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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數字效應（英語：Birthday-number effect），是日本心理學家北山忍（英語：Shinobu Kitayama）與唐澤真弓（英語：Mayumi Karasawa）1997年率先提出的概念，指人在潛意識層面更喜歡生日包含的數字。效應不受年齡與性別影響，對大於12的數字尤為顯著。

人普遍認同自我，生日與自我關係密切，哪怕數字出現的場合多種多樣，各人也會對生日數字青眼相看。缺乏自愛、自尊的人往往不受生日數字效應影響。科學家還發現效果類似的姓名字母效應，人往往更喜歡姓名包含的字母。兩種效應聯繫緊密、相輔相成。心理評估以數字偏好任務判斷內隱自尊。

證據表明生日數字效應確會影響現實生活決策。實驗室研究表明，商家只需暗中操縱、令價格與目標客戶的生日數字相符就能提升成交機率。另有研究表明以生日年份定價無此功效。產品喜好研究表明，自尊心比較強的客戶如果發現產品無意間包含生日數字或姓名字母，往往會對商品更有好感。部分實地調查研究考量生日數字效應對選擇居住地等重大生活決策的影響，但研究方法和方向頗具爭議。

背景

歷史上各個社會往往都有所謂特殊數字[1][2]。古羅馬認為「七」很吉利[3]，瑪雅文明把「13」視為神聖數字[4]，現代日本人送禮時為求幸運往往送出三件、五件或七件禮品。「六」、「八」是中國的吉利數字，同時盡能避開「四」[5]。西方文化大多認為13不祥，「十三恐懼症」由此而生[6]。

研究員迪茨1933年率先開展數字對照實驗，請荷蘭人從0到99選出想到的第一個數字[7][8]。選七的受訪者最多，與後來其他國家的同類實驗一致[8][9][10][注 1]。研究表明七還是許多人最喜歡的數字[13][14][15][16]。《衛報》專欄作家亞歷克斯·貝洛斯開展的在線調查吸引世界各地三萬多人遞交數字，次數最多的仍然是七。一百以下每個數字至少入選一次，一千以下近半入選。[17][注 2]市場研究員金和賈尼斯澤夫斯基以不同方法調查數字偏好，他們向大學本科生展示隨機數字，請對方馬上回答是否喜歡或保持中立。喜歡100的比例最高，達七成，不喜歡的僅半成，比例最低。喜歡1至20的受訪者比大於20的數字多九個百分點，喜歡乘法表結果數字——如2×2得4，10×10得100——的本科生比其他數字多一成五。研究人員認為數字偏好受思維流暢程度影響很大，乘積數字人氣明顯高於質數。[19]

字母偏好與數字偏好關係密切，相關領域研究可追溯至20世紀50年代。1985年比利時心理學家納丁宣稱意外發現人會不知不覺地偏好姓名字母，而且比例顯著偏高。這種偏好人稱姓名字母效應，在後續數十種語言、文化、字母表環境研究都得到驗證，無論請參與者從隨機項目選出偏好字母、還是從字母表選六個最喜歡的字母、亦或根據喜歡程度為每個字母打分都不影響結果。[20]納丁認為姓名字母效應產生是因為人類會下意識地對自身相關事物感興趣，所以應該會有生日數字效應。[21][22]

原始研究

1997年，研究員北山忍與唐澤真弓發現研究結果一再表明日本人不像歐洲和美國人一樣努力維持或提升自尊[23]。針對西方人的研究表明，大部分人誤以為自身超越平均水平[24]，成功時自認有功，失敗時怪罪他人[25]，而且高估遇到好運的幾率[26]，但受訪者換成日本人後就沒有這種趨勢[27]。針對不同文化的研究表明，日本人自尊因失敗受損的程度超過因成功促進，與美國人恰恰相反[28]。研究員告訴參與者問題是針對外顯自尊，參與者也知道評估項目是個人自尊[28]。北山忍與唐澤真弓對此頗感意外，日本人顯然不至對自我毫無正面感情，但不知何故他們不希望外界知曉。兩人為此開展新實驗並隱藏評估自尊的目標，改為衡量內隱自尊。[28]內隱自尊本質上無法從內省途徑檢測，不能靠自我匯報直接判斷，需要對比受訪者對自我相關事物產生的積極與消極思想程度差異[29][30][31]。第一次實驗照搬納丁1987年的字母偏好研究，看看日本人是否偏好姓名包含的字母[32][33]。第二次實驗檢測日本人是否偏好除年份以外生日包含的數字[34]。

