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惠祥（1901年6月1日—1958年2月13日），福建晉江（今泉州市石獅市蚶江鎮）人，亦設戶籍於臺灣台北[6]，中國人類學、民族學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擅長民族田野調查，20世紀上半葉曾經就台灣原住民、東南亞馬來人進行調查，也是廈門大學最早的一批畢業生和教師、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和人類學專業的創始人和奠基人。
| 林惠祥 | |
|---|---|
| 性別 | 男 |
| 出生 | 1901年5月3日 大清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 |
| 逝世 | 1958年2月13日（56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廈門市 |
| 墓地 | 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廈門大學內五老峰前[1] 24.4465531°N 118.1001058°E |
| 國籍 |  大日本帝國（1901年－1927年[2]，自行放棄）中國（1901年－1958年） |
| 別名 | 聖麟、石仁、淡墨[3] |
| 民族 | 漢族 |
| 教育程度 | 人類學碩士[2] |
| 母校 | 廈門大學 菲律賓大學 |
| 職業 | 學者 |
| 研究領域 | 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 |
| 作品 | 《台灣蕃族之原始文化》（1930年） 《世界人種志》（1934年） 《民俗學》（1934年） 《文化人類學》（1934年） 《神話論》（1934年） 《中國民族史》（1936年）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1957年－1958年） |
| 信仰 | 無 |
| 配偶 | 黃瑞霞（遺孀）[4] |
| 兒女 | 林華水（兒子） 林華明（女兒）[3] |
| 親屬 | 林毓鑒（父親） [5]:246-248 |
生平
其曾祖父林恭瞻（1792－1873）是清朝的明經進士，高祖林寬寶（1816－1860）在鴉片戰爭前後最早來到臺灣鹿港，從事航海貿易，家道頗為殷實，但是年僅44歲就去世。高祖的胞弟林岳亭帶領五個孩子遷居台灣繁衍，還曾在戴潮春事件中因軍功受賞。後來，林惠祥祖父林信羽（1844－1870）帶着胞弟林哲焙和兩個兒子渡台遷居鹿港，但是不幸早逝。夫人紀為娘在丈夫去世後單獨撫養孩子，清宣統元年（1909年）被誥授「旌節孝」。林惠祥的父親林敏方（一名林毓鑒，見下文）出生於1869年，由母親撫養長大。林家世代在台灣行商，家眷留在泉州，這時已經家道中落。甲午戰爭後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民眾改隸日籍，林父因此具有日本國籍。[5]:246-248
1901年5月3日，林惠祥出生於福建省晉江縣蓮棣鄉（今石獅市蚶江鎮蓮東村）。林父長子早殤，得此子而格外高興。出於閩台貿易需要日語的考慮，林父將林惠祥帶到日本人創辦的福州東瀛學堂，後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在校期間他不僅成績優異，還閱讀了很多舊小說，後來自己回憶道「中文進步頗速，蓋全由此」。雖然日本校長橫尾廣輔對他極為賞識，引薦他到日本商行工作，但他婉拒了這一要求。此後他認識了一位擅長古文的新同學，他在家一邊學習古文一邊研習英文，並最終考入英語授課的青年會中學。一學期結束後，他在班級里名列前茅，但覺得學校進度太慢，且父親經營困難，因而退學自學，父親頗為惋惜。此後，橫尾廣輔推薦他回母校東瀛學堂教漢文，又勸說他赴日留學，並願意聯繫臺北板橋林氏予以資助，但林惠祥出於民族自尊心拒絕了這些邀請。不久，林父見福州商業蕭條，遂回到了台灣，林惠祥在臺北給富商記賬。[7][5]:249
在福州時參加了1919年《台灣文藝叢志》第八期徵文，發表自己歷史學第一篇論文《韓信論》，被選為首名，自言：「余以此益自負，常着一領舊長衫，往福州城內舊書肆，選購舊板古詩文集。」[6]
