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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爾·阿弗拉克（阿拉伯語：ميشيل عفلق，1910年1月9日—1989年6月23日）是一位敘利亞哲學家、社會學家和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他的理論對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的發展及其政治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他被部分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者視為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學說的首要創始人。他生前出版了一些著作，主要有《為了復興》、《唯一的歸宿之戰》和《反對扭曲阿拉伯革命運動的鬥爭》等。
阿弗拉克出生於敘利亞大馬士革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在巴黎索邦求學時，他遇見了未來的政治夥伴薩拉赫丁·比塔爾，並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產生興趣。1932年他回國任教，並開始了政治生涯。他最初成為一名共產主義活動分子，卻在敘利亞－黎巴嫩共產黨支持法國殖民政策的情況下與共產主義運動一刀兩斷。後來在1940年，阿弗拉克與比塔爾創建了阿拉伯復興運動（後來參照了扎基·阿爾蘇齊領導的「阿拉伯復興」，把「復興」一詞的阿拉伯文由إحياء改為بعث）。該運動很成功，在1947年與阿爾蘇齊的「阿拉伯復興」組織合併，成立阿拉伯復興黨。阿弗拉克進入黨的執行委員會並被選為主席（阿拉伯文：عميد，意為黨的領袖）。
1952年阿拉伯復興黨與阿克拉姆·胡拉尼領導的阿拉伯社會黨合併，成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阿弗拉克於1954年當選黨的民族領導機構總書記。1950年代中到後期，復興黨與埃及總統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開展合作，並最終促成埃及與敘利亞合併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阿聯成立後，納賽爾迫使阿弗拉克解散復興黨，阿弗拉克在未與其他黨員協商的情況下被迫執行。阿聯解體後不久，復興黨恢復活動，阿弗拉克又重新被選舉為黨的民族領導機構總書記。1963年敘利亞政變後，雖然復興黨奪取了政權，阿弗拉克本人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卻被削弱，他不得不於1965年辭去領導職務。1966年敘利亞政變後，阿弗拉克被流放，此舉也造成了復興黨的分裂。他先是流亡到黎巴嫩，後來去了伊拉克。1968年阿弗拉克被選舉為復興黨分裂後的伊拉克領導分支的民族領導機構總書記，卻沒有實權。此後他一直擔任這一象徵性職務直到於1989年6月23日在巴黎去世。
阿弗拉克關於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理論被統稱為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他主張阿拉伯世界各國團結起來，為實現阿拉伯祖國的統一和強盛而奮鬥。他對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持批判態度，尤其批判卡爾·馬克思關於辯證唯物主義是唯一真理的觀點。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學說的重點是自由與阿拉伯社會主義——一種有阿拉伯特色的社會主義，並不是西方界定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阿弗拉克信仰政教分離，他是世俗化的堅定信徒，卻反對無神論。雖然他是一名基督徒，卻相信伊斯蘭教是「阿拉伯天才」的證明。1966年復興黨分裂後，敘利亞的黨分支指責阿弗拉克剽竊了阿爾蘇齊的理論，稱他為「小偷」，伊拉克的黨分支則拒絕這一指控，並不承認阿爾蘇齊對於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學說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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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拉克出生於大馬士革一個安條克希臘正教會家庭，[1]早年在法屬敘利亞託管地的西化學校接受教育。