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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爾·福柯（法語：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國哲學家和思想史學家、社會理論家、語言學家、文學評論家、性學家。他對文學評論及其理論、哲學（尤其在法語國家中）、批評理論、歷史學、科學史（尤其醫學史）、批評教育學和知識社會學有很大的影響。他被認為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但也有人認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詞與物》還是結構主義的。他本人對這個分類並不欣賞，他認為自己是繼承了現代主義的傳統。他認為後現代主義這個詞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有人就他的結構主義或後結構主義的傾向質疑他的政治活動。在這一點上他的處境與諾姆·喬姆斯基、喬治·萊考夫和簡·雅各布斯相同。福柯的思想多有受尼采影響之處。[2]2007年，《時代高等教育指南》把他列為最多人引述的人文科學學者。[3]
1926年10月15日，保羅-米歇爾·福柯出生在法國中西部城市普瓦捷，一個富有、保守、中上階層的家庭里，是三個孩子中的第二個[6]。按照家族傳統規定，以他的父親保羅·福柯(1893–1959）的名字命名, 但他的母親堅持要加入米歇爾；他在學校被稱為保羅，但在他的一生中，表現出對米歇爾這個名字的偏好[7]。後來他將名字中的保羅放棄，這可能和他同他父親之間相當緊張的關係有關。
他的父親是當地成功的外科醫生，出生在楓丹白露，搬到普瓦捷，在那裡開設了自己的診所。[8] 他的母親安妮·馬拉珀特，是外科醫生普羅斯珀·馬拉珀特的女兒，外祖父不僅擁有一家私人診所，還在普瓦捷大學醫學院教授解剖學。[9]。父親接管了外祖父的診所，而母親接管了普瓦圖旺德夫爾村莊的19世紀中期大宅[10]。住在那裡的有父母和姐弟三人，姐姐弗朗辛，保羅-米歇爾，和弟弟德尼斯，他們有着同樣美麗的頭髮和明亮的藍眼睛。[11] 孩子們被培養為名義上的羅馬天主教教友，參加教堂的彌撒，雖然米歇爾短暫地做過輔祭男孩，但這個家裡沒有一個是虔誠的[12]。
福柯後來很少提到他的童年[13]。他自稱是少年犯，父親嚴厲地懲罰他[14]。1930年，福柯提早兩年進入當地的（耶穌會辦的）亨利四世學校（Lycée Henri-IV）開始上學。在那裡，他接受六年的小學教育，直到1936年。然後又同一個校園接受了前四年的中學教育。他在法語、希臘語、拉丁語和歷史方面表現優異，但是數學成績不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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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傅柯成為高等師範學校一名師範生，並最終獲得巴黎大學所頒發的學位。傅柯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時間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當時的法國學術界對德國哲學家如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爾和尼采的興趣越來越強，傅柯的教授之一，讓·依波利特，便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翻譯家和德國哲學的專家。梅洛龐蒂當時也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教學，他講授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的課程非常受到學生歡迎，包含熱衷學習的傅柯。他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後期，與法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之一喬治·康奎荷姆建立了關係。
傅柯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私人生活並不快樂，他患有嚴重的憂鬱症，甚至企圖自殺。他受到一個心理學家的看護。或許正因為如此，他對心理學非常感興趣。因此傅柯不但得到了哲學的教育，而且還得到了心理學的教育，他甚至參加了這門學科的臨床實踐，在那裡，與路德維希·賓斯萬格爾等思想家接觸。
