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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祿（1922年8月16日—1964年5月14日），男，漢族，山東省博山縣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中共官方敘事中，因為其在中共蘭考縣委第二書記任上「為官清廉」、「勤奮工作」並於任上逝世，被當局稱為「縣委書記的榜樣」，並追認為「革命烈士」[1][2]，並大力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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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條目帶有過多宣傳主題的主觀意見的字眼而缺乏與之平衡的真實資料。 |
焦裕祿生在博山縣北崮山村[1]。焦裕祿的祖輩曾經發達，但到焦裕祿父親一輩，因不善經營，家道中落[3]。在祖父焦念禮的力主之下，全家節約開支供焦裕祿上學讀書，焦裕祿這才勉強上了4年小學[4]。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1938年日軍占領博山縣城，經常到北崮山村一帶掃蕩。這時，當地南古山村村民李星七組織了一支紅槍會，抗日自衛。16歲的焦裕祿那時已從高小輟學回家數年，也加入了這支紅槍會。1938年6月，日軍前來掃蕩，紅槍會組織數千人準備抵抗，但最前面一支隊伍剛交火便被日軍打死打傷二十多人，紅槍會部隊四散，從此這支紅槍會解體。焦裕祿到山裡住了兩天才敢回家[1]。
1939年，焦裕祿的父親與叔父分家，焦裕祿家有其父親、母親、哥嫂侄子六口人。除了種地，焦裕祿的哥哥到八陡村商店當學徒，焦裕祿擔扁擔、推小車掙錢。1940年，焦裕祿的家鄉收成不好，而日據政府捐稅又很重，焦裕祿便和父親一起賣油、賣菜、打鍋餅賣，冬季到黑山後煤窯做工。1941年，因家庭貧困且欠下外債，焦裕祿的父親上吊自殺[5]。
1942年6月24日，焦裕祿被漢奸抓住，叫他帶路去抓另一個人，但沒抓着[5][1]。隨後，焦裕祿被押上拉滿被抓中國百姓的汽車，拉到博山縣城西冶街趙家後門的日本憲兵隊，遭到憲兵隊用腳踢、用棍打、灌涼水，被打得無法行走[5]。焦裕祿在嚴刑逼供下承認和中國共產黨有聯繫，但其實他根本沒接觸過中國共產黨[1]。十多天後，焦裕祿等被抓百姓能走路了，日本憲兵隊又將他們集中到李家家廟。他們抵達時，李家家廟已關押有數千百姓[5]。
1942年12月初，焦裕祿等人被捆上汽車，拉到膠濟鐵路張店車站憲兵隊，關押一個多月後，又輾轉被押至濟南。焦裕祿等人在濟南的訓練所被訓練七天。在輪流接受身體檢查後，滿軍把焦裕祿等人交給撫順勞工招募所，每人發一套破棉衣，押上火車運往滿洲國，1943年2月被押到撫順大山坑煤礦當苦工。撫順煤礦當時被稱為「千金寨」，是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控制的最大煤礦。1943年6月，焦裕祿從煤礦跑出，逃到撫順消防隊一位姓鄭的老鄉處。1943年8月，焦裕祿通過鄭老鄉坐汽車到瀋陽買火車票回到家中[5][1]。
焦裕祿回到家鄉不久，鄰村夏莊以漢奸隊為名義成立了抗日隊伍。焦裕祿與叔家弟弟焦裕禎一同參加了該隊伍，分到第四連當兵。這支隊伍僅有二十多人，三四支破槍，每頓飯每人只能分得一個谷糠窩頭。三、四天後，焦裕祿在夜裡逃跑，躲進西山[1]。
1943年，焦裕祿夫婦帶着孩子逃荒來到江蘇省宿遷縣城東十五里的雙茶棚村，在早已逃荒來此的博山縣黃台村幾戶同鄉家住下[1][6]。焦裕祿給開飯鋪的張家擔水為生。半個月後，張家介紹焦裕祿到宿遷縣城東二里的園上村（2010年代為宿遷市宿豫區順河鎮雨露社區13組）地主胡家當僱工。此後焦裕祿在胡家當了兩年僱工，起初只是擔水、劈柴，後來成為胡家主人、商會副會長胡杰生的貼身傭人。胡家不但讓焦裕祿認字，還教焦裕祿做生意。焦裕祿還經常隨信佛的胡杰生到前大庵進香，常主動為前大庵打掃衛生[6]。
1945年7月間，新四軍占領宿遷縣，成立人民政權，工作人員接連開會，焦裕祿由此得知家鄉也解放了，於是焦裕祿等逃荒來的幾位同鄉便推着小車一起回到家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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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焦裕祿也自宿遷縣回到家鄉。當時，博山縣城仍在日軍占領下尚未解放，北崮山村成立了民兵連，支援解放博山縣城。民兵連的民兵隊長焦方開動員焦裕祿當了民兵。那時北崮山村有27個民兵，28支槍，100餘發子彈。民兵連抓漢奸，到敵占區偵察，碰到搶百姓糧食的地主還鄉團也打[1]。焦裕祿隨民兵連參加了解放博山縣城的戰鬥[7]。
