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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客，內閣總理大臣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犬養毅（日語：犬養 毅〔犬養󠄁 毅〕／いぬかい つよし Inukai Tsuyoshi，1855年6月4日—1932年5月15日），幼名仙次郎，號木堂、子遠，日本山陽道備中國賀陽郡川入村（今岡山縣岡山市北區）人，內閣總理大臣兼內務大臣與外務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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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養毅是備中國賀陽郡庭瀬村（今岡山縣岡山市北區）的武士家族，長官犬飼源左衛門之次子，犬養一姓為日後所改。曾在二松學舎就學。慶應義塾肄業。
犬養毅曾作為《郵便報知新聞》（後稱報知新聞）的記者從軍採訪西南戰爭。有說法稱，當時廣泛流傳的、關於拔刀隊一邊喊着「戊辰的復仇」一邊突擊的故事，即來自於犬養的報道。後又成為《東海經濟新報》記者。1882年，入大隈重信組織的立憲改進黨。1890年當選第一批眾議院議員，之後42年間連續18回當選，次數僅次於尾崎行雄。作為中國地方出身的議員，曾組織成立中國進步黨，與立憲改進黨屬同一政治派系。後致力於兩黨合併。
1898年，第1次大隈重信內閣的文部大臣尾崎行雄因共和演説事件辭職，犬養繼任其職，首次入閣。由於1913年在第一次護憲運動中為推翻當時的桂太郎內閣（第三次）發揮了重大作用，與尾崎行雄被並稱為「憲政之神」（憲政の神様）。但是，由於在運動中其所屬的立憲國民黨因致力於打倒桂太郎而在勢力上被嚴重削弱，以致改組為革新俱樂部。之後犬養不得不一直領導這樣的小政黨進行活動，飽嘗從政的辛酸。除政治外，還曾任神戸中華同文學校的名譽校長。
犬養毅於山本權兵衛內閣（第二次）中任文部大臣併兼遞信大臣（郵政大臣）。之後，於第二次護憲運動以後成立的加藤高明內閣中亦出任遞信大臣。此時的犬養意識到，作為小政黨能取得如此地位可能已是極限，於是決定讓立憲政友會吸收他所領導的革新俱樂部，自己也準備從政界引退。但是，社會上並不支持其引退之打算。犬養後在家鄉支持者的推舉下被迫參加眾議院選舉，並當選。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死後，會內就繼任總裁的人選產生爭執。在一些幹部的請求聲中，犬養於1929年出任立憲政友會第六任總裁。1930年因倫敦海軍條約問題，曾與鳩山一郎以簽約干涉軍部統帥權為由一起向政府發難。這個事件讓軍部認識到可以以統帥權干涉為藉口，為之後犬養毅的遇刺埋下了伏筆。
1931年12月，立憲民政黨的若槻禮次郎內閣倒台，犬養作為反對黨總裁被授命組閣，出任日本第29任內閣總理大臣。時值全球範圍的經濟大蕭條，軍隊又武力侵占了中國東北省份，日本內外形勢十分複雜、混亂。他任命高橋是清為大藏大臣（即財政部長），禁止黃金輸出，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對抗經濟危機。但因削減軍費而得罪軍部，進而為自己日後被軍人刺殺埋下誘因。又命自己的女婿芳澤謙吉為外相，在容易受軍部影響的外交政策方面也確立了領導權。
犬養任職期間，日本國內激進民族主義勢力十分猖狂，先後製造櫻田門事件、血盟團事件等恐怖事件。1932年5月15日，海軍激進軍人經密謀後襲擊首相官邸（史稱五一五事件），將犬養毅亂槍打死。享年76歲。
