張所需費用，因此需要發行綠鈔來融資。戰爭結束後，民主、共和兩黨都有許多人期望儘快將貨幣回復金本位，這其中又以東部立場最為堅定[47]。1875年，國會通過恢復硬幣法案，要求綠鈔從1879年起逐漸退出市場流通，以黃金保值的貨幣代替。與此同時，經濟衰退又導致債務人的償債代價大幅升高，因為他們貸款之時的貨幣價值遠遠不及償還時的價值[48]。綠背黨不但支持放寬流通貨幣供應，還支持八小時工作制，要求工廠設立安全規定並禁止僱傭童工[49]。正如歷史學家赫伯特·克蘭西（Herbert Clancy）所說的那樣，綠背黨「提前近50個年頭預料到20世紀前25年中（美國）的進步立法成就」[49]。
共和黨提名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參加1876年大選，民主黨則選擇紐約州州長塞繆爾·J·蒂爾登應戰。兩位候選人都反對繼續發行綠鈔，支持金本位的候選人人稱「硬錢」（hard money）派，而綠背黨視通貨膨脹為利好的政策立場則被稱為「軟錢」（soft money）[50]。韋弗認同綠背黨及其候選人彼得·庫珀（Peter Cooper），還表態支持部分「軟錢」政策，但他仍然選擇留在共和黨，謝絕了綠背黨的國會議員提名，還在這年大選中為海斯搖旗吶喊[51]。1877年，韋弗出席愛荷華州共和黨大會，會上通過了支持軟錢的綱領，並且也支持禁酒[52]。但會上選出的州長候選人是反對禁酒的約翰·吉爾（John H. Gear），他還曾在兩年前努力確保韋弗競選州長失敗[52]。韋弗起初支持吉爾，但還是在8月加入了綠背黨[45]。他代表新生黨派多次發表演說，與全州各地的昔日盟友辯論，成為綠鈔事業中重量級的擁護者[53]。
國會議員
1878年5月，韋弗接受綠背黨提名，成為愛荷華州第6國會選區的聯邦眾議員候選人[55]。雖然此前他一直是堅定的共和黨人，但要想在選舉中戰勝在任議員桑普森，爭取選區內民主黨人支持似乎是唯一的選擇[56]。內戰爆發後，民主黨在愛荷華州各地都不占優勢，所以與綠背黨合作是確保其候選人當選的最佳途徑[56]。硬錢派民主黨人反對這一做法，為此布盧姆菲爾德知名民主黨人亨利·特林伯（Henry H. Trimble）出面為韋弗擔保，稱韋弗一旦當選，就會在除貨幣議題外的所有問題上與其他民主黨聯邦眾議員保持一致，這讓部分硬錢派民主黨人深感放心[57]。第6選區的民主黨人召開提名大會時拒絕表態支持任何一位候選人，不過黨派中的軟錢派領袖人物考慮的候選人中既有民主黨人，也有綠背黨人[58]。最終，綠背黨和民主黨聯合起來取得了選戰勝利，韋弗一共獲得1萬6366票，比桑普森的1萬4307票多了超過14個百分點[59]。
1879年3月，韋弗與另外12名綠背黨議員一起參加第46屆聯邦國會[60]。民主、共和兩大黨派在眾議院基本勢均力敵，但兩黨都沒有讓綠背黨人參加核心會議，導致新三黨議員在整屆議會期間基本上無所作為[61]。1879年4月，韋弗在自己的首場國會演說中批評南方州動用軍隊來維持投票站的治安，還譴責那些針對南方州黑人的暴力行為，正是這樣的行為促使政府派出軍隊，接下來他介紹了綠背黨的政治綱領，聲稱這些政策可以給分裂和經濟紛爭劃上句點[62]。接下來的一個月里，他又發表演講，為不受限制的銀幣鑄造法案宣傳，但這條有助於提高貨幣供給量的法案最終遭到封殺，得到的支持票數很少[63]。韋弗的演說功底獲得讚譽，但在綠鈔政策方面仍然無法取得進展[64]。