1946年1月，經焦方開介紹，焦裕祿在北崮山村焦念禎家的一間老屋裡秘密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1]。不久，被派到博山縣八陡區武裝部任幹事[8]。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焦裕祿率領民兵參加了不少戰鬥[7]。此後，焦裕祿調到山東渤海區參加土地改革複查工作[1]。
1947年7月，為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挺進中原，中共中央華東局在山東解放區抽調幹部隨軍南下，崮山區武裝部選送了焦裕祿[7]。焦裕祿被調到屬於部隊編制的渤海區南下工作隊，集訓後被分配到淮河大隊一中隊任班長[4][8]。在1947年南下工作隊行軍途中，每當停下休息時，焦裕祿都會教戰友識字，或者表演山東快書。他還被中隊領導選中，參與排演反映地主階級殘酷剝削勞動人民的大型歌劇《血淚仇》。南下工作隊邊行軍邊演出《血淚仇》10多場[4]。
1948年初，焦裕祿隨渤海區南下工作隊進入河南省境內，抵達豫皖蘇區，隨後被分配到尉氏縣彭店區開展土地改革，焦裕祿任區隊指導員[8][7]。在區隊指導員任內，他多次率部剿滅土匪。1948年春，中國國民黨方面的鄢陵縣保安中隊長洪啟龍率部襲擾彭店區，也被焦裕祿率部打退[7]。
1948年9月，焦裕祿被任命為尉氏縣大營區副區長，抓鎮壓土匪和土地改革工作[8][9]。焦裕祿在發動群眾時，擅長自編或激昂或詼諧的打油詩，在土地改革、剿匪反霸鬥爭中都起了很大作用[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夏，焦裕祿被提升為中共尉氏縣大營區委副書記兼大營區區長[8][4]。1952年春，調任青年團陳留地委宣傳部部長。後任青年團鄭州地委宣傳部部長。1953年夏，任青年團鄭州地委第二書記[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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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6月，焦裕祿被抽調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籌建處工作[8][3]。最初他擔任該廠臨時公路總指揮，領導修建了一條自洛陽老城區通向工地的公路。期間他與其他黨員、團員讓出工棚給群眾住；他領導大家連夜修浮橋，興建了澗西大橋[3]。
1954年，洛陽礦山機器廠黨委決定選派焦裕祿和其他4人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焦裕祿小學只讀了4年，其他4人的情況也類似。哈爾濱工業大學首先為他們安排了速成課程，以使他們先達到高中文化程度，再編入本科班學習。焦裕祿等人發憤學習，終於補考通過。但在即將編入本科班學習時，洛陽礦山機器廠調整了培訓計劃，緊急將他們召回廠里[3]。
1955年春，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安排下，焦裕祿率領上過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班的4人以及另外其他12名職工到大連起重機器廠實習，焦裕祿任第二金工車間實習主任。在一年實習期內，焦裕祿努力學習並掌握了管理業務，提出了經營管理、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建議，在大連起重機器廠廠報上發表文章，並曾在廠里用二胡表演節目。大連起重機器廠黨委決定派兩位工程師到洛陽礦山機器廠工作，以換取將焦裕祿留在大連起重機器廠，但焦裕祿婉拒了這一決定[3]。
回到洛陽礦山機器廠後，焦裕祿任第一金工車間主任。1958年，第一金工車間設備仍未完全安裝到位，便接受了製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台2.5米卷揚機的任務。焦裕祿日夜吃住在車間，不迷信蘇聯專家，用靈活的土辦法解決了卷揚機製造中的許多問題，成功完成了任務，這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工業起步的里程碑之一[3]。1959年，洛陽礦山機器廠全面投產，焦裕祿調任該廠調度科科長[3][4]。在調度科科長任內，他經常深入各車間了解情況並解決問題，還幫助工人解決思想問題和家庭困難[4]。