研究方法

字母實驗共有219名日本本科生參與，研究員邀請他們根據個人喜好為日文的45個平假名打分[32]。參加數字實驗的該國本科生提高到269人，實驗方法是根據喜好為數字0至49打分。以49為上限旨在掩蓋研究真實目的，每個月最多只有31天，如果上限是31可能形成暗示。數字下限由1改成0同樣是為偽裝。受訪者需按六分制評分，一分代表最不喜歡，六分代表最喜歡。參與者填寫後還需回答人口統計數據問題，其中包括生日。[34]

研究結果

字母偏好研究數據證實姓名字母效應：參與者特別喜歡姓名包含的字母[35]。數字偏好研究數據論證生日數字效應。研究人員對每個數字先排除生日包含該數字的受訪者答卷，根據其他人的評分計算平均認可度；接下來以平均認可度為基準線，把每個參與者填寫的50個評分對照基準線計算實際偏好程度[注 3]。各數字平均認可度證明喜歡生日數字的受訪者顯著偏高，而且在12以上的數字效果更明顯。從生日數字偏好程度來看，男子明顯不及女子，月份（與平均值僅差0.03）遠不及出生日（與平均值差0.77），參與實驗的女子普遍比男子更喜歡生日數字。[37]

解讀

北山忍與唐澤真弓認為，兩次實驗結果與人偏好自我相關事物的假說最為一致。這種自我偏好不僅包含姓名和生日，還囊括其中字母與數字。[38][注 4]人普遍認同自我[41]，大部分對密切關聯自我的事物有好感。研究人員認為，大數字的偏好效應顯著，這主要是因為大數字在日常生活體現的其他含義較少，基本只同生日有關。[42]

生日數字效應也可能源自多看效應，如果日常生活使用生日數字的頻率的確明顯偏高，那麼生日數字效應就能簡單視為人偏好最常見的數字。扎榮茨20世紀60和80年代的實驗室研究表明，熟悉程度對偏好影響很大，據此創作新詞「多看效應」。[43][44]但北山忍與唐澤真弓認為，現實生活里遇到生日數字的頻率就算比其他數字高也幅度有限[注 5]，這與其他研究員判斷多看效應不足以解釋姓名字母效應的觀點一致[42][45]。

北山忍與唐澤真弓得出結論，日本人像美國和歐洲人一樣認同自我，但在明確詢問時有意掩蓋，估計這是因為日本人傾向關注引人反感的負面特徵來改善自我[46]。

後續研究

北山忍與唐澤真弓的原始研究引起學術界關注，截至2021年已有超四百篇科學論文引用[47]。

早期後續研究

後續研究首先着眼文化差異。布拉斯、施密特、瓊斯、奧康奈爾以美國本科生為對象複製原始研究。1997年8月他們在芝加哥參加美國心理學會年度大會時遞交論文，研究結果同樣表明受訪者對生日數字青眼相看，而且程度遠超日本人，研究人員認為這主要是因為美國人自我認同更強，更傾向自我提升。[48][49]

1998年北山忍與內田完成第二次後續研究，旨在確定姓名字母與生日數字效應間是否有聯繫，進而論證北山忍與唐澤真弓的猜想：兩種效應是否受同一種力量驅動。研究結果證實猜想，北山忍與內田發現兩種效果呈正相關，[50]後世研究證實上述結果[51]。

2000年，博松、斯旺、潘尼貝克檢測生日數字、姓名字母等七種內隱自尊指標和四種外隱自尊指標[36]。他們把北山忍與唐澤真弓採用的六分制改成七分制，檢測的生日數字不含年份與月份。受訪者對生日數字的平均評分比其他數字高0.73。研究人員重新測試內隱自尊的七項指標，生日數字項與另外兩項指標結果差不多。[52]研究還表明內隱和外隱自尊之間幾乎沒有關聯，說明兩者原理和基礎結構不同[52]。

