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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社群(英語:Scientific community,中國大陸多作科學共同體,香港多作科學界),包括了所有的科學家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和合作[3][4]。一般會按不同工作的領域分成子社群,如在計算機科學之下的機器人學界[3],但不同的子社群之間也有着密切的交流[3][4]。科學家通過科學方法希望其達到客觀性,而同行評審則是藉助在雜誌和會議上的討論,通過保持研究的質量和結論的可讀性來達到這一客觀能力[5]



第五次索爾維會議參會者合照,被廣泛認為是科學共同體知名合照之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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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共同體的歷史

弗朗西斯·培根於17世紀首先提出了科學是一項合作性的活動[4]。而到了18世紀已有許多社群研究大自然中的現象,這些社群中包括自然哲學家自然歷史學家、甚至還有許多業餘愛好者。即便許多社群在某些學科上有共同的興趣,這些社群更像有着不同興趣的地區性社群而不是一個真正的科學社群[3][6]。在這之前還有許多更古老的社群,例如英國皇家學會,不過符合現今概念的科學共同體直到19世紀中葉才出現。這主要是因為此時現代科學使用的語言開始統一化,科學的專業性逐漸得到認可,更為專業的學術機構被創立以及特定學科的專業研究方法的推廣[3][6]

術語科學家在1834年由自然科學家、神學家威廉·惠威爾提出,並在之後隨着各個社群逐漸將自己想象成一個更大的社群的一個子集而慢慢被接受,這個術語的發展歷程與另一個類似術語——國家的發展歷程相似[6]

術語科學共同體的原始定義經常被追溯到羅伯特·金·莫頓邁克·波拉尼於1942年發表的文章中的定義,波拉尼認為這個社群由一群有探索精神的人構成[4]。隨後,社會學上將定義標準化為「科學共同體包括了所有的科學家以及他們之間的在特定領域或整個科學領域的互動和合作」[4][7],1970年,庫恩又將定義收緊為「科學共同體包含了所有使用科學方法的專業人員」[3][4],但以上幾個定義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質疑[4][8]。隨後又有許多社會學家使用邏輯學的方法給出了更嚴格的定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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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共同體的成員與交流

科研工作者們往往要先在大學的相關專業的學院中經過了系統化的學習。嚴格意義上來說,在相關領域的學位被認為是進入科學共同體的先決條件[9],不過也有人質疑是否存在進入科學共同體的嚴格條件[4]。一般來說,一位博士在相關領域的專業研究就可以作為進入科學共同體的標誌,儘管他接下來在科學共同體的地位取決於他與其他研究者通過共同研究保持的關係,科研上的貢獻,會議上的貢獻等。一位科研人員擁有了博士學位之後,他可能會繼續沿着科研的道路前行,成為一名博士後研究員,最終成為一名教授[10][9]。然而為科學共同體做貢獻並非一定要繼續在純粹的科研領域進行研究,也有許多科學家在工業領域、教育領域、智庫[11]甚至是政府中為科學共同體做出了相應的貢獻。

因此,科學共同體中的成員大部分活躍於教育研究機構,相關專業的工作崗位等。不過總體來說,一個成員在科學共同體內的地位與他的學術成就有着密切的關聯[12],此外也與成員在相關機構的地位以及相關機構的地位有關[10]。在科學共同體內,科研工作者有着不同程度的影響力。有着較強影響力的科研工作者可以作為新科研工作者的導師,一些特別有影響力的科研工作者甚至可以像議程制定者一樣掌握科學共同體在這一方面科研的走向[10]

同一個子社群中的成員並不需要在某個主題上一起工作[5]。 社群內成員的學術交流更多的依靠發表在科學期刊上經過同行評審的文章,參加進行學術觀點交流的會議[13]。除此之外,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也用許多非正式的方法交流他們的學術成果和科研工作。在非正式的交流中,科研工作者考慮到側重專業的不同,可能無法將他的所有科研成果都毫無保留地告訴其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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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科學共同體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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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美國國家科學院大樓

