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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是指通過不確定周期的游居遷徙的方式反覆更換牧地，管理一種或幾種食草牲畜而獲得生活資源的畜牧生產方式。牧民、畜群和天然牧草是形成游牧的基本要素，移動則是游牧自成體系的聯繫紐帶。真正的游牧民族不遵循規則的運動方式，這一點區別於有固定的季節性牧場的移牧[1]。但是通常無法觀察到這兩者的區別，「游牧」適用於兩種情況——在歷史上往往無法弄清楚移居的規律。放牧的牲畜包括牛、水牛、美洲駝、綿羊、山羊、馴鹿、馬、驢、駱駝中的一種或多種動物。游牧通常在耕地少的地區進行，特別是在歐亞大陸農業區以北的草原地區[2]。全世界估計有三到四千萬游牧民，大多數人生活在中亞、北非和西非的薩赫勒地區，例如富拉尼人、圖阿雷格人和圖布人，還有一些生活在中東，如傳統貝都因人，以及非洲其他地區，如尼日利亞和索馬里。如果在兩個連續的放牧期之間不能完全恢復土地，那麼不斷增加的牲畜數量可能會導致一個地區過度放牧和荒漠化。越來越多的土地圍欄減少了此類土地數量。各種退化原因影響牧場的程度大小存在大量不確定性，已確定的原因包括過度放牧、採礦、農業開墾、蟲害和齧齒動物、土壤特性、地質構造活動和氣候變化[3]。同時，有人堅持認為某些問題（例如過度放牧）可能被誇大了，而其他一些因素（例如氣候變化、採礦和農業開墾）則可能被低估了。在這一語境下，與非生物因素相比，人類行為對草原的長期影響也存在不確定性[4]。
游牧是新石器革命和農業興起的結果。在新石器革命中，人類開始馴養動植物作為食物，並開始形成城市。游牧者通常與這種定居的文化共存，用動物產品（肉、皮、毛、奶酪和其他動物產品）從定居者手中換取他們無法生產的製成品。亨利·弗萊施初步認為，黎巴嫩新石器時代牧羊產業或許可追溯到後舊石器時代，且可能已存在於貝卡谷地的首批牧羊文化之一[5][6]。安德魯·謝拉特（Andrew Sherratt）證明「早期的農業人口主要將牲畜用於肉食，並且隨着農業逐漸適應新條件，特別是在半乾旱地區，人們探索了其他用途。」[7]。
過去人們曾認為，游牧民族在考古學上沒有留下痕跡或處於赤貧狀態，但是這一看法已受到了挑戰[8]，對於許多古代歐亞游牧民來說，情況並非如此。游牧地點的識別基於以下幾點：位置在農業地區之外，沒有穀物或穀物加工設備，有限且具特色的建築，大量的綿羊和山羊骨頭以及與現代游牧民族的人種學近似[9]。朱里斯·扎林斯提出，游牧活動是在公元前6200年的氣候危機之後開始的一種生活方式，當時，製作哈里夫陶器的狩獵採集者在西奈半島與許多前陶器時代B的農耕者融合，形成了Munhata文化[10]，這是一種以動物馴化為基礎的游牧生活方式，發展為Yarmoukian文化[11]，然後進一步發展為環阿拉伯游牧文化群，並傳播原始閃米特語言[12]。
在青銅時代中亞，游牧人口與小米和小麥的早期傳播有關，該地區後來成為絲綢之路的中心[13]。到中亞的中世紀時期，游牧民族的飲食體現出了同位素多樣性，這表明了多種生存策略和生產方式的共同存在[14]。
通常，傳統的游牧民族形成了季節性的遷徙模式。北半球正常游牧周期的一個例子是：
在該例子中移動距離約為180-200公里。每年在同一地點建立營地，通常在這條遷移路線的至少一個地方建有半永久性住所。
在一些亞區如乍得，游牧周期如下：
歷史上，游牧遍及地球上較為貧瘠的地區：在低降雨地區，例如貝都因人居住的阿拉伯半島以及索馬里人居住的東北非洲（其中駱駝、綿羊和山羊最為普遍）[17]；在氣候惡劣的地區，例如北歐和俄羅斯，移牧也很常見，如薩米人、涅涅茨人和楚科奇人。全世界估計有三到四千萬游牧民[18]。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在沙特阿拉伯（可能少於3％）、伊朗（4％）和阿富汗（至多10％）等國家中占重要地位，但呈下降趨勢。除了利比亞和毛里塔尼亞外，他們在北非國家的人口占比不到2％[19]。
自史前晚期以來，歐亞大草原一直是游牧民的主要居住地，以他們周圍的定居社會賦予的名字而為人所知，包括青銅時代的原始印歐人和稍微的原始印度-伊朗人、斯基泰人、薩爾馬提亞人、辛梅里亞人、馬薩革泰人、阿蘭人、佩切涅格人、庫曼人、欽察人、塞迦人、葛邏祿人、月氏、烏孫、羯、匈奴、鮮卑、契丹、潘諾尼亞阿瓦爾人、準噶爾、突厥人。