最後傅柯還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如其他許多師範大學學生，他在1950年由他的教師阿爾都塞介紹而成為法國共產黨員。之後因為不滿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的情況而退出了共產黨。但在餘生中一直是阿爾都塞的朋友和辯護者。與其他許多人不同的是，他從未公開參加過共產黨的活動，也咸少提及黨員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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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福柯通過畢業考試，他在師範大學教了一段時間書，但他對此並不感興趣，因此他很快就離開了法國。
他的一個教師和朋友喬治·杜梅澤爾為他介紹了一個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作為法國文化代表的職位，從1954年到1970年他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波蘭華沙以及德國漢堡大學，擔任法國文化代表的職務。
當德菲的軍事生涯將他指派到突尼西亞後，福柯跟着德菲來到突尼斯大學。在那裡，他參與了1968年的學潮。他受這場學潮的影響很深。鑑於1968年的經驗，法國政府在巴黎近郊建立了實驗性的梵森大學（巴黎第八大學前身） ，福柯成為其哲學系的主任。他任命了很多年輕的左派知識分子，他們激進的結果迫使法國教育部撤回了許多這個系的任命。
1970年，他被任命為法國最有權威的學術體系：法蘭西學院的思想體系史的教授。在此期間，他幫助建立了「監獄信息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PIG），調查監獄的設施，並為被關押的受刑人提供他們對獄所的要求，以及申訴管道。1978年4月，福柯訪問日本，除了以「政治的分析哲學」為題演講外，更與日本知識份子如丸山真男對談。
傅柯以義大利報紙《晚郵報》特派記者的身分，於1978年9月第一次訪問伊朗。 並在同年10月，於巴黎城外霍梅尼的流亡住所與他見面。 11月，他第二次前往伊朗，觀察並報導反對沙阿（國王）的革命運動。他也將其他有關伊朗的政治動態發表在法國的報紙和期刊上，例如每日發行的《世界報》和發行廣泛的左翼週刊《新觀察家》。[16]
傅柯的立場明顯站在伊斯蘭主義者這一邊，對世俗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左翼民族主義分子持反對立場。
他認為在伊朗，宗教所帶來的東西不僅是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種詞彙，一種儀式，一場永恆的戲劇，人們可以把「人民的存在與主權的競爭」的宗教戲劇鑲入政治體系中。 傅柯所感知到的伊朗，統一的歷史、文化、話語、社會體系，能夠超越以宗教帶領政治的「矛盾」～一個國家：它將一種傳統的意識形態（伊斯蘭教）與左翼的反帝國主義論述結合在一起，並且以現代的組織、監視、戰爭和宣傳技術武裝自己，壯大宗教化的政體。
雖然福柯一直對權力持批評態度。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贏得選舉勝利後，福柯對其法國社會黨政府表示謹慎支持。[17] 但在1982年，波蘭政府鎮壓由團結工會策劃的示威遊行，而法國社會黨拒絕譴責，福柯改變了對該黨的支持。他和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撰寫了一份文件，譴責密特朗的無所作為，發表在《解放報》上，他們還參加了大規模公眾抗議。[18] 福柯與法國工人民主聯盟合作，希望工人—知識分子的連結可以在法國展現出來，這是一種屬於團結工聯的構造和力量。
他除了繼續支持波蘭團結工會，並與他的朋友茜蒙·仙諾前往波蘭，參加世界醫生（Médecins du Monde）探險隊，將醫療物資運送到當地。即使這些物資無法提供有效支持，但他希望人們可以談論波蘭，關注波蘭，讓波蘭的人民不孤單。他們此行也抽出時間參觀奧斯威辛集中營[19]。
1980年10月，福柯成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客座教授，主持關於「真理與主觀性」的豪森講座，11月在紐約大學人文學院演講。他在美國知識界越來越受歡迎，吸引了《時代周刊》的關注。福柯1981年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演講，1982年在佛蒙特大學演講，1983年再次在伯克利演講，他的講座吸引了大批聽眾。[20]
在美國期間，傅柯感受到社會對同性戀者的開放心態，讓他終於和自己和解。他樂在他的工作，他樂在他身體的快感。從八○年代初，他就認真考慮要離開法國，離開他愈來愈難以忍受的巴黎，前往美國定居。福柯在舊金山的同志酒吧度過了許多夜晚，經常光顧BDSM澡堂，從事無保護的性行為。他在接受同性戀媒體採訪時，讚揚了虐戀行為，「SM的實踐是在創造快感，而SM確實是一種次文化。它是一種發明的過程，它運用一種策略關係，作為肉體快感的來源。」是的，這種「可能性，亦即運用我們身體作為多種快感的可能來源，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事」。[21]