[2]1929年他離開敘利亞留學法國，在巴黎索邦（今巴黎大學）學習哲學。在求學期間，阿弗拉克受到了亨利·貝格松作品的影響，並遇見了他的長期合作夥伴、另一位敘利亞民族主義者薩拉赫丁·比塔爾。[3]阿弗拉克在索邦成立了阿拉伯學生聯合會，並發現了卡爾·馬克思的著作，對社會主義學說產生了興趣。1932年他回到敘利亞，開始積極參與共產主義政治活動。1933年回國期間，他與敘當地的敘利亞－黎巴嫩共產黨（敘共）負責人創辦《先鋒》雜誌，並為《天天》報撰稿。[4]但後來，在法國共產黨支持下的萊昂·布魯姆政府繼續在殖民地實施舊有殖民政策，阿弗拉克憤而退出了共產主義運動。阿弗拉克和其他敘利亞人原以為法共會支持殖民地獨立，現實使他們大失所望，而敘共竟仍然支持法共的決定。從此以後，阿弗拉克看出共產主義運動已成為蘇聯的工具，乃與之分道揚鑣。[5]後來他受到了由安東·薩阿德領導的敘利亞社會民族黨的組織和思想的影響。[2]1934年阿弗拉克畢業，獲法學碩士學位後回國。[6]
阿弗拉克和比塔爾回國後在「敘利亞最著名的中學」第一預備學校（今大馬士革的哈希米高級中學）任教，阿弗拉克教歷史，比塔爾教數學和物理。在法國時，兩人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而回國後又受到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影響。阿弗拉克的思想即後來的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思想形成於他1935年前後參加的理論與實踐活動中，他從傳統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泛伊斯蘭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以及法國的安德烈·紀德和羅曼·羅蘭等人的自由思想中汲取養分。[4]他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阿拉伯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為阿拉伯民族的解放事業而鬥爭，為將阿拉伯民族組成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獨立的國家（阿拉伯祖國）而奮鬥。他還認為，阿拉伯民族的統一將依靠阿拉伯民族主義和阿拉伯社會主義，而非伊斯蘭教；社會主義革命將改變每一個阿拉伯人的精神和價值觀。[6]到了1940年，阿弗拉克和比塔爾周圍已經形成一個學生圈子，他們每周五聚會。同年，阿弗拉克和比塔爾成立了一個叫阿拉伯復興運動的政黨。阿弗拉克的座右銘是：「拯救阿拉伯民族是我永恆的天職。」[4]在1941年，他們利用大部分空閒時間為新成立的政黨到處宣傳。到了1942年，阿弗拉克已經表現出「引人注目的演說家」的才能，能運用「戲劇化的停頓」達到非常效果。[7]後來黨名中「復興」一詞的阿拉伯文由إحياء（有「復活」之意）改為بعث（有「重生」之意），反映出當時席捲中東的激烈變化；伊拉克首相拉希德·阿里·凱拉尼已經挑戰過大英帝國在伊拉克的統治。「復興」一詞阿拉伯文的改變標誌着阿拉伯「復活」的思想已被阿拉伯「重生」的需要代替。阿拉伯復興運動的改名參照了扎基·阿爾蘇齊領導的「阿拉伯復興」組織，而阿爾蘇齊指責阿弗拉克和比塔爾剽竊了他的黨名。儘管兩個政黨都具有阿拉伯民族主義色彩，但阿弗拉克和阿爾蘇齊兩人後來竟成了死對頭。[8]
1942年10月24日，阿弗拉克和比塔爾在同一天辭去了教師職務，並決定全身心投入到政治鬥爭中去。[7]1941年他們成立了敘利亞援助伊拉克委員會，支持凱拉尼領導的伊拉克政府反對英國對伊拉克的侵略。[9]另一個「阿拉伯復興」組織的領導人阿爾蘇齊對這個新的委員會持懷疑態度，他認為伊拉克人在這場戰爭中必敗無疑，因而反對援助。[10]同年該運動開始以「阿拉伯復興運動」的名義出版材料。1943年7月，阿弗拉克在競選聲明中首次將阿拉伯復興運動稱為「阿拉伯復興黨」，把「統一阿拉伯民族是不朽的使命」作為黨的口號。[4]到了1945年，阿弗拉克和比塔爾拿到了法國託管當局給運動頒發的政黨活動許可證。不過阿拉伯復興運動一直沒有成為正式的政黨，直到1947年與阿爾蘇齊的「阿拉伯復興」組織合併為阿拉伯復興黨。[11]阿弗拉克和比塔爾領導的阿拉伯復興運動吸收了阿爾蘇齊領導的「阿拉伯復興」組織的支持者；而在1940年代，阿爾蘇齊逐漸淡出公眾的視線，他不再相信他人，而且根據他的一些夥伴的說法，他變成了偏執狂。[12]兩黨合併後，唯一存在爭議的議題是新黨應該包含多少社會主義色彩；來自於原「阿拉伯復興」組織的瓦希德·加尼姆和賈拉勒·賽義德希望阿弗拉克和比塔爾施行更多激進的社會主義方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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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阿拉伯復興黨第一次民族代表大會在大馬士革召開。[14]大會通過了黨的章程，選舉阿弗拉克為主席（阿拉伯文：عميد，意為「長老」或「領袖」）——全黨最高職務，[15]而且進入四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從而成為全黨有力的領導者，在組織中擁有廣泛的權力；比塔爾被選為黨的民族領導機構總書記。而原「阿拉伯復興」領導人扎基·阿爾蘇齊卻沒有擔任任何職務，甚至連黨員資格都未獲得。[13]阿弗拉克主管意識形態事務，是全黨的精神導師；而比塔爾主持黨的日常工作。[16]事後證明兩大復興運動的合併是有問題的，原屬阿爾蘇齊陣營的黨員更為左傾，他們後來強烈批評阿弗拉克的領導。[17]