因工作過度勞累和飲食不規律，焦裕祿患上肝病，廠黨委多次動員他住院治療，但焦裕祿一直帶病堅守工作崗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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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為吳芝圃）的領導下，河南省在1958年「大躍進」中連放衛星、大刮浮誇風，隨後在三年困難時期成為困難最為嚴重的省份之一，大批群眾餓死。大批飢餓的農民逃荒，農村形勢不穩，農業生產低落。1962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調焦裕祿任中共尉氏縣委副書記[8][4]。1962年12月起，調往蘭考縣，任中共蘭考縣委第二書記[8][7]。當時，中共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想讓焦裕祿接替王金壁直接任縣委書記，但是遭到一些人反對，所以在縣委書記空缺的情況下，焦裕祿一直擔任縣委第二書記至一年後在任上去世，始終未接到「縣委書記」的正式任命[10]。
在焦裕祿上任前，河南省和蘭考縣政界內鬥已極其嚴重。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後，中共蘭考縣委門口貼了張大字報，揭發中共蘭考縣委組織部長孫躍堂利用職權霸占一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並和自己妻子離婚，在那位軍人復員回鄉後，孫躍堂捏造罪名將他關進監獄。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的有200餘名蘭考縣幹部。當時，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省委秘書長戴蘇理、省委組織部部長趙文甫等人是一派，在反右運動中，趙文甫到蘭考縣把200餘名揭發孫躍堂的幹部全劃成右派。中共蘭考縣委副書記、蘭考縣縣長張欽禮反對趙文甫這種做法，被趙文甫「內定中右，限制使用」。而孫躍堂卻升任中共東明縣委副書記。在吳芝圃的領導下，河南省右派數量全國最多。在「大躍進」中，吳芝圃、戴蘇理、路憲文（中共信陽地委書記）等人大刮浮誇風，打擊迫害河南省內反對浮誇的幹部，並在三年困難時期隱瞞群眾大批餓死的情況。1960年12月上旬，張欽禮冒險到北京上訪，使周恩來了解了河南省的嚴重情況。1961年6月，吳芝圃被免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職務，中央派劉建勛接任。劉建勛為一批遭吳芝圃迫害的幹部如潘復生（河南省省長）、楊珏、王庭棟、邢照堂、陳冰之、張欽禮等人平反，但沒有撤銷吳芝圃派系幹部的職務[11]。
焦裕祿上任時，正是蘭考縣困難最嚴重之時，該縣火車站每天擠滿外出逃荒乞討的災民[8]。當時蘭考縣正在遭受內澇、風沙、鹽鹼這「三害」，糧食產量已降至歷史最低水平[8][7]。為改變蘭考縣的面貌，焦裕祿抽調20名幹部、老農、技術員組成了一支三結合的「三害」調查隊，在蘭考縣展開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探流沙的調查研究。焦裕祿率領大家行走五千多里，查清了全縣風口84個，逐一編號並繪圖。1963年9月，焦裕祿調查總結了群眾的抗災救災經驗，在蘭考縣推廣「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幹勁，雙楊樹村的道路」[7]。他在蘭考縣推廣種植抗鹽鹼、抗風沙的泡桐[4]。1963年秋，蘭考縣連下13天雨，全縣11萬畝秋糧歉收、22畝秋糧受災，焦裕祿組織全縣幹部群眾救災，還率幹部進村查訪，為受災群眾將政府的救濟糧款送上門[7]。
前任縣委書記王金壁在任末期，正逢中央在全國推行「民主補課」，以糾正「大躍進」中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但王金壁藉機排斥異己，命令2000餘名基層幹部參加「民主補課」學習班。焦裕祿一到蘭考縣便發現了已獲平反但仍受王金壁排擠的張欽禮。在張欽禮建議下，焦裕祿給抵制浮誇風、共產風的這2000餘名蘭考縣幹部平反。在焦裕祿領導下，張欽禮又奉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規劃[11]。