蒙古國、俄羅斯和中國的蒙古人以及東歐和中亞的韃靼人或突厥語民族曾是游牧民族，他們在條件嚴酷的歐亞大草原上進行游牧或移牧生活。這些人群中的一部分一直到今天依然是游牧的。在蒙古，約40％的人口繼續過着傳統的游牧生活方式[20]。在中國，約有500多萬牧民生活在牧區，1100多萬人生活在半牧區，也就是說游牧或半游牧人口總數超過1600萬，他們一般生活在偏遠、分散和資源較為貧乏的社區[21]。
在尼泊爾喜馬拉雅的中部山區，生活在海拔高度2,000米以上的人們實行移牧和游牧，這是因為陡峭的山坡、較低的溫度和有限的灌溉條件使得定居的農業無法達到足夠的生產力。夏季牧場和冬季牧場之間的距離可能很短，例如在博克拉附近，海拔約800米的山谷不到20公里。可以從安納布爾納峰喜馬拉雅山下方的高山牧場出發，或者距離可以達到100公里或更長。例如，在博克拉附近，海拔約800米的山谷距離安納布爾納峰下方的高山牧場不到20公里。
在博克拉以西100公里的拉布蒂專區，西馬嘉族帶領他們的牧群在印度稍北的冬季牧場和道拉吉里峰南坡的夏季牧場之間遷徙。在尼泊爾西部偏遠地區，居住在多爾波和北部其他山谷的藏族在冬季帶領牧群遷徙至西藏雅魯藏布江上游平原[22]。
游牧的薩米人是芬蘭、瑞典、挪威的北部和俄羅斯科拉半島的原住民，他們實行以馴鹿為基礎的移牧生活。在14和15世紀，馴鹿的數量減少到薩米人無法僅依靠狩獵生活，一些按照家庭血統組織起來的薩米人成為了馴鹿的牧民。每個家庭都有其傳統領地，每個季節大約在同一時間在此放牧。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只有小部分薩米人仍依靠馴鹿放牧生活。與歐洲其他地區一樣，移牧現象正在消亡[22]。
西班牙的梅斯塔榮譽會是移牧從業者同業公會，在中世紀卡斯蒂利亞王國的經濟和政治方面一度非常重要。梅斯塔對小農作出限制，以便保證穿行山谷的牧群的通行權[23]。
1920年，伊朗人口中有四分之一為游牧民，從1920至2008年該比例逐漸減少[25][26]。20世紀60年代，游牧部落的牧場被收歸國有。根據UNESCO的數據，1963年伊朗全國的2100萬人口中有200萬游牧人口，即占比9.5%[27]；儘管20世紀伊朗的游牧人口經歷了大幅減少，但今天伊朗依然是全世界游牧人口數量最大的國家之一，7000萬人口中有150萬人游牧[28]。
哈薩克斯坦傳統上主要的農業活動是游牧[29]。斯大林時期蘇聯農業集體化政策遭遇了大規模反抗，造成大量損失，許多牲畜被沒收[30]。哈薩克斯坦牛的數量從700萬下降至160萬，綿羊數量從2200萬下降至170萬。1932年蘇聯大饑荒造成了150萬死亡，即當時哈薩克斯坦人口總數的4%以上[31]。
20世紀50和60年代，中東地區的大量貝都因人開始脫離傳統的游牧生活，定居在城市裡。埃及和以色列的政策、利比亞和波斯灣的石油生產，以及對更高的生活水平的期望，有效地使大多數貝都因人成為各國的定居公民，而非不受國境線約束的游牧民。一個世紀以前，游牧的貝都因人仍占所有阿拉伯人的10%，而今天這一比例僅為1%[32]。
毛里塔尼亞於1960年獨立之時還基本上是一個游牧社會。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薩赫勒旱災給這個85%的居民為游牧民的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問題。今天該國僅有15%為游牧人口[33]。
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前，阿富汗約有200萬游牧的古支人；大多數專家認為到2000年這一數量已極大下降，可能降低了一半。嚴重的旱災在一些地區摧毀了80%的牲畜[34]。
由於不穩定的降雨和泛濫的沙漠蝗蟲，尼日爾在2005年遭遇了嚴重的糧食危機。在尼日爾1200萬人口中占20%的游牧民族如圖阿雷格人和富拉尼人在糧食危機中遭受了沉重打擊[35]。馬里的游牧民同樣受到了波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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