在1940年代後期，阿弗拉克和比塔爾為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學說注入了自由的氣息，在1948年他們創辦了《復興報》。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東戰爭初期敘利亞軍隊敗績後，阿弗拉克測試了阿拉伯復興黨的力量——他領導了數次示威活動，反對敘利亞總統舒克里·庫瓦特利領導的政府。阿弗拉克親自領導了示威，他宣稱庫瓦特利是一個地主、一個腐敗的資產階級政客，應該為敘利亞軍隊的失敗負責。他呼籲庫瓦特利辭職，而且在《復興報》上發表了數篇文章批評庫瓦特利總統和政府總理賈米勒·馬爾丹貝伊。[16]事後馬爾丹總理下令逮捕了阿弗拉克。[18]而不久（1949年），庫瓦特利政府被一場由敘陸軍參謀長胡斯尼·扎伊姆領導的軍事政變推翻。扎伊姆宣稱敘利亞還未準備好建立自由民主制，於是下令取締了所有政黨。在扎伊姆當權期間，才獲自由不久的阿弗拉克再次被捕，被關押在臭名昭著的馬扎監獄中。扎伊姆的統治沒有持續太久，於1949年8月被推翻，民選總統哈希姆·阿塔西取而代之。阿塔西組織成立了一個民族團結政府，重獲自由的阿弗拉克被任命為教育部長，這是他擔任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政府公職，他一直任職到同年12月。阿塔西的這次總統任期同樣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在1951年又一場由阿迪卜·施捨克利領導的軍事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19]
起初阿弗拉克像對阿塔西政府那樣表達了對新政府的支持，他以為他和阿拉伯復興黨與施捨克利合作，因為他們有着相同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情感。事實證明阿弗拉克對施捨克利的看法是錯誤的，施捨克利當政後的首批決定之一就取締所有政黨，包括阿拉伯復興黨。[19]在當局的不斷壓迫下，黨的領導機構和一部分領導成員遷往鄰國黎巴嫩。1952年，流亡黎巴嫩的阿弗拉克和比塔爾商定，阿拉伯復興黨與阿克拉姆·胡拉尼領導的阿拉伯社會黨合併為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或譯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一般仍簡稱為「阿拉伯復興黨」或「復興黨」，以下如無混淆一般簡稱「復興黨」）。[20]阿弗拉克和夥伴們也同樣與其他的施捨克利政府反對派合作，這樣新成立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就成為各反對派的大本營。施捨克利於1954年2月被推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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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捨克利下台後，敘利亞舉行了五年來的首次民主選舉。阿弗拉克、比塔爾和胡拉尼領導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以下簡稱復興黨）在選舉中贏得了22個議會席位。[注 1]復興黨影響力的提升大部分歸功於胡拉尼——由於胡拉尼的存在，一些原阿拉伯社會黨的堅定支持者把選票投給了復興黨。[21]此時阿弗拉克在黨內的很大一部分影響力已經被胡拉尼及其支持者所取代了，後者在黨內占了多數。阿弗拉克在黨內影響力下降的一個明證是，儘管他反對，但復興黨仍決定與敘利亞共產黨公開合作。[22]儘管如此，在復興黨的第二次民族代表大會上，阿弗拉克仍然被選為新一屆民族領導機構的總書記，即黨的最高領袖。[23]阿弗拉克為復興黨擬定的外交路線是反對英、美為插手中東事務而拋出的巴格達條約組織和艾森豪威爾主義，謀求實現阿拉伯民族的統一，為此要求作為阿拉伯國家中進步國家的代表——敘利亞和埃及率先實行合併。[6]