1880年，韋弗擬定一項決議，要求貨幣由政府而非銀行發行，其價值也應由政府決定，政府可以自主選擇採用哪種貨幣來償還聯邦債務，無需因受當時法律的制約而只能採用黃金[65]。當時國會中的各個委員會都是由民主黨或共和黨主導，這樣的提議根本沒有希望通過這些委員會審議後再經全體議員表決，因此韋弗決定另闢蹊徑，利用聯邦眾議員可以在周一直接向全體議員提出法案表決的機會引出決議案[65]。為了避免暴露民主黨內部對貨幣問題存在的分歧，議長塞繆爾·J·蘭德爾直接拒絕認可韋弗起身提出的決議，以此阻止眾議院進行辯論和表決[65]。韋弗此後每周一都回到眾議院，連續數次情況依舊，媒體於是對蘭德爾的做法留上了神[65]。最終，在俄亥俄州共和黨議員詹姆斯·艾布拉姆·加菲爾德的調解下，蘭德爾於1880年4月5日勉強接受了韋弗的提案[66]。以硬錢派為主的共和黨人大部分都投下反對票，許多民主黨人則同綠背黨人一起投票支持。最終法案雖然有軟錢派民主黨人的支持，但還是以84票贊成、117票反對止步眾議院，許多議員都投了棄權票[67]。韋弗的法案雖然未能成功，但他的舉動還是成功提升了貨幣問題的國民意識[67]。
1880年大選
1879年時，綠背黨已經分裂，以馬庫斯·M·布里克·波默羅伊（Marcus M. "Brick" Pomeroy）為首的派系自稱「聯盟綠背勞工黨」，從綠背黨中分家單過[68]。該派系在美國南部和西部的影響最大，其立場更為激進並強調自身的獨立性，指責東部綠背黨人很可能會「在任何時候把黨派出賣給民主黨人」[68]。韋弗仍然留在原本的綠背黨中，該黨經常被稱為「國民綠背黨」，他在擔任國會議員期間積累起全國性的名望，這讓他成為黨派中最有希望贏得總統大選的人選之一[69]。
聯盟綠背勞工黨先行召開提名大會，提名來自新澤西州的斯蒂芬·戴萊爾（Stephen D. Dillaye）為總統候選人，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巴西萊·錢伯斯（Barzillai J. Chambers）為副總統候選人，同時該黨又派代表前去參加6月在芝加哥舉行的國民綠背黨全國大會，希望能朝黨派團結的方向努力[70]。兩個派系同意重新統一起來，還接納了社會勞工黨代表與會[71]。黨派實現團結後，大會開始提名候選人。韋弗在首輪投票中就處於領跑位置，並在第二輪投票中取得所需要的多數支持[72]。錢伯斯則獲得了副總統候選人提名[72]。
韋弗沒有遵循當時的政治傳統，他積極投身競選，7到8月間在南部發表了多場演說[73]。這年各黨派提名的候選人中只有綠背黨有來自南方州的政治家參選，因此韋弗和錢伯斯都期望能在南方搶占制高點[74]。但隨着競選繼續，韋弗支持種族融合的觀點在南方引起暴力抗議，綠背黨面臨的障礙與共和黨如出一轍：黑人的公民權利被逐漸剝奪[75]。到了秋季，韋弗前往北方競選，該地區有多個州民主、共和兩黨基本平分秋色，但他拒絕與民主黨人攜手，使得綠背黨又失去了這些本來很有希望的州選民支持[76]。
韋弗在最終的選舉中一共得到30萬5997張普選票，沒有贏得選舉人票，相比之下，共和黨候選人詹姆斯·艾布拉姆·加菲爾德以444萬6158票贏得總統寶座，民主黨候選人溫菲爾德·斯科特·漢考克也有444萬4260票[77]。綠背黨在西部和南部最有影響，但無論是哪個州，韋弗的得票率都不到12%（其中德克薩斯州最多，有11.7%），以全國範圍計得票率僅3個百分點[78]。對於綠背黨來說，這個數字與1876年相比已有所進步，但卻讓韋弗大失所望，他本期望得到的支持票數量還至少要翻一番[79]。
黨派宣傳和多次競選