後期跟進研究

後期研究主要調查效應在各方面的影響，庫爾、狄克斯特霍伊斯、范奈貝伯格利用字母和數字嘗試了解偏好如何自動形成。他們把參與者分成兩組，第一組需要快速、直觀地回答問題來反映偏好；第二組需回答偏好個別數字的原因，分析他們喜歡的數字有什麼特點。結果正如研究員預料，受訪者經過「思考」再回答問題時就不受生日數字與姓名字母效應影響，這說明人在理智思考後的判斷凌駕內隱自尊效應。[53]不同效應間的關聯支持上述結論：未經思考的回答表明生日數字與姓名字母效應正相關，但經過「思考」後沒有證據表明兩者有關聯[54]。

瓊斯、佩勒姆、米倫伯格、赫茨調查自我面臨所謂的「威脅」時生日數字效會如何維繫。此前庫爾、斯梅茨、范奈貝伯格、狄克斯特霍伊斯的研究已經證明姓名字母效應受感知威脅影響。[55]瓊斯、佩勒姆、米倫伯格、赫茨先請部分參與者寫下個人缺陷，再把數字偏好與字母偏好任務交給所有參與者完成。結果與過去的研究相符：自尊非常強的受訪者感知威脅時會更偏好生日數字與姓名字母。這種現象無法用多看效應解釋，但與自我提升潛意識理論相符。[56][57]

尼克爾、佩德森、羅索研究重要年份是否存在生日數字效應。他們邀請83名本科生以一到七分制為1976至2001共26個年份、12個月份、四季、每天的不同時間打分，為隱藏研究目的還詢問受訪者的寵物種類。結果表明參與者對出生年份的偏好程度遠超出生後四年平均值，同時受訪者對高中畢業年份評分明顯高於平均值，最喜歡的月份往往就是出生月份。[58]

福克、海涅、竹村氏、張氏、徐氏調查內隱自尊指標面對文化差異是否一直有效[59]。受訪者分別來自加拿大和日本，測試項目包括根據個人喜好為數字0至40打分[60]。實驗結果表明內隱自尊各項指標幾乎沒有關聯，所以研究人員沒有判斷文化差異對指標的影響[61]。施蒂格爾與克里贊着眼數字偏好的跨文化差異，特別是聖誕節慶祝日期對數字偏好的影響。他們邀請六個國家的參與者為數字1至36評分，發現12月24日交換聖誕禮物的國家居民特別喜歡24，25日交換禮物的特別喜歡25。[62]研究人員認為，用數字偏好反映個體差異時應考慮文化影響[63]。

應用

心理評估以生日數字效應判斷內隱自尊[64]，數字偏好任務通常與更流行的字母偏好任務結合，有時合稱首字母與生日偏好任務[36][64]。內隱聯想測驗是最流行的內隱自尊測試法[65]。

上述測試任務尚無標準實施方法，以最常見的評分任務為例，參與者需根據個人喜好程度為某閾值下所有數字評分，為免受訪者想到日期，閾值通常大於31，評分時採用七分李克特量表[36]。判斷內隱自尊同樣沒有標準算法，現有算法至少六種。施蒂格爾、沃拉切克、福曼在分析姓名字母效應元數據時建議採用自比雙重校正算法[66]，該算法通常適用於日期和月份[36][66]。

施蒂格爾、沃拉切克、福曼建議包含字母與數字偏好的任務測評兩次，向參與者強調根據喜好程度而非吸引力評分[67]。學界利用數字偏好任務測試不同情境下的內隱自尊，如親職教養[51]、心理習慣[68]。