在復興黨的推動下，1958年2月21日敘利亞與埃及合併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簡稱「阿聯」），原埃及總統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出任阿聯總統。[6]然而由於合併前的埃及不允許非執政黨存在，合併後依然如此，納賽爾總統遂迫使阿弗拉克解散復興黨，而阿弗拉克在沒有召開黨代會討論此事的情況下就於2月23日以總書記的名義下令解散復興黨在阿聯境內的一切組織機構。[24]阿聯成為復興黨的災難——在納賽爾統治時期，復興黨幾乎停止了活動。儘管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運動自1958年阿拉伯復興黨與阿拉伯社會黨合併後已成為最重要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但在納賽爾主義統治的三年中陷入了混亂。[25]只有少數復興黨黨員在聯合共和國政府中擔任公職，例如胡拉尼成為共和國副總統，比塔爾擔任文化與指導部長。[26]1959年初，復興黨籍的部長先後退出阿聯內閣，隨後阿聯政府正式宣布取締復興黨，而阿弗拉克不得不避居黎巴嫩。[6]一些黨員——大多數為年輕黨員——批評阿弗拉克造成了當下的狀況，因為是他在未召開民族代表大會的情況下自行把黨解散。哈菲茲·阿薩德、薩拉赫·賈迪德和其他一部分黨員最終建立了軍事委員會以挽救幾近消亡的敘利亞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運動。[27]復興黨的第三次民族代表大會於1959年召開，大會支持了阿弗拉克解散黨的決定。不過在翌年（1960年）召開的黨的第四次民族代表大會上，賈迪德代表當時還不知名的軍事委員會出席，大會否決了解散黨的決定並呼籲重建復興黨。大會還決定通過從內部實現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民主化的方式改善與納賽爾的關係。而黨內由胡拉尼領導的一派則呼籲讓敘利亞從阿聯中分離出去。[28]阿聯於1961年解散，一些復興黨人對此叫好，其中包括比塔爾。[26]
在1961年舉行的新一屆議會選舉中，復興黨獲得20個議席，比上一屆的22席減少2席。[29]1962年，阿弗拉克在霍姆斯主持召開黨的第五次民族代表大會。胡拉尼沒有受邀參會；那些依然活躍且無視阿弗拉克命令的分支以及在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時期變為納賽爾主義者的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者也沒有受邀參會。阿弗拉克再次被選為黨的民族領導機構總書記，他下令重建黨的敘利亞地區組織。在此次大會期間，阿弗拉克通過穆罕默德·奧姆蘭第一次與軍事委員會有了接觸；軍事委員會請求阿弗拉克同意發動一次政變，阿弗拉克同意了他們的計劃。[30]復興黨的伊拉克地區分支成功領導了1963年2月的政變，推翻了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政府，緊接着軍事委員會又策劃了推翻敘利亞總統納齊姆·庫德西的政變。1963年敘利亞政變獲得成功，建立起復興黨政府。[31]掌權者的第一道命令是成立革命指揮全國委員會，成員全部都是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者和納賽爾主義者，而且最初是由軍人而不是文官控制的。[32]阿弗拉克也是革命指揮全國委員會的成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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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黨人與納賽爾主義者的關係跌至了最低點。按照納賽爾的說法，復興黨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掌權將他置於「錘子與鐵砧之間」，伊敘結盟會削弱他作為反阿拉伯領袖的影響力。[33]納賽爾開始發起對復興黨的口誅筆伐；阿弗拉克被嘲諷為一位傀儡「羅馬皇帝」、一個科普特基督教徒，而他作為理論家做出的貢獻則被斥為一無是處。[34]作為反擊，阿弗拉克在一些復興黨會議上表現出完全的憤怒，他成了一位反納賽爾主義者。由於他的反納賽爾立場，他與比塔爾鬧翻了，因為後者依然相信有機會可以與納賽爾搞好關係。[35]