與此同時，傅柯繼續從事學術研究，1984年6月，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了《性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二卷《快感的享用》涉及古希臘異教道德中涉及性倫理方面規定的「自我技巧」，而第三卷《自我的關懷》則探討公元前一、二世紀希臘文和拉丁文文本中的同一主題。第四卷《肉體的懺悔》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性行為，當時尚未完成。
人類第一批愛滋病例是在1980年才發現的。[22] 1981年接受採訪時，福柯稱愛滋病「是新的美國清教徒主義，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只懲罰同性戀和黑人的疾病？」[23] 到了1982年，他開始意識到愛滋肆虐的悲劇。但是，人們對於這種疾病究竟是什麼，究竟如何傳染，依然一無所知。因此他對於美國展開的反對性自由的宣傳表示遺憾：「美國的同性戀社群正經歷一場嚴重的危機，和一場雙重定罪運動的夾擊。從外部來看，好幾個州都透過新的立法來壓制性；而從內部來看，自從出現了『男同性戀癌症』這個無可否認的全球現象，整個同性戀運動及其新聞奧援～增強各種性關係的發動機～而運作了十年的動力，已開始逆轉，變成另一種自願而且有組織的重要工具，大力宣傳『單一伴侶』、『一定要運動，不一定要做愛』等等口號。而且有許多人以天譴的角度來經歷和思考這個問題。」
1983年夏天，他開始持續乾咳，這引起了巴黎朋友們的關注，但福柯堅稱這只是肺部感染。[24] 直到住院時，福柯才被正確診斷感染愛滋病，接受抗生素治療。他在法國學院作了最後一組演講。[25] 1984年6月10日，福柯住進巴黎的薩爾佩特里埃醫院—正是他在《瘋癲與文明》中研究過的同一機構，其神經症狀因敗血症而變得複雜。[26]
1984年6月25日，福柯在醫院去世。1984年6月26日，《解放報》宣布福柯死亡，並提到因艾滋病而死是一個謠言。第二天，《世界報》發表了一份由他的家人澄清的醫學聲明，其中沒有提到艾滋病。[27] 6月29日，福柯的la levée du corps "拉勒維杜軍團"儀式舉行，棺材從醫院太平間運出來。數百人參加，包括活動家和學術界朋友，吉爾·德勒茲用《性史》的摘錄發表了演講。[28] 他的遺體隨後安葬在普瓦圖旺德夫爾，舉行了小型儀式。[29] 福柯去世後不久，他的伴侶丹尼爾·德菲在法國創立了第一個全國性的艾滋病組織 AIDES，這是一個雙關語，在法語中意為「幫助」，而在英語中是這種疾病的縮寫[30]。在福柯逝世兩周年之際，德菲在《倡導者》雜誌上公開透露，福柯之死與艾滋病有關[31]。
福柯的第一位傳記作家迪迪埃·埃里本形容這位哲學家是一個複雜、多面的人物，「在一個面具下面總是還有另一個。」[32] 他還指出，他表現出了非凡的工作能力[33]。福柯的同學一致把他概括為一個「既令人不安又古怪」的「充滿激情的工人」[34]。隨着年齡的增長，他的個性發生了變化：埃里本指出，他曾是一個「飽受折磨的少年」，但是在1960年以後，他已經成為一個「容光煥發的人，輕鬆而開朗，」甚至被那些與他共事的人形容為花花公子[35]。他指出，在1969年，福柯體現了好戰知識分子的思想[36]。
福柯是無神論者[37][38] 他喜歡古典音樂，特別喜歡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39]，並因穿高領毛衣而出名[40]。福柯死後，他的朋友喬治·杜梅吉爾形容他非常善良，也表現出一種智慧[41]。他的終身伴侶丹尼爾·德菲繼承了他的遺產[42]。
福柯的主要工作總是圍繞幾個共同的組成部分和題目，他最主要的題目是權力和它與知識的關係（知識的社會學），以及這個關係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的表現。[43]他將歷史分化為一系列「認識」，福柯將這個認識定義為一個文化內一定形式的權力分布。 對福柯來說，權力不只是物質上的或軍事上的威力，當然它們是權力的一個元素。對福柯來說，權力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種貫穿整個社會的「能量流」。福柯說，能夠表現出有知識，是權力的一種來源，因為這樣的話你可以有權威地說出別人是什麼樣的和他們為何是這樣。[44]福柯不將權力看做一種形式，而將它看做是使用社會機構來表現的一種手段，以此來將自己的目的施加於社會中的不同團體。 比如福柯在研究監獄的歷史的時候，他不只觀察看守的物理權力是如何進行的，還研究了他們是怎樣從社會上得到這個權力的，例如——監獄是怎樣被設計的，進而使囚犯瞭解到他們到底是誰，來讓他們記住一定的行動規範。他還研究了「罪犯」的發展，研究了罪犯的定義的變化，由此推導出權力的變換。[45]對福柯來說，「真理」（其實是在某一歷史環境中被當作真理的事物）是運用權力的結果，而人只不過是使用權力的工具。 福柯認為，依靠一個真理系統建立的權力，可以通過討論、知識、歷史等來被質疑。通過強調身體，貶低思考，或通過藝術創造等方式，也可以對這樣的權力進行挑戰。 福柯的書往往寫得非常緊湊，充滿了歷史典故，尤其是小故事，來加強他的理論的論證。福柯的批評者說他經常在引用歷史典故時不夠小心，因為他常常錯誤地引用一個典故，甚致自己創造典故。