大選塵埃落定後，韋弗回歸已成跛腳鴨的國會議程，他提出憲法修正案，要求通過直接選舉選派聯邦參議員[80][注 1]。議員任期於3月結束後，他重新開始巡迴演講，在全美各地為綠背黨宣傳[81]。1882年，韋弗和另一位愛荷華州聯邦眾議員愛德華·H·吉萊特（Edward H. Gillette）共同出資買下《愛荷華論壇報》（Iowa Tribune），以期傳播綠背黨的政治訴求[82]。同年，他再次參選，與在任共和黨議員瑪賽納·卡茨（Marsena E. Cutts）競爭第6國會選區聯邦眾議員席位[83]，由於民主黨和綠背黨這次分道揚鏢，都推舉了各自的候選人，韋弗最終以較大差距屈居第二位[83]。卡茨雖然贏得連任，但尚未就職便已去世，共和黨人提出，只要韋弗願意回歸，那麼他在特別選舉中將沒有對手，韋弗謝絕了這一示好，最終贏得議席的是民主黨人約翰·C·庫克（John C. Cook）[83] 。
1883年，韋弗獲得綠背黨提名競選愛荷華州州長[82]。民主黨也提名了自己的人選，最終共和黨在任州長布倫·謝爾曼（Buren R. Sherman）憑多數票支持贏得連任[82]。1884年，綠背黨全國大會在印第安納波利斯舉行，身為與會代表的韋弗支持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本傑明·巴特勒（Benjamin Butler），後者最終也成功獲得提名[84]。回到愛荷華州後，韋弗再度參選聯邦眾議員，這次還得到了民主黨人的支持。這個時候，綠背黨在全國範圍的時運已明顯不濟，巴特勒獲得的普選票數只比韋弗四年前所獲票數的一半略多[85]。不過，韋弗卻在眾議員選舉中逆勢而上，以僅67票的微弱優勢戰勝共和黨人弗蘭克·T·坎貝爾（Frank T. Campbell）當選[85]。
重返國會
韋弗是第49屆聯邦國會中唯一的綠背黨議員[86]，新當選總統的民主黨人格羅弗·克利夫蘭對韋弗態度友善，曾就愛荷華州公職任命權問題諮詢過他的意見[87]。在政壇摸爬滾打了多年的韋弗最關心的議題已經轉變成國家貨幣、金融問題和勞資關係[88]。
1885年，韋弗提議組建勞工部，聲稱該部可以為勞資糾紛找到解決方案[89][注 2]。一年後，勞工騎士團針對傑伊·古爾德（Jay Gould）的鐵路帝國發起大罷工，針對麥考密克收割機公司的罷工又以造成多人死傷的乾草市場暴亂收場，勞資關係變得空前緊張[89]。韋弗堅信，美國的硬錢政策正是勞資糾紛的根本原因，聲稱這「完全就是、並且也只是錢的問題」[89]，他還宣稱：「如果這屆國會拒絕保護勞工，（那麼）它就必須要自保」[89]。國會通過法案組建州際商務委員會來規範鐵路企業，這成為綠背黨政治綱領的一大勝利[90]。韋弗認為，法案中應當給予政府包括直接規定利率在內的更多權力，但他最終還是對法案投下了贊成票[90]。
韋弗還處理過白人定居者對印第安領地的權利要求問題[91]。多年來，許多白人定居者對如今屬俄克拉何馬州的廣闊未分配土地提出權利要求[92]。內戰結束後，文明化五部族被迫將西部的閒置土地割讓給聯邦政府。來到這裡的白人定居者認為，根據宅地法，他們有權在這些聯邦政府擁有的土地上定居[93]。但聯邦政府對此有不同看法，已經將大片草原租給堪薩斯牧場主的切羅基人和許多東部居民也都認為，這些白人定居者不過是鐵道資本的工具[92][93]。在韋弗看來，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沒有土地的自耕農和富裕牧場主之間的矛盾，他選擇站在自耕農一邊[94]。1885年12月，他提出法案，將印第安領地和鄰近的中立帶組織成新的俄克拉何馬領地[95]。法案沒能通過委員會審核，韋弗於是在1886年2月再次提出，並發表演說呼籲將印第安人保留地化整為零，各原住民可以獨得一片土地作為家園，剩下的土地則向白人定居者開放[96]。