與納賽爾的決裂削弱了復興黨創始領導人的影響力，而給軍事委員會影響力的擴大創造了條件。掌權後，軍事委員會開始尋求理論指導，但不像以前那樣碰到問題就求助於阿弗拉克，他們轉而與漢穆德·舒菲領導的復興黨馬克思主義分支聯繫。[36]在復興黨敘利亞地區代表大會上，激進的軍事委員會反對阿弗拉克與元老們溫和的社會與經濟政策，同樣也反對他們的領導。軍事委員會認為阿弗拉克已經年老體弱，一心想把他拉下台。在1963年10月舉行的復興黨第六次民族代表大會上，阿弗拉克勉強保住了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的職位，而由舒菲和阿里·薩利赫·薩迪領導的馬克思主義分支分別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成為黨內多數派。阿弗拉克面對的另一問題是他的一些支持者沒有入選領導層，例如比塔爾未能再次進入黨的民族領導機構。一個由軍官組成的新的領導層逐漸崛起，代替了原有的文職領導層；敘利亞的賈迪德與阿明·哈菲茲以及伊拉克的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與薩利赫·邁赫迪·阿馬什都進入了黨的民族領導機構。軍事委員會實際上從文職領導層手中奪取了黨政大權，他們對於軍人掌權的批評是敏感的，並在一本理論小冊子中回應說，要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目標，軍民共生是非常重要的。[37]而在外界看來阿弗拉克似乎依然大權在握，就如突尼斯《行動報》報道的那樣，阿弗拉克是 「在一個月中製造了兩起（伊拉克和敘利亞）政變的哲學家」。[38]
復興黨的運作並不像外界看到的那樣順利；黨的伊拉克地區分支成員已經開始減少。伊拉克軍隊與復興黨的好戰武裝國民衛隊互相厭惡。11月11日，復興黨伊拉克地區領導機構書記薩迪被一些軍官和溫和的復興黨人流放到了馬德里。[39]阿弗拉克匆忙趕往伊拉克，解散了黨的伊拉克地區領導機構，並宣布在新的地區領導機構選出之前由民族領導機構負責伊拉克地區的黨務。阿弗拉克此舉並沒有得到大多數伊拉克軍官和復興黨人的熱烈響應，他們認為由基督徒來統治一個穆斯林國家的想法是不可思議的。
復興黨在伊拉克的情況沒有改善，伊拉克總統、納賽爾主義者阿卜杜薩拉姆·阿里夫於11月18日發動反覆興黨政府的政變並獲得成功。阻擾納賽爾的泛阿拉伯計劃的夢想破滅了，現在是納賽爾和納賽爾主義者阻擾了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運動。得知政變的消息後，阿弗拉克和其他一些復興黨人從伊拉克逃往敘利亞。[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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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奧姆蘭原是復興黨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後與軍委會鬧翻，他將軍委會秘密推翻以阿弗拉克為首的復興黨文職領導層並奪取黨政權力的計劃告訴了阿弗拉克。不久，奧姆蘭因支持阿弗拉克一派而調任敘利亞駐西班牙大使，實際上是流放海外。[41]阿弗拉克對這一試圖撤銷他的總書記領導地位的威脅做出回應，請求黨的民族領導機構解散敘利亞地區領導機構。但當大多數黨員反對這一舉動時，他被迫撤回請求。阿弗拉克與軍事委員會的權力鬥爭公開化了，但在這場鬥爭中阿弗拉克不斷敗退。[41]很明顯，鬥爭的主動權從一開始就掌握在反阿弗拉克力量一方。[42]為了應對軍事委員會的威脅，阿弗拉克動用黨的規章制度對付他們。而為了對付阿弗拉克，軍事委員會與自稱「地區主義者」的反阿弗拉克強硬派結盟，這些地區主義者並未聽從阿弗拉克於1950年代宣布的解散黨組織的命令。[42]
1965年3月復興黨敘利亞地區代表大會召開，黨的民族領導機構將權力下放給敘利亞地區領導機構。從此，敘利亞的國家元首（總統）當然地由復興黨人擔任。地區領導機構還有權任命總理、內閣、陸軍參謀長和其他高級軍事指揮官。阿弗拉克對於事態的變化感到不安，同年5月他主持召開了復興黨第八次民族代表大會，讓自己的支持者與軍事委員會的支持者之間展開對決，以期壓倒後者。但是他的算盤落空了。民族領導機構的一些文職成員，比如黎巴嫩人紀伯倫·馬吉達拉尼和沙特人阿里·加南主張謹慎從事，他們擔心如果阿弗拉克對軍事委員會逼迫太甚，軍官們會接管黨的敘利亞地區分支，甚至整個復興黨——就像黨的伊拉克地區領導機構被解散後伊拉克發生的軍事政變一樣。在他們的建議下，阿弗拉克只得保持沉默。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沉默換來的是領導職務的丟失——他的民族領導機構總書記職務被敘利亞裔約旦人穆尼夫·拉扎茲所繼任。不過當阿明·哈菲茲倒向阿弗拉克陣營後，復興黨內的兩大集團爭奪的權力被意外地重新洗牌。相對於其他軍官，哈菲茲在黨內外的影響力很小，[43]但他的轉向導致黨內親阿弗拉克派的復甦，在西班牙的比塔爾和奧姆蘭被召回敘利亞組建新政府。[44]