《古典時期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 Folie et déraison）於1961年出版，它是福柯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他在瑞典教法語時所寫的。英文縮寫本名為《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它討論了歷史上瘋狂這個概念是如何發展的。 福柯的分析始於中世紀，他描寫了當時人們如何將麻風病人關起來。從這裡開始他探討了15世紀愚人船的思想和17世紀法國對監禁的突然流行。然後他探討了「瘋狂」是如何被看做一種女人所引起的病~當時有人認為女人的子宮在她們的身體周圍環繞，可能引起瘋狂。後來瘋狂被看做是靈魂的疾病。最後，隨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瘋狂則被看做是一種精神病。 福柯還用了許多時間來探討人們是怎樣對待瘋子的：從將瘋子接受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到將他們看做必須關閉起來的人。他也研究了人們是怎樣試圖治療瘋狂，尤其他探討了菲利普·皮內爾和塞繆爾·圖克的例子。他斷定這些人使用的方法是殘暴和殘酷的。比如，圖克對瘋子進行懲罰，一直到他們學會模仿普通人的作為，但實際上他是用恐嚇的方式來讓他們的行為像普通人。與此類似的，皮內爾使用厭惡療法，包括使用冷水浴和緊身服。在福柯看來，這種療法是使用重複的暴行，直到病人將審判和懲罰的形式內化。 《古典時期瘋狂史》表達了普遍意識型態傾向，描述社會觀念如何影響道德標準與人類社會行為。 福柯為法國60年代的學者，著作此書的目的在於抨擊社會機構透過醫療化社會（medicalized society），將人分為「正常」與「非正常」。此書一開始即援引帕斯卡的一句話：「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表達對社會規訓的不滿。
《臨床醫學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是福柯的第二部重要的書，1963年出版。它延續了《瘋癲與文明》的討論，概括了醫學，尤其是臨床醫學和醫院的發展。
《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出版於1966年，它主要的論點在於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套異於前期的知識形構規則（福柯稱之為認識型（épistémè）），而現代知識型的特徵則是以「人」做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並非先驗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識型形塑的結果，那麼它終將會被抹去，如同海邊沙灘上雕塑的一張臉。這本書的問世使福柯成為一位知名的法國知識分子，但也因為「人之死」的結論而飽受批評。讓·保羅·薩特就曾基於此點批判此書為「小資產階級的最後壁壘」。
《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出版於1969年，這是福柯對方法論的討論，他寫了這部書來回答別人對《詞與物》的反應。
《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出版於1975年。它討論了現代化前的公開的、殘酷的統治（比如通過死刑或酷刑）漸漸轉變為隱藏的、心理的統治。福柯提到自從監獄被發明以來它被看做是唯一的對犯罪行徑的解決方式。
福柯在這部書中的主要觀點是對罪犯的懲罰與犯罪是一個相互關係——兩者互為前提條件。
福柯將現代社會比做邊沁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一小批看守者可以監視一大批囚犯，但他們自己卻不被看到。
傳統帝王透過凌遲罪犯、斬首示眾，以肉體的懲罰來宣示自身統馭的權威。這種直接曝入施力者與受力者的角色，16世紀進入古典時代，福柯以兩個歷史事件作為範例，說明規訓手段的方式與樣貌完全不同以往。其一是鼠疫肆虐於歐洲，爲了讓發生鼠疫的地區災情不致繼續擴散，指示每戶人家關緊門戶，閉居自身住所，不可在未經許可下到公共空間溜搭。街道上只有持槍的軍人以及固定時間出來巡察、點名，並透過書寫登記，記錄每個居民的存亡記錄，再交付市長進行重新審核。