與幾個世紀前學會以及類似機構的成員遍布學術界的情況不同,科學共同體內並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個體或者說是機構可以代表整個科學共同體。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大部分科學家往往只精通若干個領域。因此,許多科學家可能對其他領域的進展並不了解。由於跨學科信息複雜度的增長以及學科的專業化,前沿的學術研究更多的由成熟的科學組織進行與完善,而個人的力量往往不再那麼巨大[14]

不過,目前各國依然有許多社群和學術機構致力於鞏固一些共識,並且通過研究結果引導政府政策上的公眾輿論。例如,美國國家科學院(NAS)和英國皇家學會有時作為政府認定的科學共同體在相關事件上的傳聲筒和負責人,不過,無論是國家科學院還是皇家學會的做出的聲明事實上都不能代表所有科學家,甚至不能代表學會內每個科學家的意見——尤其是在這種學會的成員的排外性十分高的前提下。這些機構的委員會又常常服務於當權政府,而且委員會不可能去了解每一位科學家的意見[15]。像美國國家科學院這種機構的成員排外性尤其體現在他們的成員選舉過程中,只有現有成員才能正式提名其他人作為成員資格候選人[16][17]。不過,即便如此,像美國國家科學院這樣的機構參與他們計劃外的研究並不是多見的事情,一般來說他們只為政府部門的政策做出科學評估[18]。美國國家科學院參與外部研究之少,可以從它在外部研究中缺乏協調科研經費和環境與健康項目重大項目的經驗中體現出來[18]

一般來說,科學共識經常在人們使用科學方法解決問題時被提到。由於範式轉移等原因,科學共同體並不會在科學共識上妄下結論[3]。一般來說,科學方法的標準和有效性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傾向於確保科學家在一些普遍的文獻中對事實通過科學理論的詳細解釋的正確,同時拒絕與之相左的解釋或者方法[3]。科學共識對於科學教育,新觀點的評估和研究資金都是十分重要的。有時人們會爭論科學共同體內部存在准入英語closed shop偏見。同時,原科學英語Protoscience邊緣科學偽科學與科學之間的界限也成了人們常常爭論的問題[19][20]。在這些未達成共識的問題上,研究機構以外的一些持懷疑態度的組織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與主流科學機構爭奪話語權。

科學哲學認為科學立足的知識論限制了科學共識[21],包括托馬斯·庫恩在內的一些科學哲學家,認為科學史科學革命的存在,意味着科學共識曾錯誤了許多次[3] 。儘管如此,科學在精準預測和在設計和工程上的新技術方面所具有的完美解釋力[5],讓科學共同體的科學共識成為了學術界流行文化中備受尊重的一種知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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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學共同體有關的爭議

政治爭議

公眾對科學研究的高度肯定的同時也產生了對科學政治化的擔憂[2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裡,很多人相信核能最終將解決能源危機[23][24]。一開始,大眾對核能的支持使各國建設了許多核電廠,但同時也帶來了對核能安全問題及核能是否會轉化為核武器的政治擔憂[24]。隨後,世界各地的抗議者以切爾諾貝利三哩島核電廠等事故質疑核能的安全問題[25][26],使核能相關領域的發展速度減緩。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裡,地球暖化爭議幹細胞爭議英語stem cell controversy導致科學共同體經常處於政治與社會爭論的前沿[27][28][29]

宗教爭議

自19世紀以來,一系列的衝突論英語conflict thesis已經被提出[30]伯特蘭·羅素等人更是進一步認為根本上科學與宗教的對立源於理性與感性的對立[31]。儘管許多科學史學家已經失去了對衝突論的興趣[32],在科學家群體內依然有許多人對衝突論十分感興趣。創造論進化論之爭也常常成為人們談論的焦點[33][34]

另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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