繼任阿弗拉克總書記職位的拉扎茲來自親阿弗拉克陣營，他在哈菲茲倒向阿弗拉克陣營後，宣布黨的民族領導機構是黨法理上的領導主體。他任命比塔爾為總理，奧姆蘭為國防部長，曼蘇爾·阿特拉什為革命指揮全國委員會主席，而哈菲茲留任總統。對於親阿弗拉克陣營的反撲，復興黨軍事委員會強人、敘利亞地區領導機構副書記、敘陸軍參謀長薩拉赫·賈迪德下令逮捕了國防部長奧姆蘭的一些支持者，而奧姆蘭解除了部分親賈迪德軍官的職務還以顏色。其中最重要的是親賈迪德的艾哈邁德·蘇韋達尼，他本是敘利亞軍事情報部門負責人，奧姆蘭調任他為軍官管理部門負責人。[45]2月23日，賈迪德與空軍司令哈菲茲·阿薩德領導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當時的敘利亞政府和復興黨領導層。[46]阿弗拉克被捕，與他的支持者們一起被拘禁於政府招待所內，而復興黨內其他派別的成員逃離了敘利亞。[47]同年8月敘利亞新的統治者宣布大赦，阿弗拉克在親密戰友和值得信任的同志納西姆·薩法爾·賈拉尼及馬利克·巴舒爾的幫助下獲釋，但永遠不允許回到自己的祖國敘利亞。他先逃到了黎巴嫩首都貝魯特，[48]之後又去了巴西。[49]
阿弗拉克的倒台造成了復興黨的分裂：復興黨事實上分裂為兩個黨，一個由敘利亞領導，另一個由伊拉克領導。由賈迪德及其支持者領導的復興黨敘利亞領導分支宣稱1940年創建「阿拉伯復興」組織的扎基·阿爾蘇齊為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思想之父，而由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與薩達姆·侯賽因領導的復興黨伊拉克領導分支仍然尊崇阿弗拉克為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思想的創造者。[50]推翻親阿弗拉克陣營的政變發生後，復興黨第九次民族代表大會於1966年2月召開，在會上伊拉克代表團公開與敘利亞的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者決裂。伊拉克復興黨人於1968年2月在貝魯特召開了「真正的」第九次民族代表大會，[51]並再次選舉阿弗拉克為民族領導機構總書記。[45]阿弗拉克的再次當選造成了他與比塔爾的最終決裂；在貝魯特大會召開前，比塔爾宣布他已經退出復興黨，並完全放棄了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運動。[52]
阿弗拉克在伊拉克復興黨人的支持下再次當選黨的民族領導機構總書記，之後他便移居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他在巴格達一直住到1970年，當年約旦政府與在約旦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爆發衝突，即所謂黑九月事件。阿弗拉克批評復興黨領導層在衝突中給巴解組織的幫助太少。[45]衝突期間，他為亞西爾·阿拉法特和巴解組織廣泛遊說，他希望伊拉克出面干預，但時任伊拉克總統、復興黨伊拉克地區領導機構書記貝克爾拒絕牽扯其中。衝突的結果是巴解組織傷亡慘重，被趕出約旦，而阿弗拉克痛心於伊拉克領導人的不作為，離開伊拉克前往黎巴嫩，開始了自我放逐。[45]
實際上，自1969年敘利亞和伊拉克兩個復興黨正式分裂後，阿弗拉克已經完全失去了對他一手創建的復興黨的領導控制權。1970年11月13日，敘利亞國防部長兼空軍司令哈菲茲·阿薩德發動政變推翻了賈迪德政府後上台執政，成為新一任敘利亞總統。但阿薩德的復興黨新政府同樣不容納阿弗拉克，反而於1971年9月以「陰謀反對敘利亞政權」的罪名缺席判處阿弗拉克死刑。[6][9]同年11月阿薩德宣布取消對阿弗拉克的死刑判決，但阿弗拉克已無意返回祖國，害怕遭受終生軟禁。[6]
經過4年的自我放逐，阿弗拉克於黎巴嫩內戰爆發前一年（1974年）回到伊拉克。[53]他沒有參與伊拉克的政治生活。在伊拉克期間他出版了一些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於1975年出版的《反對扭曲阿拉伯革命運動的鬥爭》。阿弗拉克與後來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交好，從而恢復了些許影響力。兩伊戰爭期間伊朗領導人指責薩達姆在一個基督徒（指阿弗拉克）的控制下，並把阿弗拉克描述為「一個基督教異教徒（相對於伊斯蘭教而言）」。[45]
實際上，阿弗拉克在伊拉克擔任名義上的復興黨最高領導人期間享有作為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運動創始人的一切榮耀，但在制定具體政策時他卻被忽略了。[53]
阿弗拉克在巴黎接受了心臟手術後，於1989年6月23日在當地逝世。[9]薩達姆宣稱阿弗拉克臨終前皈依了伊斯蘭教，但之後阿弗拉克的家人對此表示質疑。[54]儘管如此，薩達姆還是為阿弗拉克舉行了伊斯蘭式的葬禮。[53]阿弗拉克家人認為薩達姆所謂的阿弗拉克改宗伊斯蘭教的宣稱只是他用來劃清復興黨與基督教界限的工具。[55]阿弗拉克的陵墓由薩達姆下令建造，在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後被駐紮在綠區的美國大兵作為軍營使用。[56][57]根據阿弗拉克家人的說法，阿弗拉克陵墓在美軍入侵期間受損嚴重。[58]