輿論對犬養毅大致毀譽參半。第一次護憲運動中與尾崎行雄被並稱「憲政之神」，東京朝日新聞的記者中野正剛褒美二人稱：咢堂之雄辯令玉珠轉於盤上，木堂之演說若霜夜聞松籟（“咢堂が雄弁は珠玉を盤上に転じ、木堂が演説は霜夜に松籟を聞く”，咢堂為尾崎行雄的號）。據說，犬養毅的演說思路明晰，不講廢話，其魄力令聽者無不感到背後發冷。可是，同樣是犬養毅，卻亦落得過「變節者」的罵名。當時，他曾呼籲憲政會與政友會聯合提案不信任寺內正毅內閣。然而，由於政友會總體反對不信任案，此種籲請實際上是在挖苦兩黨在政治上的互相攻訐。之後，又將圍繞政權問題態度上搖擺不定的憲政會晾在一旁，直接解散眾議院，嚴重打擊憲政會之總選舉。此外，竟然還應寺內正毅邀請，加入了其內閣的臨時外交調查委員會。
儘管犬養也曾在山本權兵衛和加藤高明的內閣中擔任大臣，但如果僅因此就稱其為「變節者」則未免過於偏頗。實際上，他曾致力於實現普通選舉，也提出了所謂「經濟性」軍備論、東南亞進軍論（“南方進出論”）、產業立國論等獨自的政策理念。而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他拋開所屬政黨，乾脆加入既成內閣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舉動。在明治時期的政界曾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山縣有朋曾說，朝野的政治家中，沒拜訪過他家的只有頭山滿和犬養毅。舉例來說，和犬養毅同樣對藩閥政治抱有敵意的原敬卻主動接近山縣，以謀求自己勢力擴張。然而，犬養則一心行自身之道，甘願不辭辛苦地領導少數黨。
犬養毅的另一個特點是說話尖銳犀利，容易傷人。這與犬養意志倔強、疾惡如仇的性格不無關係。好友古島一雄眼見犬養總是因為失言而增加政敵，曾拜託他的夫人，要她在每次犬養離家前務必叮囑他要謹慎發言。
私生活上幾乎是無欲無求，對「不重要」之事物並不放在心頭。倘若用餐時端上來不喜歡的食物也決不抱怨，衣服則給何物穿何物。然而，遇到困難的人定會伸出援手：曾有一名在議會事務局工作的少年患了病，於是接其到自己家照顧，還給他安排了學校。對革命派的宮崎滔天等人也曾施以援手。後來在宮崎滔天的請求下，曾庇護過從中國來的孫文與蔣中正等人。宮崎滔天最早因為犬養與大隈重信關係密切而對他抱有警戒感，可後來在自家首次與之面會時，看到瘦瘦的犬養一手拿着煙草盆（一種兼具點煙和煙灰缸功能的器具）出現在自己面前、然後翹着二郎腿坐下、悠然地吸煙的樣子，令他直覺上判斷是自己喜歡的一類人。又據孫女、散文家安藤和津說，犬養十分討女人喜歡。
犬養毅能成為首相有幾個偶然因素。之前，犬養曾一度引退，寓居於富士見高原的山莊中。當時，他所率領的革新俱樂部在政壇每況愈下，在議會中的議席逢選舉就減少，到1925年，不得不決意與政友會聯合。其時，政友會黨首為陸軍軍人出身的田中義一。對此，尾崎行雄十分憤怒，指責犬養屈服於藩閥勢力，並表示要和他分道揚鑣。後來，犬養從加藤內閣中辭去職務，並同時辭去議員一職，從政界引退。然而，對於他的引退，家鄉岡山縣的選民無法接受。在沒得到犬養同意的情況下，就把他推舉為因其辭職而進行的補選的候選人。結果是犬養自己重新當選。後來，田中義一暴斃，鈴木喜三郎和床次竹二郎等人圍繞領導權問題展開激烈鬥爭，政友會幾乎陷於分裂。會內中和派此時為調和矛盾，推犬養出馬。犬養起初並不願意，好不容易才被說服。1929年10月，犬養正式出任政友會總裁，首次成為大黨黨首。
另一個偶然因素是當時的對立政黨、同時也是執政黨的立憲民政黨政權的瓦解。先是首相濱口雄幸在東京站遭到襲擊，結果因傷決定辭去首相一職。若槻禮次郎再次組閣，可到了1931年因九一八事變爆發，內閣陷入激烈爭執而被迫總辭職。就是在這樣的執政黨內閣出現困局的情況下，確立了將執政權讓給第一大在野黨的政治規則。同時，元老西園寺公望看到犬養有意通過與中國談判解決九一八事變問題，便向當時的昭和天皇推薦他成為首相。這時犬養毅已經77歲，被當時的報紙以「昭和的（齊藤）實盛」來形容。齊藤實盛系源平合戰時期的老將，曾將白髮染黑戰鬥。