焦裕祿帶頭反對幹部特殊化。一次他發現自己的孩子看戲沒有買票，隨即對全家開展了一次不能搞特殊化的教育，並將戲票錢送交戲院。此後他建議中共蘭考縣委起草通知，禁止任何幹部搞特殊化，不准任何幹部及其子弟看「白戲」[7]。焦裕祿到蘭考縣後，建議城關鎮將城內的大水坑改為魚場，半年後城關鎮魚場為感謝焦裕祿的指導，將10多條活魚送到他家，被焦裕祿悉數退回。一次國家撥給蘭考縣一批救濟棉花，救災辦公室見焦裕祿穿的棉襖全是補丁，乃給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3斤棉花票做新棉襖，被焦裕祿堅決退回。1963年春節，蘭考縣肉類和副食供應仍很緊張，中共蘭考縣委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給焦裕祿家送來幾斤肉。在得知這肉僅送給縣委幾位領導後，焦裕祿拒絕接受，並囑咐以後不要單獨照顧領導[4]。
焦裕祿夫婦因贍養兩位老人（雙方的母親）並養育6個子女，有時還接濟困難群眾，所以家裡經濟很緊張。1964年春節前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焦裕祿找到蘭考縣縣長程世平借路費，以便全家回家鄉看望母親。那天焦裕祿僅穿了一件棉襖，連秋衣也沒穿，程世平問起才得知焦裕祿家沒布票，手頭也緊，但他從未要求縣委照顧。焦裕祿有兩個侄子，高中畢業後在山東家鄉務農，多次寫信請焦裕祿幫助找工作，都被焦裕祿拒絕。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鳳初中畢業未考上高中，在家待業，焦裕祿不讓女兒靠自己權力獲得工作，後來焦守鳳到蘭考縣食品加工廠當臨時工，焦裕祿還專門找到廠長要求把她安排到工作辛苦的醬菜組，不要特殊照顧[4]。
焦裕祿任縣委書記後，縣裡有秘書、通訊幹事，但焦裕祿儘量自己寫工作總結、講話、調查報告等。他主持並起草了《關於治沙、治鹼、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設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澇治鹼方案》等治理「三害」的文件，並親自寫出了《關於鹽鹼地的普查報告》、《一個七季受災的特重災隊，今年生產一片繁榮景象的調查報告》等調研文章。臨終前在病床上他還在撰寫《蘭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一文。他寫的文章文風樸實，注重事實，善於發掘，常被報紙、電台採用[4]。
1964年春節剛過不久，焦裕祿派縣委通訊幹事劉俊生到《河南日報》社向總編輯劉問世詳細地介紹了蘭考除「三害」的情況和焦裕祿的專版報道建議，獲得省委領導批准後，焦裕祿主持召開了骨幹通訊員會議研究撰寫專版的通訊、文章。3月21日，焦裕祿和縣委辦公室幹事張思義騎自行車去三義寨公社檢查工作落實情況，肝痛時無力騎自行車，他就推着走[7]，這是最後一次下鄉。3月23日縣委派人送焦裕祿去開封治病。出了診斷結果後，開封地委領導決定送他到鄭州的醫院再行診治。在鄭州市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住院。鄭州的醫生要他轉院到北京。北京醫院專家會診，表示他的生命最多還有20多天的時間。這樣，焦裕祿又被送回到鄭州的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1964年5月10日，在鄭州市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發出《病危通知書》。5月13日河南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張健民、省委副秘書長苗化銘和開封地委組織部長王向明到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代表組織探望，焦裕祿問自己的病情：「我的病到底還行不行?」但領導並沒有明確回答。[12]省市領導走後，焦裕祿問縣委副書記張欽禮：「我的病咋樣？為什麼醫生不肯告訴我呢？」一連追問了幾次，張欽禮最後不得不說：「這是組織上的決定。」聽了這句話，焦裕祿點了點頭，鎮定地說道：「呵，那我明白了……」焦裕祿從懷裡掏出一張自己的照片交給張欽禮，並遺言：「現在有句話我不能不向你說了，回去對同志們說，我不行了，你們要領導蘭考人民堅決地鬥爭下去。黨相信我們，派我們去領導，我們是有信心的。我們是災區，我死了，不要多花錢。我死後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們把沙丘治好！」[13]1964年5月14日9時45分病逝，享年42歲[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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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穆東起回憶：「我原在省委組織部作幹部保健工作。焦裕祿住院的時候，我和他在一起……。就在他已經知道自己的病是不治之症的時候，仍然念念不忘蘭考。他不止一次要求：『我死了，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們把沙丘治好。』」[14]