阿弗拉克的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是後世所稱的阿拉伯社會主義。他在法國留學期間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回國後將社會主義學說與阿拉伯民族主義現實需求結合在一起，發展了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想。作為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他主張反對阿拉伯封建貴族統治，更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而受泛阿拉伯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他也重視阿拉伯民族的統一和自由。[4]
| 「 | 什麼樣的自由比投身於自己祖國的復興和革命之中更廣泛、更偉大呢？我們所追求的自由並不反對採取立法措施遏制封建領主、資本家和機會主義者的剝削。這是一種新型的、嚴格的自由，它反對壓迫和混亂。獨裁是一種不穩定、不合適和自我矛盾的制度，它不允許個人成長的意識存在。 | 」 |
| ——阿弗拉克在一次演講中談論復興黨的主要原則之一；「自由會給阿拉伯人帶來統一（建立阿拉伯祖國）」。[59] | ||
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口號「統一、自由、社會主義」是阿弗拉克和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前身阿拉伯復興黨第一次民族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對宗教、阿拉伯統一、個人自由、婦女解放和社會主義問題做出了規定，充分體現了該黨和阿弗拉克的統一、自由和社會主義三大目標。其中，社會主義是軀體，而統一是靈魂。[4]
阿弗拉克把統一放在首位，強調全體阿拉伯人是一個統一的民族，目標是把阿拉伯民族統一在一個國家——阿拉伯祖國之中，阿拉伯祖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政治經濟實體，而為實現統一的目標必須反對殖民主義。統一的具體藍圖是施行聯邦制，而這個聯邦將是世俗的社會主義國家。[4]建立一個統一的阿拉伯祖國對阿拉伯世界的發展將有直接的影響。阿拉伯祖國的建立將帶來一場阿拉伯復興。[2]如果不統一的話，現存的阿拉伯各國只會逐漸「衰落」，它們已經罹患多種痼疾——「封建主義、宗派主義、區域主義、知識分子的反動主義」。在阿弗拉克看來，唯一能夠「治療」這些痼疾的方法就是發動一場革命運動。受馬克思主義影響，阿弗拉克認為在一個不確定的時期（從舊時代向新時代的過度期）內需要有一個先鋒黨統治阿拉伯祖國。[60]
阿弗拉克把自由放在第二位，他主張必須把阿拉伯祖國從殖民主義的統治中解放出來，讓全體阿拉伯人擁有自由支配命運和財產的權利，使個體自由與民族解放同步發展。[4]對於自由的需求是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定義的特色之一， [61]但是這種自由不是自由民主制定義中所使用的那種自由。[62]阿弗拉克是思想多元化的堅定信徒， [61]但他反對多黨制選舉。根據他的理論，在過渡期將實行復興黨一黨統治，領導人民而無需諮詢人民的意見， [63]因為黨知道什麼是正確的。[64]
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的最後一項宗旨是「社會主義」，它不是西方傳統上定義的社會主義，而是具有阿拉伯特色的社會主義，阿弗拉克創造了「阿拉伯社會主義」一詞來表示這種社會主義。根據他的說法，阿拉伯世界的社會主義萌芽最早在穆罕默德時代就已經出現了。阿拉伯社會主義的重點不是回答如下問題：國家控制多少是必須的，或者如何實現經濟平等；阿拉伯社會主義是一種將阿拉伯人民從壓迫和奴役中解放出來的制度，從而為個體創造獨立的發展空間。[65]阿弗拉克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公正、合理的經濟制度。[4]
阿弗拉克反對馬克思關於辯證唯物主義是唯一真理的看法，他認為「生活中物質經濟條件的重要性」是近代史上最偉大的發現之一。[66]即便如此，他既反對共產主義，也反對資本主義，而且他不希望冷戰中東、西方兩大陣營的任何一方崩潰——他認為冷戰是遏制和平衡兩大陣營勢力的一種途徑。[67]