1920年，他在遠嫁菲律賓的表妹的建議下，來到馬尼拉親戚開的米廠任書記，平時自學社會學。一年後聽聞陳嘉庚創辦廈門大學免除學膳費用，自菲律賓回國，但是由於回國太晚考試逾期且補考數理不合格，最初只能做旁聽生，一學期後轉為特別生，兩年後轉入社會學系，1926年畢業，是當年該系唯一一名畢業生，畢業證書編號為第一號[6][8]。在校期間曾兩次獲得甲等獎金，併兼廈門中華中學史地教員[3]。畢業後留校任教，任廈門大學預科教師。1927年在廈門大學國學院風潮後辭去職務[9]，自費到菲律賓大學人類學系深造，師從美國考古學與民族學家拜耶。1928年提前畢業回國，被聘為廈門大學文學院特約著作員，由於陳嘉庚生意遇到困頓，廈門大學的經費受到壓縮，同時蔡元培在南京準備組建中央研究院，遂應召到南京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組任助理員。[3][5]:249-251
1929年，父親林毓鑒在台北病逝，葬於台北西北面的觀音山，蔡元培為其父作挽語「典範猶在」。蔡元培身兼中央研究院院長和民族組長，讓他在奔喪期間調查台灣原住民（當時稱番族）。林惠祥化名林石仁，以中華民國護照裝扮成商人渡海奔喪。期間深入台灣東部山區，調查台北圓山遺址和台灣原住民民俗。同年7月到達台北，25日調查台北南面的泰雅人烏來社，8月12日到台北市北面的圓山考察石器時代遺蹟，後到台北西南角板山繼續調查泰雅人，8月23日啟程自台北到台東，台東西北的卑南人和鄰近的阿美人，北上花蓮考察泰雅族諸番社，於9月11日回到台北；9月14日自台北南下彰化縣濁水溪畔的二水鄉，訪問邵人水社。在台東時，他曾向日本警方請求到蘭嶼上調查雅美人，日方懷疑其是中國間諜並跟蹤守候，但由於林沒有原路返回遂無事。1930年，林惠祥回國後在上海出版《台灣蕃族之原始文化》，為中國人在台灣原住民研究的第一部系統著作。同年因為與凌純聲不和離開中央研究院，返回母校廈門大學，任人類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任歷史社會系主任。1935年，後來，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廣州遷至北平並設有人類學組，於是林惠祥又從上海來到北京，升為中央研究院專任研究員，並再次前往台灣開展調查。1937年夏天，自費到福建西部考察，發現當地新石器時代遺址。[9][5]:250-251, 254-256
1937年盧溝橋事件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沿海的廈門危若累卵，林惠祥攜帶自己精心收藏的人類學藏品舉家先是遷移鼓浪嶼，出於擔心廈門淪陷後會被強逼為漢奸，後又前往英屬香港。1938年1月初，新加坡政府博物館召開第三屆遠東史前學國際大會，林惠祥於是前往新加坡，初到新加坡時蘇門答臘的蘇東中學來聘，但林心念新加坡的圖書館和博物館可供研究而拒絕，隨後獲得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學教員聘約，舉家遷至新加坡，薪酬收入只有在廈門時的四分之一，又開始賣稿以補貼家用。1939年，林惠祥接到馬來亞檳城鍾靈中學聘約出任教務長總理（校內最高職務，等同校長）。同年得知抗日前線士兵沒有冬衣，在南洋發起「寒衣捐」，得到了徐悲鴻的支持。據林惠祥本人回憶，1940年後陳嘉庚因為同情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政府關係惡化，國民黨在南洋組織反陳，自己是廈門大學畢業，國民黨方面認定他反對國民黨，故受解約。[9]據女兒林華明描述，由於學生捲入馬來亞反共的政治事件，親國民黨的鍾靈中學董事會勒令林開除涉事學生，林沒有聽從，校董會遂於1941年3月解聘林惠祥[10]。失業後林惠祥回到新加坡，妻子和幼子也因為饑寒成疾在同年病逝。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隨後日本占領新加坡。日占期間，林拒絕了日本人提出的工作聘約，日本人在當地高薪聘請語言人才，但林既不認日本籍也不願意為日本人做事。當時台灣人已經被認作日本國籍，很多台灣人借日本人的威勢在新加坡欺壓華人，林不願意和台灣人一起欺壓華人而報了福建籍。後又因為收入原因遷居半島內地務農為生，遷居時密不告人，最終熬過了三年半的日占時期。1945年，陳嘉庚自爪哇返回新加坡，林惠祥遂受僱於陳嘉庚。[3][2]