廣泛影響

研究人員開展實驗室和外部研究，確定生日數字效應是否存在超出個人偏好的大範圍影響。佩勒姆、米倫伯格、瓊斯調查人生重大決策是否下意識地受姓名字母或生日數字效應影響，這種借內隱自大之名、行生日數字效應之實的調查手段引發爭議。[57][69][70]懷疑論者認為，字母影響人生重大決策的論點非同一般，需要不同凡響的證據支撐[71]。佩勒姆等人根據美國調查數據認定，城鎮名稱如果包含數字，當地居民生日包含該數字的比例就特別高。他們發現，生於2月2日、3月3日直到8月8日的人所住城鎮名稱往往包含這些數字，如威斯康星州馬尼托沃克縣兩河市、密歇根州貝林縣三橡樹村、福科納斯等[注 6][72]。但尤里·西蒙遜的批判分析質疑上述研究是否可靠，生日數字與地名相符的人數太少，不足以下定論。他以其他途徑複製研究，但都無法得出相同結論，生日數字與城鎮名稱沒有顯著關聯，對比街道號碼、地址、公寓編號也一樣。[73]

瓊斯、佩勒姆、卡爾瓦洛、米倫伯格研究數字偏好對人際吸引力的影響。他們在實驗室研究向受訪者出示人物文本簡介，文件顯眼位置帶有看似隨機的代碼，工作人員宣稱只是用於追蹤文件。半數參與者的生日數字與看到的編碼相符（例如生於9月8日的受訪者看到文件編碼「09-08」），另一半不符，除此以外所有參與者看到的資料內容完全相同，他們需要根據個人喜好對資料描述的人評分，結果表明生日數字與編碼相符的受訪者評分明顯偏高。[74]與對照組相比，生日關聯組在測試結束時能更準確地記住代碼，但110名參與者僅五人認為代碼與生日相符可能有影響。瓊斯等人得出結論，生日數字偏好足以影響人際吸引力。[75]佩勒姆與卡爾瓦洛隨後利用全州婚姻數據研究人際吸引力，結果表明擁有相同生日數字的夫婦比例特別高[69]。他們還發現新娘選擇生日月份和日期舉辦婚禮的比例特別高[76]。吉安、霍格、達爾、查托帕迪亞研究銷售員工作時有意利用生日偏好的現象，向生日相同的潛在客戶透露生日，結果表明這能提升成交率。研究人員認為這源自人與他人建立聯繫的本能需求。[77]伯爾格、梅西安、帕特爾、德爾普拉多、安德森的研究類似，檢測生日相同在有求於人時的影響。研究人員促使受訪者相信，提出請求的人和他們同一天生日，請求事項是在一夜內評論八頁英語論文。對照組只有三成四的受訪者同意，生日相同組有六成二。伯爾格等人認為生日相同催生短暫吸引力，參與者因此對請求方產生好感，把他們當朋友對待。[78]此外，針對彩票號碼選擇大型數據庫的分析表明選擇生日數字的人比例特別高[79]。

庫爾特、格雷瓦爾研究銷售和市場營銷是否能利用生日數字效應。在線調查向兩百多名參與者詢問意大利麵晚餐廣告事宜，商品價值秘密調整為受訪者生日日期，例如生於16號的參與者所見廣告價格為「39.16美元」。研究人員發現此舉顯著提升價格認可度與購買意願，研究納入自我認知威脅時效果更誇張。庫爾特等人據此斷定，生日數字偏好直接影響消費者價格認可，最終影響購買意願。[80]凱勒與吉爾重複庫爾特等人的研究，把比薩餅和音樂流媒體廣告的價格改成與受訪者生日年份和日期相符，但無論用年份還是日期測試都未能重現上述結果。凱勒等人認為這說明觸發效應需要先決條件。參與者均生於20世紀最後十年，19.9元至19.99元這類價格在現實生活很常見，也可能導致如此結果。[81]

斯梅茨用姓名和生日開展產品喜好實驗。他根據兩類信息編造DVD機名稱，如針對5月14日出生的瑪麗勒設計「DVD-Ma 14」[注 7]DVD機，對照組的產品名稱叫「DVD-Pu 30」。結果表明產品名稱如果包含姓名字母或生日數字，對自尊心比較強的參與者購買意願提升顯著。斯梅茨還發現缺乏自尊的參與者情況相反，他們更喜歡與自我無關的產品。[82]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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