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

流放，又稱流刑、放逐，是一種強迫他人流亡的刑罰，古時世界各國都有這種刑罰，流放地通常是離島或極為偏遠的地方，使被流放的人難以返回原定居或活動之處。如大英帝國時常流放罪犯到澳大利亞、俄羅斯帝國則多將異議分子遷徙至西伯利亞，日本幕府將軍則多流放公卿、武士到北海道或佐渡島、隱岐島。中國，清初多流放罪人至東北盛京、寧古塔、尚陽堡，中葉以後則常常是伊犁或烏魯木齊。

流放的記載很早，《尚書·堯典》稱：「流宥五刑」、「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1]。《尚書》又稱：「成湯伐桀，放於南巢」。秦朝之前，流放的期限是12年到無期；南北朝時期改成了最長6年,分近中遠三種距離；唐朝以後縮短為3年（原犯反逆死罪除外）。宋朝以2年為基數，最多可罰至6年、女性可免(通常新帝即位犯小罪者可獲回中原)。

清初多流放罪人至東北盛京、寧古塔、尚陽堡，尤以漢人居多。順治十二年（1655年）以「寧古塔地遠嚴寒，至其地者九死一生」，改為「將遼東各地量其遠近，酌罪輕重，以為徙所。」但順治十四年（1657年）南闈科場案發，方拱乾舉家數十口判徙寧古塔。

流放是生死搏鬥的歷程，罪犯身心皆承受極大痛苦，多病死途中。清代刑律規定「限日行五十里，若三千里限二月；二千五百里限五十日；餘準是。」流人每天的食物，均由當地政府供給，犯人經常受到擔負遞解任務的解役兵丁肆意虐待，動輒遭受打罵。即便抵達戍所，貧苦、飢餓等一再威脅性命。吳兆騫在給其母的信中說：「寧古寒苦天下所無，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風如雷鳴電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陰雨接連，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盡凍。雪才到地即成堅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但也有不少文士，天性樂觀，不以放逐為惡，在當地從事教育事業，如清初因通海案放逐至寧古塔的楊越，「伐木構室，壘土石為炕，出餘物易菽粟。民與習，乃教之讀書，明禮教，崇退讓，躬養老撫孤。」^[2]依《大清會典事例》，清初遣戍東北，有捐馬、修城、認工等放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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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流放地點

房陵郡/房州（今湖北十堰）：趙國末代國君趙幽繆王、唐高宗太子李忠、唐太宗女高陽公主、房玄齡之子房遺愛、唐中宗李顯、唐殤帝李重茂、後周恭帝柴宗訓、北漢後主劉繼元、宋太祖三弟趙廷美曾被放逐於此。
黔州（今重慶彭水）：唐太宗太子李承乾、唐朝開國重臣長孫無忌、唐高宗太子燕王李忠、唐高祖之子霍王李元軌、唐太宗第十四子曹王李明曾被放逐於此。
朔方（今陝北、寧夏一帶）：東漢經學家馬融、文豪蔡邕曾被放逐於此。
交趾/交州（今越南北部）：公孫瓚年輕時的上司北平太守劉其、東吳大臣虞翻、張昭的次子張休、顧雍的孫子顧譚、王勃的父親王福畤曾被放逐於此。東吳權臣孫綝被殺前曾乞求吳帝孫休允許自己免死流亡此地，西晉大臣石崇在被押赴東市處斬前亦曾一度以為自己將會被流放於此(褚遂良一家曾被發配愛州)。
海南島：唐代名臣韓瑗、韋執誼、李德裕，宋代名臣盧多遜、丁謂、李綱、趙鼎，北宋文豪蘇軾、南宋武將折彥質曾被放逐於此。
沙門島（今長山列島，屬山東煙臺）：北宋主要的罪犯流放地之一，《水滸傳》中的盧俊義和裴宣曾被判決流放此地。
尚陽堡（已被水庫淹沒，遺址在今遼寧鐵嶺）：有明一代及清代早期主要的罪犯流放地之一，于謙的政治盟友華蓋殿大學士陳循、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左懋泰、《古今圖書集成》總編翰林編修陳夢雷、研製連珠銃的翰林侍講戴梓曾被放逐於此。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亂後，下令「凡附屬吳三桂之滇人，悉配戍於尚陽堡。」
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清代前期主要的流放地之一。曾為渤海國的上京龍泉府，清朝在攻取新疆前設定其為罪犯流放地。鄭芝龍全家以及清初文人張縉彥、吳兆騫、方拱乾等曾被放逐於此。
烏魯木齊（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紀曉嵐曾被放逐於此，這段經歷亦成為了《閱微草堂筆記》的靈感來源。
伊犁（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班第、永常、兆惠攻下準噶爾汗國，將新疆納入清朝版圖後，也成流放的熱點。清代後期，許多重臣皆曾經被流放至此，如抗毒名臣林則徐。後來許多小說都有此地為流放的場景（如瓊瑤小說的《雪珂》、《還珠格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