阿弗拉克認為伊斯蘭教的興起是一場革命性運動。與其他民族不同，阿拉伯人的覺醒和壯大歸功於伊斯蘭教。因此，阿弗拉克認為阿拉伯人的靈性與伊斯蘭教直接關聯，因而一個阿拉伯人不能將其伊斯蘭屬性去除，否則就不成其為阿拉伯人了。就像穆罕默德在世時的伊斯蘭教一樣，阿拉伯民族主義是一場精神上的革命性運動，它正在引領阿拉伯人走向新的復興：阿拉伯民族主義是阿拉伯世界出現的第二場革命。在阿弗拉克看來，所有阿拉伯宗教團體都應該尊重和崇拜伊斯蘭教的靈性，即使他們在宗教意義上並不信仰伊斯蘭教——阿弗拉克本人就不是穆斯林而是基督徒，但他也崇拜伊斯蘭教。[68]阿弗拉克並不認為崇拜穆罕默德是必須的，但他認為所有阿拉伯人都應該仿效穆罕默德，用他自己話來說就是，阿拉伯人「屬於誕生了穆罕默德的民族；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個阿拉伯人是穆罕默德盡全力創造的共同體中的一員……穆罕默德是所有的阿拉伯人；讓我們今天把所有阿拉伯人變成穆罕默德」。根據阿弗拉克的說法，穆罕默德時代的穆斯林是阿拉伯人的代名詞——穆罕默德生前只有阿拉伯人對外傳播伊斯蘭教的訊息。與是宗教領袖而非政治領袖的耶穌不同，穆罕默德既是宗教領袖也是政治領袖——伊斯蘭教和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位領袖。所以，在阿拉伯世界施行的世俗化不能與在西方施行的方式一樣。[69]
阿弗拉克呼籲所有阿拉伯人，不管是穆斯林還是非穆斯林，都要對伊斯蘭教在創造阿拉伯特色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表示欽佩。但他的這一關於伊斯蘭教的觀點純粹是精神層面的，他還強調伊斯蘭教「不應該被強加」到國家和社會中。阿弗拉克反覆強調復興黨既反對無神論，又反對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者代表了「一種膚淺的、錯誤的信仰」。根據復興黨的意識形態，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儘管阿弗拉克持反唯物論立場，但他是世俗政府的堅定支持者，他表示復興黨政權將用一個「建立在阿拉伯民族主義基礎上的、道德上自由的」國家取代宗教。[70]
福阿德·阿賈米批評阿弗拉克的理論缺乏實質內容，他說：「關於他（指阿弗拉克）的部分將近三百頁，對於哪裡錯了以及需要做什麼的問題看不出有多少見地；只有對文字的明顯的迷戀。」「阿弗拉克號召黨（指復興黨）放棄權力並回到它『純粹的本質』。」這種批評有一定的道理。阿弗拉克花了很多時間樂觀地描述阿拉伯祖國的過去和未來，以及如何統一阿拉伯世界。《恐怖的共和國：現代伊拉克政治》的作者卡納安·馬基亞提到：對「阿弗拉克（來說），現實情況只限於黨的內部」。相較於其他哲學家如卡爾·馬克思和約翰·洛克，阿弗拉克的世界觀對人類的物質和社會經濟行為沒有明確的立場。[71]其他哲學家通常把什麼是真實的和什麼是不真實的分開，而阿弗拉克沒有定義什麼「是」和什麼「應該」是，而把它們都歸為一類，即什麼是「可實現的」。[72]
阿弗拉克的長期戰友和同志薩拉赫丁·比塔爾比阿弗拉克更實際、更積極地參與政治生活，而阿弗拉克本人是一個「空想家和理想主義者，並不適合參與政治生活」。[73]阿弗拉克被他的同事們描述成一個「禁欲主義者、害羞而敏感的人，生活中簡單而謙虛」。別人指責他只會尋求他人幫助，而不是由自己或領導他人實現目標，例如1958年他與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和阿卜杜拉赫曼·阿里夫合作，1963年與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和阿里·薩利赫·薩迪、最後在1970年代與薩達姆·侯賽因合作。[74]有一些復興黨人——其中大部分來自敘利亞領導分支——認為阿弗拉克剽竊了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最初創始人扎基·阿爾蘇齊的成果，他們譴責阿弗拉克，並給他貼上了「小偷」的標籤。[75]
阿弗拉克在他的著作中堅定地表示支持言論自由和其他人權並幫助下層民眾。復興黨軍事委員會在敘利亞掌權後，阿弗拉克抨擊他所見到的軍事獨裁體制的建立，並不是他計劃中的民主政體。[46]他的理想從未被利用他理論的政權所實現。大多數學者認為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只不過是把阿弗拉克的意識形態當作實施獨裁統治的幌子。[76]
阿弗拉克的泛阿拉伯主義和阿拉伯社會主義思想曾經影響了許多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包括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埃及前總統納賽爾以及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即深受他的影響。雖然阿拉伯社會主義是由阿弗拉克提出的，但將其付諸實踐的是納賽爾，所以納賽爾的影響力遠遠大於阿弗拉克。[4]阿弗拉克一手創建的復興黨奪取了敘、伊兩國的政權，但他關於阿拉伯「統一、自由、社會主義」的政治理想至今未能實現，他最後反而被排斥於黨的領導核心之外，被迫長期流亡，無法回到祖國，成為他個人的悲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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