領地委員會再次否決韋弗的法案，但批准了一項折衷措施，將未分配土地、切羅基草原帶和中立帶都向白人定居者開放[97]。國會針對法案展開持續數月的辯論，多個原住民部落也宣布他們會對自己的領土變成領地展開抵抗，因為聯邦最高法院曾在1884年的艾爾克訴威爾金斯案（Elk v. Wilkins）判決中裁定，美洲原住民不是美國公民，因此在新組建的領地中也不會有投票權[98]。韋弗返回愛荷華州競選連任時，這一法案仍然前途未卜[99]。1886年，再度以民主、綠背兩黨候選人身份參選的韋弗以618票優勢贏得連任[100]。
聯邦國會在1887年的跛腳鴨議程期間通過《道斯法案》（Dawes Act），該法授權總統中止原住民部落政府運作，還可以將印第安保留地拆散分配給原住民個人[99]。雖然文明化五部族得以對法案豁免，但法律中體驗出的理念還是令韋弗和白人定居者深受鼓舞，繼續努力促使西部印第安領地向白人定居者開放[99]。一年後，韋弗在第50屆聯邦國會期間再次提出俄克拉何馬法案，但法案還是在領地委員會陷入僵局[101]。1888年9月，他重返愛荷華州，希望能再度連任，但這時綠背黨已四分五裂，由新成立的左翼第三黨聯盟勞工黨取代[102]。新黨雖然同意與民主黨人聯手，提名韋弗競選愛荷華州第6國會選區的聯邦眾議員席位，但這次共和黨人已經積累了足夠的實力[102]，其候選人約翰·F·拉西以828票的優勢當選[103]。聯盟勞工黨及其總統候選人艾爾森·斯特里特（Alson Streeter）在全國競選中的表現同樣乏善可陳，整個黨派成立後沒多久便瓦解冰消[104]。韋弗回到國會的跛腳鴨議程，最後一次提出組建俄克拉何馬領地[105]。這回他終於迎來勝利的曙光，聯邦眾議院以147票造成、102票反對，向白人定居者開放未分配土地[106]。聯邦參議院如法炮製，即將離任的克利夫蘭總統在法案上簽字，標誌着法案正式生效成為法律[107]。
農民聯盟和新生黨派
新任總統、共和黨人本傑明·哈里森將未分配土地的開放時間定在1889年4月22日[108]，韋弗於3月趕到當地一個火車站[注 3]，打算為自己的新家找到合適的地點[108]。其他有同樣打算的人們對他的到來反應熱烈[108]。雖然定居者應該要在4月22日中午過後才獲許進入領地，但包括韋弗在內的許多人都提前衝了進去，甚至做了非正式的權利要求[108]。搶地過程結束後，眾人靜待此前已經進入這片土地定居的開拓者對土地主張提出質疑[109]。韋弗與這些新定居者一起搶占地盤的做法對他在領地內的名望構成不利影響[109]，他的土地要求最終遭到否決，於1890年返回愛荷華州[109]。
1890年，韋弗和夫人從布盧姆菲爾德遷居傑斯帕縣科爾法克斯（Colfax），這裡距州首府德梅因很近，韋弗打算對《愛荷華論壇報》承擔起更積極的管理職責[110]。綠背黨和聯盟勞工黨這時都已不復存在，但他仍在努力宣傳兩黨的政治理想[111]。1890年8月，昔日的綠背黨和聯盟勞工黨人來到德梅因參加會議，韋弗在會上演說，但沒有接受大會的國會議員提名[112]。當年綠背黨得以誕生的經濟條件尚未消失，許多農民和勞工都覺得，自1873年美國進入長時間的經濟衰退以來，他們的處境已經進一步惡化[113]。許多農民加入農民聯盟，該組織希望能在超脫黨派政治的基礎上推動軟錢政策理念，而不是去組建新的第三黨。願意表態支持軟錢政策的主要政黨候選人能夠得到農民聯盟的支持，農民聯盟還會聘請發言人教育公眾[114]。得到農民聯盟支持的候選人在1890年國會選舉中表現搶眼，其中又以南部最為突出，民主黨人在聯盟的支持下奪得了44個國會議席[114]。