5月14日焦裕祿病逝後，河南省委確定，按好的縣委書記待遇，把焦裕祿安葬在鄭州革命公墓（南數第4排、西數第10個）。5月16日，焦裕祿追悼會暨安葬儀式在鄭州革命公墓舉行。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省委組織部部長張健民，開封地委、洛陽礦山機械廠和尉氏縣、蘭考縣代表，開封地區除蘭考外各縣縣委書記，焦裕祿的夫人徐俊雅、長女焦守鳳、長子焦國慶，焦裕祿母親李星英等出席。追悼會由曾任過蘭考縣委書記的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程約俊主持，曾在尉氏縣委、洛礦和開封地委任過焦裕祿領導的趙仲三致悼詞。
1964年8月7日，河南省委第二書記文敏生在省三干會上講話說，「原縣委第一書記焦裕祿同志，風格高，有英雄氣概。他臨死的時候告訴縣委的同志說，沙鹼沒治好，死不瞑目，死後要把他埋在沙丘上。」[15]
1965年12月9日，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周原到蘭考採訪，從縣委新聞幹事劉俊生口中獲取了焦裕祿的典型線索。周原趕到鄭州向新華社副社長穆青和總社國內部工業組組長馮健匯報，穆青當即決定改變原定計劃，率記者於12月17日赴蘭考採訪。穆青返京前在鄭州向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匯報了焦裕祿事跡。1966年2月1日，河南省民政廳批覆了蘭考縣委、縣人委1月30日上送的請示報告，同意授予焦裕祿同志革命烈士稱號。[7]。1966年2月2日，河南省委研究決定，將焦裕祿墓遷回蘭考。[15]1966年2月6日，署名穆青、馮健、周原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由新華社發表。1966年2月7日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了這篇通訊[8]。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向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焦裕祿學習》以及長篇報道《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7]。劉建勛派河南省人民委員會秘書長趙啟平赴蘭考選址，縣委副書記張欽禮說，有一次，老焦領他到縣城北的廢黃河故堤「土牛」察看風沙，焦裕祿登高四顧，高興地說這個地方真好，站得高，看得遠，可以清楚地看到風從哪裡起，沙從哪裡落，將來我死了，要是能埋在這裡多好！堪址的眾人前往「土牛」察看，都認為葬在這裡既符合焦裕祿心願，又便於日後瞻仰管理，遂將此處定為焦裕祿墓地。縣財委主任趙甫坤負責平整墓地，機關幹部和群眾踴躍參加，10天削去「土牛」頂部五米，向南推土8200立方米，平整面積1100平方米，在墓區北側按鄭州革命公墓焦裕祿墓的規格開掘基坑，用磚砌成2.7米長、1.1米寬、1.3米深的墓坑，墓區邊長10米，內地基抬高30厘米，周圍用青磚砌起1.2米高的花牆。蘭考縣民政局幹事劉國華到鄭州革命公墓起靈，經請示確定對棺材進行加固處理，按傳統工藝，用皮灰、瀝青和膠熬製黏合材料，填補黏合了棺木兩頭的「堵頭」和下面的墊板破損開裂處；棺材用新木板托底，又在中間和兩頭加了3道鐵箍，最後刷了朱漆。遷墓安葬儀式改為2月26日上午舉行。當天中午，鄭州鐵路局向蘭考發出掛有四節車廂的專列，一節載有劉建勛率出席省三干會的省、地和有關部門領導同志，一節載有焦裕祿靈柩和護靈的妻子徐俊雅、長女焦守鳳、長子焦國慶等家屬，一節載有鄭州國棉三廠的軍樂隊，一節載有花圈和工作人員。車頭前掛着飾有黑紗的焦裕祿遺像，車廂兩旁貼着「向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學習」的巨幅標語。蘭考縣上萬群眾自發上街，披麻帶孝為焦裕祿送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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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領導幹部要學焦裕祿》[17]。1990年春夏之交，穆青、馮健、周原再訪蘭考縣，同基層幹部群眾交談，采寫了《人民呼喚焦裕祿》報道，發表在1990年7月9日《人民日報》，反映了幹部群眾懷念焦裕祿、懷念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這篇報道引起了很大反響。例如時任中共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讀了《人民呼喚焦裕祿》報道，填寫《念奴嬌·追思焦裕祿》詞發表在1990年7月16日《福州晚報》[18]。
