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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謝苗諾維奇·格羅斯曼（俄語：Василий Семё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羅馬化：Vasiliy Semyonovich Grossman；1905年12月12日—1964年9月14日），蘇聯作家、記者，生於俄羅斯帝國別爾季切夫（今烏克蘭）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親為化學工程師。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學習化學工程。曾在頓巴斯礦區工作，蘇德戰爭期間擔任《紅星報》記者。在小說《生活與命運》將蘇德戰爭描寫為蘇聯和德國的兩個極權主義政權之間的爭鬥，未能在蘇聯發表，1980年在西方出版，1988年才在蘇聯出版[1]。1970年出版的隨筆體中篇小說《一切都是流動的》對俄國革命和蘇聯的社會制度持否定態度。
 | 此條目可參照英語維基百科相應條目來擴充。 (2019年7月23日) |
格羅斯曼出生於今天烏克蘭別爾季切夫的一個哈斯卡拉猶太教家庭，被命名為約瑟夫·索洛蒙諾維奇·格羅斯曼。他沒有接受傳統的猶太教教育，並且只掌握了很少的意第緒語。一位俄國保姆將他的名字 Jossja改成了俄語化的Wassja（Wassili的指小詞），這個名字被整個家庭所接受。他的父親是一位社會民主黨人，屬於孟什維克。
格羅斯曼在進行他於莫斯科大學的學習時開始撰寫短篇小說，當他其後在頓巴斯作為工程師工作時仍然繼續了寫作。一部他的短篇小說《在別爾季切夫》(В городе Бердичеве）引起了高爾基和布爾加科夫的注意，並且他們激勵了格羅斯曼繼續寫作。由亞歷山大·阿斯柯爾道夫指導的著名電影《政委》基於這部僅有四頁的小說，該電影1967年被克格勃查封，1987年早些被公開，並且在莫斯科電影節被展映，1988年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
20世紀30年代中期格羅斯曼放棄了他的工程師工作，全身心投入於寫作，直到1936年他發表了總計兩本小說集，在1937年他成為了蘇聯作家協會的會員。在大清洗期間他的一些朋友和近親被逮捕，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奧爾加，值得注意的是奧爾加的前夫 Boris Guber 在1937年8月在大清洗中被處死。格羅斯曼為了其妻子的釋放持續幾個月，期間一直向有關單位寫申請書，終於在1938年成功[2]。
在德軍入侵蘇聯後格羅斯曼的母親待在別爾季切夫，後同大概2萬至3萬猶太人一起被殺。格羅斯曼被允許免除兵役，但他自願前往前線。並且在那度過了一千多天。他作為戰地記者為受歡迎的紅軍報紙《紅星報》工作。他描繪了許多重大戰爭，例如莫斯科戰役、斯大林格勒戰役、庫爾斯克會戰、巴格拉基昂行動、柏林戰役。除了戰爭通訊報告格羅斯曼此時撰寫的小說如《人民是不朽的》(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也被發表，同時他被視為一位戰爭英雄。格羅斯曼於1950年所寫的小說《斯大林格勒》，後被改名為《為了正義的事業》（За правое дело），也是基於他在被圍困期間的親身經歷。
格羅斯曼早在1943年對於發生在烏克蘭，白俄羅斯，波蘭的種族清洗和特雷布林卡滅絕營，馬伊達內克滅絕營的紀實性描寫屬於最早的目擊者報告，這些紀實內容後來都被歸屬於納粹大屠殺。他的1944年的文章《特雷布林卡的地獄》[3]在紐倫堡後續審判期間被作為控告材料而廣泛傳播。
戰後當局對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所撰寫的黑皮書的壓制讓格羅斯曼大為震撼並且動搖了他對蘇聯政權的忠誠。審查員對名單進行更改，目的是將特定的在大屠殺中的反猶人物進行隱藏，同時把烏克蘭人在戰爭中為納粹從事警察工作的角色進行縮小，試圖掩蓋。格羅斯曼從愛倫堡手中接過了這本黑皮書編者的身份，並於1948年底最終完成，但是並未發表。排出的版面與已經印製的頁面被搗毀。格羅斯曼的詩人朋友利普金相信這是由於斯大林的反猶運動，並且這摧毀了格羅斯曼對蘇聯體制的信仰。
「1946年...我會見了一些朋友，他們有的是巴爾卡爾人和印古什人，他們與家人一起在戰爭期間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我把這些告訴格羅斯曼，他回答說：」或許這齣於軍事原因是必要的「。我說：」如果這發生在猶太人身上，你也會這麼說嗎「。他回答，這永遠也不會發生。一些年後《真理報》上出現了反對無定居的世界主義者的攻擊文章。格羅斯曼寄給我一篇摘記，最終我設法收到了它。長時間以來格羅斯曼覺着自己並不是太猶太化。此次對世界主義的運動讓格羅斯曼與猶太世界的聯繫被重新喚醒。」
由於國家對他的迫害，終其一生格羅斯曼只有很少幾部他的作品得以發表。 在格羅斯曼將他的代表作 《生活與命運》（1959年）向出版社提交之後，克格勃查搜了他的家。原稿，副本，筆記本，打字機副本，打字機色帶都被查收[4]。在赫魯曉夫解凍期，格羅斯曼這樣給赫魯曉夫寫道：
這對我有什麼用，我肉體得到自由，但我為之獻出了生命的書卻仍舊被封禁...我不放棄...我為我的書要求更多的自由。
米哈伊爾·蘇斯洛夫，政治局負責意識形態的主要人物，對格羅斯曼說，他的書最早會在200年以內被出版[5]。
《生活與命運》與他的最後一部小說《一切都是流動的》（Всё течёт, 1961）[6]被視為對共產主義權威的挑戰，這位持不同政見者徹底從公眾中消失。格羅斯曼於1964年去世，他不知道他的作品是否將來會被被人閱讀。
《生活與命運》的一個章節於1980年在其他持不同政見者的幫助下得以在瑞士發表：薩哈羅夫偷偷拍攝了由謝苗·利普金保存的手稿的部分頁面，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把膠捲偷運到外國。在戈爾巴喬夫的開放政策引入後，《生活與命運》最終在1988年於俄羅斯出版。《一切都是流動的》同樣在1989年於蘇聯出現。《生活與命運》的原稿共計大約11000頁，他們最終由俄羅斯秘密警察於2013年7月轉交給莫斯科國家檔案館，並對公眾開放。
一些評論家認為格羅斯曼的小說與托爾斯泰不朽的散文可以相提並論。1998年索爾仁尼琴表達了對格羅斯曼「富有耐心的，矢志不渝的，影響深遠的作品」的「極大敬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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