1890年12月，農民聯盟齊聚佛羅里達州奧卡拉制訂黨綱，之後人稱奧卡拉黨綱，要求政府放寬貨幣政策、加強對鐵路的管制、收取累進稅並直接選舉聯邦參議員[115]。韋弗在《愛荷華論壇報》上表態支持這些要求，還與聯盟領袖萊昂尼達斯·波爾克（Leonidas L. Polk）互通書信[115]。1891年5月，韋弗前往辛辛那提出席農民聯盟大會，他和波爾克在會上都反對組建新黨派[115]。會上另一位代表伊格內修斯·唐納利（Ignatius L. Donnelly）強烈主張與民主、共和兩大黨派決裂，這一立場最終占了上風，但在韋弗和波爾克的共同努力下，唐納利有許多更為激進的提議沒有納入會議的原則聲明[115]。
1892年大選
1891年，韋弗接受農民聯盟組建新黨派的決策，還出版了《呼籲行動》（A Call to Action）一書，書中詳述剛剛誕生的人民黨的黨派方針，同時痛斥「少數盛氣凌人的百萬富翁占據了新世界的財富」[116]。1892年7月，他前往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出席人民黨全國大會[117]。由於波爾克已於6月突然辭世，因此韋弗也就成為最有希望獲得新黨派總統候選人提名的人選[117]。結果他在首輪投票中就得到提名，南達科他州聯邦參議員詹姆斯·H·凱爾（James H. Kyle）得票數排在第二位，但仍與韋弗相距甚遠[118]。韋弗接受大會提名，承諾會「到訪聯盟所在的每一個州，並揮舞人民的旗幟衝進敵營」[119]。美利堅聯盟國老兵、前弗吉尼亞州總檢察長詹姆斯·G·菲爾德（James G. Field）成為韋弗的競選搭檔[118]。
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人民黨在奧馬哈通過的黨綱可謂雄心勃勃，其中呼籲徵收累進稅，對鐵道、電話和電報系統實行公有制，由政府發行貨幣，並且不再對銀幣鑄造設限（根據這一理念，聯邦政府會買下銀礦產出的所有白銀，並將之鑄造成硬幣），並且這些銀幣可以按16比1的比率同黃金兌換，這一匯率也對債務人非常有利[120]。共和黨提名哈里森總統連任，民主黨則推出前總統克利夫蘭應戰，韋弗也像1880年般充滿進心，相信自己帶領的新黨派在這兩位對手面前也不遑多讓[121]。哈里森一度對自由鑄造銀幣理念態度友善，但他的黨派總體上支持的是硬錢派金本位貨幣政策，克利夫蘭是金本位的堅定支持者，但他的競選搭檔、來自伊利諾伊州的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則是自由鑄造銀幣的支持者[122]。人民黨是唯一堅信軟錢政策的黨派，韋弗希望這能幫助他們贏得鄉村地區的選民支持[123]。此外，賓夕法尼亞州阿利根尼縣發生霍姆斯特德大罷工，全國各地的勞資糾紛風起雲湧，韋弗期望面對這樣的形勢，城市勞動者會凝聚在人民黨的政治理念周圍[124]。