1990年6月15日，鄧小平為紀實文學《焦裕祿》（華夏出版社出版）題寫書名。該書還收錄了陳雲、宋任窮為紀念焦裕祿逝世26周年的題詞以及董必武、郭沫若為焦裕祿所作詩詞[19]。1991年2月9日，江澤民來到蘭考縣向焦裕祿陵墓獻花圈，並會見了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及其子女，題詞：「向焦裕祿同志學習，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19]。1994年5月、2003年12月，胡錦濤先後兩次視察蘭考縣。1994年5月，胡錦濤到鄭州參加焦裕祿同志逝世30周年大會，並且為「焦裕祿同志紀念館」落成剪彩暨焦裕祿銅像揭幕，還在蘭考縣接見了焦裕祿後人[19][20]。
2009年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蘭考縣調研，參觀焦裕祿紀念園[21]。他在蘭考縣的焦家小院和焦守雲等焦裕祿的女兒座談[20]。同年焦裕祿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22]。2014年3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蘭考縣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參觀焦裕祿同志紀念館，次日在講話中要求黨員、幹部把焦裕祿精神作為一面鏡子，努力做焦裕祿式的好黨員、好幹部[21]。在焦裕祿同志紀念館，習近平還接見了焦守雲等焦裕祿的5個子女[20]。
- 第一任妻子：與焦裕祿育有一女焦守鳳。後雙方離婚。
- 第二任妻子：徐俊雅，與焦裕祿育有三子二女[23]
- 長子：焦國慶，1951年10月1日生，因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故得名「國慶」。1967年入伍到駐山區的瀋陽軍區某部，此後在該部隊農場勞動4年，歷任「董存瑞班」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副團長。1989年因病轉業回到地方，安排在河南省開封市地稅局工作，後退休[23][25]。
- 次女：焦守雲，1953年生。1968年入伍當兵，1973年當選為中共十大代表，1978年轉業到鄭州科技部門工作直到退休。她還曾當過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手[25]。
- 三女：焦守軍，1955年生於大連，1972年入伍，在昆明軍區某通信總站二營當兵。1978年才提為幹部報務員。1979年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立個人三等功，1980年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1984年參加兩山輪戰，立集體三等功。1985年6月昆明軍區與成都軍區合併整編成新的成都軍區，她和丈夫朱新民都到成都軍區工作，焦守軍在某部檔案室任職。1987年，焦守軍要求到成都軍區檔案館當了普通的檔案助理員。在成都軍區檔案館工作17年，多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多次受嘉獎，立三等功。朱新民後升為少將[26][25]。
- 次子：焦躍進，1957年生，焦裕祿子女中唯一從政者。早年當知青，後放棄回城，擔任蘭考縣東壩頭鄉黨委書記。2001年任杞縣縣長，一度因到北京為杞縣推銷大蒜而聞名全國，被杞縣群眾譽為「大蒜縣長」。後任開封市政協主席。2024年2月12日，焦躍進因病在開封去世，享年66歲[23][27][25][28]。
- 三子：焦保鋼，1960年生，長期在公安部門工作，多次立功受獎。後任河南省公安廳督察處幹部。2013年，因積勞成疾，腦出血昏迷8個月後病逝[25]。
- 孫女：焦力，1992年生。2013年畢業於貴州大學後參軍。2017年底，調入駐港部隊，任某合成旅儀仗排排長。[29]
- 主題黨校
- 紀念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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