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洗（1900年9月13日—1962年7月24日）[1]，原名朱永昌，字玉文，男，浙江臨海人。中國細胞學家，中國細胞學和實驗胚胎學的開拓者之一。[2][3][4]
生平
清朝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1900年9月13日），朱洗出生於浙江臨海店前村的一戶農家。8歲入私塾學習。1915年考入回浦高等小學，在校期間當選校學生自治會主席兼公益部部長。1918年6月，回浦高小第四屆畢業，名列第二。1918年秋，升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學（今台州中學的前身）。1919年初夏，五四運動爆發，19歲的朱洗響應五四運動，鼓動學潮，主張罷課，隨即被校方開除。[3]
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上海招收青年赴歐洲學習，朱洗乃從臨海來到上海，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當排字工人1年，後於1920年夏赴法國勤工儉學。在法國，他先在幾家工廠當學徒、工人，白天工作，晚上補習法文及其他學科。1925年冬，考入巴黎蒙彼利埃大學生物系，師從法國胚胎學家巴德榮（Batarllon）教授，師徒二人一起從事青蛙單性生殖研究。1931年，朱洗通過了法國國家科學院考試，以學術論文《無尾類雜交的細胞研究》獲得法國國家博士學位。[3][4]
1932年冬，朱洗歸國，隨後來到廣州，1933年至1935年初，任廣州中山大學生物系教授。1933年春，朱洗在店前祠堂獨資創辦了店前小學，自任校長，並帶頭教課，回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時．該校便交給其三弟管理。[3]1935年初，朱洗應聘為北平研究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而離開中山大學。在中山大學期間，他堅持科學精神，與中山大學生物系董爽秋（系主任）、張作人、費鴻年，地質系主任張席提，中山大學醫學院林椿年等教授共同揭穿了光華醫學院教授羅廣庭博士的所謂「生物自然發生之發明」的騙局。[5]1935年至1937年，任北平研究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兼中法大學教授。1937年，他接受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石曾的建議，到上海創建了上海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員兼主任。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後，在上海的朱洗陷入困境，實驗室工作被迫停止，生活來源幾乎斷絕，朱洗乃寄居朋友家堅持寫作。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朱洗被迫回到家鄉臨海，建立琳山農校，於1942年至1945年任該校教員兼校長。[6]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朱洗回到上海，任上海生物研究所研究員、主任，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員、所長。不久，應國立台灣大學校長羅宗洛的邀請，又兼任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系教授、系主任。[6]
1949年春，朱洗從台北返回上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至1952年，任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兼發生生理室主任。1953年至1957年，任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其間，1955年，朱洗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8年至1962年，任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1956年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生產者稱號。1958年當選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4年至1962年，他是歷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委員。[6]
身後
1955年冬，毛澤東組織起草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時，聽到農民反映麻雀禍害莊稼。毛澤東決定把麻雀同老鼠、蒼蠅、蚊子放在一起，作為必須消滅的「四害」寫入綱要。1956年1月25日，經最高國務會議討論通過的《綱要草案》，第27條規定：「從1956年開始，分別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1956年秋，在青島舉辦的中國動物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召開了一次麻雀問題討論會。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朱洗、學者鄭作新、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薛德焴、復旦大學教授張孟聞、西北農學院教授兼院長辛樹幟、福建師範學院教授丁漢波在此次討論會上表示，麻雀不是害鳥，反對消滅麻雀。[7]
此後，1957年1月18日的《北京日報》刊登了生物學家周建人的文章《麻雀顯然是害鳥》，堅決支持消滅麻雀。1957年5月7日，來華訪問的蘇聯科學院自然保護委員會委員、生物學家米赫羅夫在答《文匯報》記者問時說：「麻雀對人有害呢，還是有益呢？這不能一概而論，要看麻雀在什麼地區而定。」當時在長春的東北師範大學講學的莫斯科大學教授、生態學家庫加金，與米赫羅夫的看法相同。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修改後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其中「除四害」的條文改為：「從1956年起，在十二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打麻雀是為了保護莊稼，在城市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要消滅。」[7]
1958年大躍進興起後，從1958年3月起，打麻雀運動在整個中國大陸和海南島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一時間，城鄉麻雀幾乎被滅絕，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問題。1959年春夏，上海、揚州等城市樹木蟲害大面積爆發。但毛澤東堅持已見，1959年7月10日下午，他在廬山會議上提到《農業四十條》（即《綱要修正草案》）時說：「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鬆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儘管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全會還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政治氣氛十分緊張，但一些生物學家仍不顧個人安危，繼續為麻雀翻案。比如上海的朱洗、馮德培（中國科學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張香桐（中國科學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員）便對上海市不執行《綱要修正草案》中城市不要消滅麻雀的規定提出了尖銳批評。徐京華（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研究員）也堅決反對消滅麻雀。最終，1960年3月18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7]
文化大革命中，因朱洗當年首先提出以史為鑑，吸取外國滅麻雀的教訓，被認為是將偉大領袖毛澤東號召消滅麻雀同封建帝王普魯士腓特烈大帝下令撲滅麻雀相類比，是公開反對毛澤東，其墓被毀滅，墓碑被砸毀，曝屍懲罰。直到1978年11月26日，朱洗才獲重新安葬，並按照原墓誌勒碑。其他幾位反對毛澤東消滅麻雀主張的科學家，也都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殘酷迫害。[7]
研究成果
朱洗長期從事兩棲類、魚類、家蠶等動物的卵子成熟、受精等方面研究，發現了卵子成熟程度同胚胎的正常發育關係密切；輸卵管產生的膠膜對受精起重要作用；創造了蟾蜍卵巢離體排卵的方法。[4]
1959年與實驗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幽蘭合作，培養出世界上第一隻「無父」母蟾蜍。[8]1961年，朱洗使人工雌性發育的雌蟾蜍與雄蟾蜍交配繁殖出後代，證明單性生殖的高等動物仍保留有傳代能力。朱洗對家蠶的混精雜交研究發現不同品種的逾數精子可影響子代的遺傳性狀。[4]
在應用方面，朱洗同合作者解決了蓖麻蠶的引種、馴化、越冬、品種培育等問題。應用絨毛膜促性腺激素解決了鰱、鱅等池養家魚的人工催產、魚卵孵化、魚苗培育等問題。[4]
著作
朱洗的論文被編為《朱洗論文集》上、下兩冊出版。其著作及譯作20多種，其中包括專著《生物的進化》、譯著《動物學》（與張作人合作）及《脊椎動物發生學》。此外，還有科普著作《生物學叢書》8冊。[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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