韋弗踏上征途，在北部平原和太平洋沿岸各州巡迴演講[125]。8月下旬，他轉向南下，希望能打破民主黨對這些州的絕對控制權[126]。種族問題是1880年時韋弗失去南方白人選民的重要原因，他當時敦促白人和黑人農民相互合作，給私刑劃上句點，希望藉此吸引黑人的選票[126]。這次，韋弗的演講吸收到許多南方州居民前來聆聽，但他和夫人都受到嚴厲的質問[127]。南方的民主黨人將韋弗描繪成當地保守派民主黨人權力的威脅，事實證明，隨着黑人選民的權利剝奪情況越來越嚴重，人民黨在南方毫無獲勝之機[128]。
民主黨候選人克利夫蘭贏得了選舉日的勝利，將整個南方和大部分北方州的選舉人票收入囊中[129]。韋弗贏得的普選票總數超過100萬張，達到全國範圍的8.5%，這已經是內戰結束後當時第三黨總統候選人的最好成績[130]。韋弗贏得了4個州的選舉人票，分別是科羅拉多州、愛荷華州、堪薩斯州和內華達州[130]，再加上北達科他州和俄勒岡州各獲得一票，人民黨候選人一共得到22張選舉人票[129]。韋弗認為，這一表現可謂「意外成功」[131]，相信這是將來選舉的好兆頭[131]。之後他還表示：「我們年輕的政黨單憑貨幣問題就已經寫下令人羨慕的紀錄，在投票中取得驚人的成功」[132]。
人民黨元老
韋弗深信，人民黨對自由鑄造銀幣的支持將成為吸引新成員加入的主要動力[133]。大選結束後，他出席美國雙金屬聯盟會議，向這個支持銀幣的團體成員發表多場演說，宣傳支持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134]。與此同時，1893年恐慌已經導致多家銀行和工廠倒閉，整個國家的總體經濟格局動盪不安[134]。隨着聯邦黃金儲備不斷減少，總統克利夫蘭終於說服國會廢除《謝爾曼收購白銀法》（Sherman Silver Purchase Act），該法令政府能夠收購用於鑄造銀幣的白銀量減少，是自由鑄造銀幣運動支持者的眼中釘[134]。法案廢除後，美國黃金儲備量的降低速度雖然有所放緩，但整個國家的經濟仍然深陷泥潭[135]。
1894年，國內的薪酬削減、勞資糾紛層出不窮，在普爾曼公司職員帶領下，大範圍罷工風起雲湧[135]。這年春季，以雅各布·科西（Jacob S. Coxey）為首的失業工人組成科西大軍向首都哥倫比亞特區進發[136]。韋弗在愛荷華州與這些工人見面，對他們的處境表示同情，但也希望眾人保持克制，不要違反法律[136]。接下來他繼續競選，為參加1894年中期選舉的人民黨候選人搖旗吶喊[137]。事實證明，這場選舉的結果對於民主黨來說是災難性的，有上百個議席被共和黨奪走，人民黨也只獲得南方州的幾個議席，還失去了西部的大本營，從原有的11席降至7席[138]。選舉期間，韋弗與內布拉斯加州聯邦眾議員威廉·詹寧斯·布萊恩成為朋友，後者是自由鑄造銀幣運動的支持者，在全國範圍內都有相當的聲望[138]，雖然未能如願當選聯邦參議員，但他有着出眾的演講才能，並因此成為1896年大選的潛在人選[138]。
布萊恩在1896年民主黨全國大會的第5輪投票中贏得提名，韋弗也在1896年大選中支持他[139]。人民黨全國大會在芝加哥召開時，黨派出現顯著分歧，一方認為黨派應該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另一方則認為應該自推候選人，保持黨派的獨立性[140]。韋弗支持前一種思潮，在他看來，黨派的立場比黨派本身更加重要[141]。大部分與會代表同意韋弗的看法，但已不像四年前的提名大會上那麼充滿熱誠[142][注 4]。與此同時，韋弗又與堅持黨派獨立的派系走到一起，以期確保人民黨不會偏離原有的思想原則[144]。面對共和黨候選人、來自俄亥俄州的硬錢保守派政治家威廉·麥金萊，布萊恩雖然實現了韋弗長期以來團結南部和西部的夢想，但由於人口占絕對優勢的北方堅定支持麥金萊，民主黨和人民黨還是輸掉了這場選舉[145]。