接到天皇組閣的命令後，犬養立即解散議會實施總選舉。結果政友會議席數大幅提升。在獲得民眾的支持後，又起用高橋是清為大藏大臣，力圖扭轉經濟上的不振。高橋斷然實施黃金輸出禁止令和兌換停止令，並採取積極財政政策以圖轉變。這樣，日本的經濟開始徐徐走上復甦之路。在對外干涉上，九一八事變的處理十分棘手。犬養毅拒絕了軍部要求承認滿洲國的指示，而是利用自己的管道與國民政府進行交涉。他的解決方案是承認中國對東北地區的形式領有權，但日本要在經濟上實質性地支配東三省。犬養派他以前曾幫助過的記者萱野長知赴上海，擔當與中國進行談判的中間人。然而即便是這樣的方案也遭到日本激進勢力的大力反對。當時，任內閣書記官長者是對華強硬派森恪。他十分不滿犬養的溫和姿態，並以辭職相要挾。犬養和中國進行的是秘密談判，而正當談判進入膠着期時卻被森所察覺。據說，森當時曾把所得到的由萱野發給東京的電報撕碎。
另外，犬養也擔憂當時一些青年軍官的做法。他寫信給陸軍長老上原勇作，指出應該改變一下當時軍隊中的風氣。又上奏天皇，提出將30人左右的問題軍官免職。犬養曾透露其憂慮予芳澤謙吉（時任外相）和森恪。而後者直接報此事與軍部。軍部因此十分憤怒犬養干涉軍隊的做法。曾有人問犬養為何讓森恪任書記官長。犬養說「放着不管太危險，乾脆擱在手邊好了」。從上述事件來看，犬養的判斷未免過於天真。
1932年5月15日，犬養獨自在首相官邸休息，一名醫生來為他治療鼻子。此時，夫人、秘書、護衛均已外出。
體檢時，身體未檢出任何異常。犬養對醫生說，「全身查遍了也沒有異常，興許能再活個100年吧」。傍晚5時半左右，十餘名海軍青年將校和陸軍士官見習生強行衝入官邸。犬養毫不慌張，將諸人請至接待室。不久便聽見接待室內傳出「開槍！」的叫喊聲，然後是手槍射擊的聲音。侍女們趕到時看到犬養鼻子流着血，但意識尚清醒，說道，「把剛才開槍打我的人帶走。好好問問，聽他怎麼講」。可見到最後時刻他仍決心通過對話來說服對手。
後據傳，在兇手射擊前，犬養曾說「有話好好講」（話せば分かる），但殺手則冷冷地說「不必再說，開槍！」（問答無用、撃て!），然後便開槍。
晚10時左右開始大量吐血，但仍在鼓勵周圍的人，說，「此乃積在胃裡的血。勿擔心」。但之後傷情越見嚴重，最終於當晚11點26分死亡，時年77歲。此一事件後被稱作五一五事件。事件發生後，關於森恪可能是幕後黑手的謠言不絕於耳。據古島一雄的法庭證詞，當時趕到首相官邸的森恪樣子十分古怪。而且，森對反對犬養，時常監視其行動並通報給軍部也是事實。但由於到最後也沒弄清楚殺手是如何知道犬養的住所，森恪的共謀說始終未能被證實。但也有人認為，一來沒有確鑿的證據，二來森和犬養從年輕時就比較親近，不應是其所為。
5月19日於官邸大廳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參加儀式者眾多，其中還包括當時正在日本訪問的著名喜劇電影演員查理·卓別林，據說卓別林原是暗殺對象之一，但因與犬養毅之子犬養健前去觀看相撲而逃過一劫[2][3]。犬養毅的遺骨後葬於位於東京港區的青山靈園墓地。
五一五事件的兇手雖在後來經軍法會議審判，也只是以輕微的刑罰被處理來了事。數年以後，全員蒙恩獲得赦釋，轉眼間就分別在滿洲和華北任要職。即使槍殺現任首相也未能以死刑論處，此使得五一五事件有可能成為二二六事件的一個遠因。據當時海軍方面的軍法會議的判決長說，「給予死刑，似乎是當作殉教者處理，此不太好」。
事件以後，日本的政治家十分恐懼恐怖行徑，引起了一陣不批評、不反對軍方的風潮。報社大量刊登親軍方的報導，政治家們紛紛暗地裡購買私宅，就連當時的無產階級政黨都舉起了「建立人民和軍隊的統一戰線，打倒萬惡的資產階級」的標語。而昭和天皇又受隨後的二二六事件影響，開始自覺不刺激軍方。侵華日軍中，雖然石原莞爾等人不想進一步擴大侵略，但無人聲援此一主張。在犬養毅死後的幾年中，日本軍方勢力逐步控制日本政局，走上了全面侵略和對外擴張的道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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