規訓人民的方式，從原來展示威嚇的懲罰，轉變至現代使用科學知識、科層制度等，進行各種分配安置，顯示規訓手段的改變。
福柯無意解釋罪犯是怎麼來的，或是為何會有犯罪的行為等等起源，或事件發生的原因等問題。他要強調某種機制存在於那邊，原本只是要將一群擾亂社會秩序者關起來。然而這件單純事情開始被關注後，研究為何這群人如此不同，藉以觀察他們的顱骨大小、小時候是否被虐待等成因，開始產生心理學、人口學、犯罪學這些學問。除了為「罪犯」這個身份以更多的意涵加以定義，也同時將罪犯主體化。
這套認識系統，於監獄中透過反覆操練、檢查審核、再操練，不只是要矯正犯人，並要犯人認清自己是個罪犯，是擁有偏差行為的「不正常」人，所以你自己要努力矯正自己，監獄、警察都是在「幫助」你做這件事情。也就是說，這套機制中的受力者既是主體又是客體，不只告訴罪犯你必須做甚麼，還會要求時時問自己這樣做對不對，並且如何為自己的這個罪犯身份，懺悔和自我審查。
《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一共分三卷（本計劃六卷）。
第一卷《認知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也是最常被引用的那一卷，於1976年出版。其主題是探討最近的兩個世紀中，性在權力統治中所起的作用。針對弗洛伊德等提出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壓抑，福柯提出置疑，指出性在17世紀並沒有壓抑，相反得到了激勵和支持。社會構建了各種機制去強調和引誘人們談論性。性與權力和話語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
第二卷《快感的享用》（L'Usage des plaisirs）研究古典希臘思想將性行為視為道德衡量與道德選擇領域的思考方式，以及這種思考方式所參照的主體化模式（modes de subjectivation）：倫理涵括的內容、讓主體臣服的類型、自我的制訂與道德目的論的形式。同時也研究醫學和哲學思想如何制訂「快感的運用」（chrèsis aphrodision），如何明確提出若干苦修的主題，並讓主題一再復返出現在體驗的四大主軸：和身體的關係、和配偶的關係、和男孩的關係、和真相的關係。
和第三卷《關注自我》（Le Souci de soi）是在福柯死前不久於1984年出版的。其主要內容是分析出現在古希臘人與拉丁文本裡的提問方式，此種提問方式在受到關注自我所支配的生活技能中，經歷的轉變。
此外福柯還基本上寫好了第四卷《肉身的告白》，處理的是基督信仰最初幾個世紀，關於肉身與性的觀念，以及詮釋學和慾望的淨化解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因為福柯特別提出拒絕在他死後出版任何書籍， 家人最初根據他的遺願而未出版第四卷的完整版本。其後，於2018年才透過出版社出版第四卷[46]。
除了1977年休假了一年之外，從1971年1月開始，一直到1984年6月逝世為止，福柯在法蘭西學院進行了一週一次的教學課程。當時的講稿和錄音皆有留存，且正陸續出版中。此外，福柯在1983年曾於柏克萊加州大學以英文做了六場講課，後來以《福柯說真話》（FEARLESS SPEECH）的書名出版。
以下為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主題：
- 知識的意志（1970-1971年，已出版）
- 刑罰理論與制度（1971-1972年）
- 懲罰的社會（1972-1973年，已有中譯本）
- 精神病學的權力（1973-1974年，已出版）
- 不正常的人（1974-1975年，已有中譯本）
- 必須保衛社會（1975-1976年，已有中譯本）
- 安全、領土與人口（1977-1978年，已有中譯本）
- 生命政治的誕生（1978-1979年，已有中譯本）
- 對活人的治理（1979-1980年）
- 主體性與真相（1980-1981年，已有中譯本）
- 主體解釋學（1981-1982年，已有中譯本）
- 治理自我與治理他者（1982-1983年，已出版）
- 說真話的勇氣：治理自我與治理他者Ⅱ（1983-1984年，已有中譯本）
- 《詞與物》[47]（1970）
- 《知識考古學》（1972）
- 《臨床醫學的誕生》（1973）
- 《古典時期瘋狂史》（1978）
- 《性經驗史第一卷：認知的意志》
- 《規訓與懲罰》
- 《性經驗史第二卷：快感的運用》（1985）
- 《死亡與迷宮：雷蒙·魯塞爾的世界》（1986）
- 《性經驗史第三卷：自我的關懷》（1986）
- 《性經驗史第四卷：肉體的懺悔》（2018）
以上作品，除《性經驗史》第四卷外，都收錄於加利瑪出版社的「七星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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