大選雖然失利，但韋弗仍然堅持人民黨的政治理想終將取勝。他同意與民主黨人合作，最後一次出山競選愛荷華州第6國會選區聯邦眾議員[145]。這次選舉以失敗告終，勝出的正是韋弗10年前的老對手，共和黨人約翰·F·拉西[145]。1900年，韋弗前往蘇瀑出席人民黨大會，黨派這時已圍繞是否與民主黨合作的問題分裂[146]。贊成合作的一派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布萊恩，但他再次在普選中不敵麥金萊，並且差距比四年前更大[146]。1901年，韋弗成為家鄉科爾法克斯的市長，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入選公職[147]。
晚年、謝世和影響
美西戰爭以美國勝利結束後，共和黨的聲望如日中天，這令韋弗首次開始對人民黨的價值觀將來是否能夠占據主流產生疑問[148]。人民黨冰銷瓦解後，韋弗加入民主黨，是1904年民主黨全國大會的代表[148]。在他看來，會上黨派提名的奧爾頓·帕克（Alton B. Parker）正是自己不齒的「富豪政治」代表[149]，但他還是支持黨派選出的候選人，只是這次競選仍然以失敗告終[149]。這年韋弗一度認真考慮是否要再度參選聯邦眾議員，但最終還是決定不再出山[150]。1908年，他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布萊恩第三次競選總統，最終獲勝的是共和黨人威廉·霍華德·塔夫脫[149]。
這年，韋弗與夫人克拉克慶祝金婚，有6個孩子陪在兩人身邊[151]。1909年，愛荷華州議會向他表示敬意，將他的畫像掛入愛荷華州歷史大樓[152]。韋弗編撰了故鄉愛荷華州傑斯帕縣的歷史，該書於1912年出版[153]。韋弗還打算在這年為民主黨候選人做宣傳，但卻沒能活到這一天[154]。1912年2月6日，正在德梅因看望女兒的詹姆斯·貝爾德·韋弗與世長辭，終年80歲[155]。他的葬禮在德梅因的循道宗第一教堂舉行，身後遺骨下葬在該市的伍德蘭公墓[156]。
愛荷華州的許多政要、包括韋弗昔日的政敵都出席了他的葬禮，稱頌他一生的成就，並且之後的多年裡一直對他讚不絕口[156]。在韋弗的領導下，人民黨與民主黨合作，將許多人民黨的政策理念帶入美國的政治主流。許多韋弗曾為之奮鬥但始終未見成行的政策，如直接選舉聯邦參議員、累進稅和不以金本位為基礎的貨幣政策，都在他去世後成為法律，只有將鐵路和電話企業公有化的訴求仍然沒有變成現實[157]。羅伯特·B·米切爾為韋弗所作的傳記於2008年發表，米切爾在書中寫道：「韋弗的成就無法通過常規手段衡量」[157]，因為他奮鬥終身的許多理想都是在他謝世之後才成為社會主流[157]。但米切爾仍然認為，正是韋弗的政治努力，為這些變革化為現實提供了良好的開局：「韋弗對美國政治最重要的影響不是他曾有過的主張，也不是這些改革的後續發展，而是他對美國持續政治對話所做的努力」[158]。
注釋說明
參考資料
擴展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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