二戰結束後，林惠祥出任陳嘉庚的秘書，參加陳嘉庚所著《南僑回憶錄》《大戰與南僑》等書的編輯出版工作。1947年返回國內，出任任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解放前拒絕了國民黨從政的邀請，並且對學生表示反對內戰，1949年毛森調來廈門，在廈門戰役前夕逮捕了林惠祥，後解放軍釋放了監獄囚犯。1949年12月出任廈門市歸國華僑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歷任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海疆資料館館長、南洋研究所副所長、人類博物館館長。1951年，將畢生搜集的石器時代至近代人類學文物和藏書全部捐獻國家，提議設立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1953年起任新設立的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館長，徐悲鴻為其題館名。1956年起任廈門大學副博士研究生導師。195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選為廈門市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協委員。1958年2月13日，未及完成論文就因為腦充血[11]逝世，享年56歲，骨灰葬於廈門大學內五老山[1]。他在生前一直提議廈門大學設立人類學系和人類研究所，這一心願到1984年才得以實現。[3][7]
國籍
根據《自傳》，林惠祥的父親在臺灣獲得日本國籍，當時日本國籍認定依照血緣，因此他們家也獲得了日本國籍，但是由於他家雖然在台灣經商但是家眷都在泉州，父親沒有在泉州家鄉設台灣籍，所以就有了中日雙重國籍。其父還參加過清末清政府在福州官辦的「自治研究所」，並在宣統元年（1909年）畢業。他入學的東瀛學堂最初屬於台灣公會，後來改歸日本台灣總督府直轄。在東瀛學堂校長橫尾廣輔的引介下，他曾就擔任台灣公會的副書記，負責台僑事務，不久福州市民抵制日貨，林惠祥因為不滿台灣公會長對集會民眾的浪人般的粗暴舉動辭去公會工作。到廈門大學求學時，適逢五四運動，在同學漸染下遂決心放棄日本國籍，改作中國福建人。當時台灣人放棄日本國籍比較困難，林惠祥在校期間多次向父親祈求都無果，於是自行決定片面放棄。到菲律賓留學時，在海關全以中國人自稱，同時擔心自己暴露而改變英文名字並只用英文的簡稱。到台灣奔喪時，便以中國護照入境台灣。此後林就一直堅持只有中國國籍而不再承認自己的日本國籍。[2]
學術成就
林惠祥為從1927年到去世一共為後人留下了18部專著和70多篇論文，其著作對於中國人類學發展有着開創性意義。主要著作有《台灣蕃族之原始文化》、《風標本物說》、《世界人種志》、《民俗學》、《神話論》、《文化人類學》、《中國民族史》等。林本人重視考古發掘和民族調查，先後發現廈門新石器時期遺址，參與發掘泉州唐代墓葬，指導福建西部武平新石器時期遺址研究，多次發現龍巖、長汀、晉江、閩侯等地新石器和印紋陶，並調查廈門港漁民習俗和惠安女長住娘家風俗，論述石錛和印紋陶與百越的關聯，指出閩南地區長住娘家是母繫到父系過渡期的遺留。在南洋避難期間研究南洋民族民俗，著有《蘇門答臘民族志》等有關南洋的考古、民族論著，並發現了馬來亞舊石器遺址。[7][12]
在中央研究院的李亦園看來，林惠祥對於一般人類學最大的貢獻是其1934年的著作《文化人類學》，自出版以來就成為各大院系的人類學教材，至80年代都台灣各大高校所常用，許多概念和術語因此書而普及，如婦女地位討論部分觀念已經接近現代觀念。林惠祥不僅僅擅長田野調查與考古發掘，也精通中國民族發展歷史。其《台灣蕃族之原始文化》是中國科學家開展台灣原住民研究的開始，也是戰後眾多中國學者在台灣研究的前驅。他提出了當時稱為古越族和南洋馬來族關係，現在歸納為南島民族的關聯，認為南島民族起源於華南和中南半島以北的假說並加以證明。此外，他在台灣圓山遺址開始從事考古發掘，對於華南考古學、台灣考古學和馬來西亞史前考古學有着開創性工作，他還將將有段石錛和印紋陶視為中國東南及台灣新石器文化的標誌。他在研究之外，熱心栽培、悉心教育，將自己畢生收藏盡數捐贈，身後留下了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為廈門大學人類學系和人類研究所的建立奠定基礎。[13]
林惠祥在歷史學領域倡導歷史學和相鄰領域學術方法的融合，利用歷史學的方法研究人類學，在西方學術理論基礎上引入了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多學科方法，為歷史學研究開創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在民族史方面，將中國民族史區別於中國通史，綜合各方觀念，首次提出了關於中國民族分類的「兩重分類法」以「歷史上的分類」和「現代的分類」。李亦園評價其《中國民族史》既有歷史的軌跡，又有現代的族群觀念，開創了當代中國民族系統系統分類的先河，對於當代民族分類頗有影響。[14]
參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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