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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以中國春秋時代政治家、哲學家管仲命名,其中也記載了管仲死後的事情,並非管仲所著[1],但仍被認為可以體現管仲的主要思想。文章大概出自深受管仲影響的稷下學派之手。漢朝學者劉向約於公元前26年為《管子》進行編輯[2]。在四庫全書中為子部法家類。
「管子」書名最早見於《韓非子·五蠹》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記》肯定《管子》為管仲之作:「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其書世多有之」。晉朝傅玄開始對《管子》一書的作者產生疑議,他說「管仲之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為,輕重諸篇尤鄙俗。」[3],唐代孔穎達亦稱「世有管子書者,或是後人所錄」。朱熹則表示管仲不是有時間寫書的人。《四庫全書總目》云:「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郭沫若認為《管子》中《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等篇為宋鈃、尹文的著作[4]。
《管子》一書共八十六篇,其中有十篇文已佚。《管子》全書十六萬言,內容可分八類:《經言》九篇,《外言》八篇,《內言》七篇,《短語》十七篇,《區言》五篇,《雜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輕重》十六篇。《管子》內容很龐雜[5],甚至間有牴牾,文章有很強的法家色彩,包括大量具體的治國方術。《管子》對法律的作用分析為:「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但同時也揉合了儒家思想,例如《管子》認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又如《管子·霸言》中:「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管子》也有道家思想,例如在〈內業章〉中就有最古老道教修行的記載。《管子》也有經濟學的觀念,《乘馬》一章中指出:「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類,《隋書·經籍志》改列法家類。
《管子·內業》篇的主題,是如何探求生命之源,以達致長壽。長壽的唯一途徑,是修練人心最深處的清氣,與道合一。〈內業〉秉承氣化宇宙論,相信個人可以從宇宙源源不絕所供給之氣,不斷將新氣引入其生命。「心」不僅是精純之氣的所在,更是智慧的源生地;人必須去除心中的情緒思慮,心才可以容納精氣 [6]:143-144。《管子·心術上》主張修養內心,與「道」合一,說「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借用降神的語言,說明內心的求道得道。「神將入舍」的「神」,不是鬼神,而是內心修養得來的「精神」[6]:195-196。
《管子》向以古奧難懂著稱,唐代房玄齡有注文,一說是尹知章[7],明代劉績著有《管子補註》,清代王念孫、陳奐、丁世涵等學者都曾對《管子》一書進行考證工作,洪頤煊著有《管子義證》,戴望著有《管子校正》是管子的集大成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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