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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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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兒童指的是父母一方是當地人，另一方是外國駐軍（一般都是占領軍，但也有在海外軍事基地服役的軍人）的兒童。在人類歷史以及各民族文化中，與敵軍成員生下後代一般都被視作對本民族社會價值觀的嚴重背叛。後果通常是：父母中的當地人（通常是女性）被家人逐出家門，被友人拋棄，在社會層面上遭到否認。例如，二戰期間，有兒童的父親是德國占領軍人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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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兒童
二戰期間，德國士兵所生的戰爭兒童數量難以估計。由於害怕家人報復，母親往往會隱瞞懷孕的事實。最低估計有數十萬，而最高估計則高得多，達到數百萬。
生命之泉是納粹德國的一個秘密組織，由黨衛軍發起，其既定目標是增加符合納粹「種族純正」和「健康」雅利安人標準的新生兒數量，該標準基於納粹優生學（一些優生學家也稱之為「種族衛生學」）。該組織於1935年在德國成立[3]，二戰期間擴展到幾個有日耳曼人居住的被佔領的歐洲國家。它包括挑選「符合種族標準」的孤兒進行收養，並照顧與黨衛軍成員有關係的雅利安女性所生的孩子。最初，它排除了普通士兵與外國女性結合所生的孩子，因為雙方都沒有「種族純潔性」的證據。戰爭期間，許多兒童被從父母身邊綁架，並根據雅利安人的標準評判他們是否適合在「生命源泉」家庭撫養，最終由德國家庭撫養。
在紐倫堡審判中，發現了大量納粹德國在1939年至1945年期間綁架兒童的直接證據。
1939年，納粹開始從外國綁架兒童——主要來自南斯拉夫和波蘭，但也包括俄羅斯、烏克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挪威[4]——用於「生命之泉」計畫。據報道，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有責任帶走[這些孩子]，把他們帶離他們的環境……要麼我們贏得任何可以利用的優秀血液，讓它們在我們人民中佔有一席之地，要麼我們摧毀這些血液。」海因里希·希姆萊說[5]。
納粹會在父母眾目睽睽之下抓捕兒童。被綁架的兒童要接受幾項測試，分成三組：
- 那些被認為適合納入德國人口的人。
- 那些可以接受的人。
- 不想要的。
被歸類為「不想要的」兒童要麼被帶到集中營工作，要麼被殺害。其他群體的兒童，如果年齡在 2 至 6 歲之間，則被安置在參與該計劃的家庭中，由他們以寄養兒童的身份撫養。 6 至 12 歲的兒童被安置在德國寄宿學校。學校給孩子們一個新的德國名字，並教導他們以身為德國公民而自豪。他們強迫孩子們忘記親生父母，抹去他們祖先的任何記錄。那些抵制德國化的人會遭到毆打，如果孩子繼續反抗，就會被送進集中營[6]。
在戰爭的最後階段，所有為該計劃綁架的兒童的檔案都被銷毀了。因此，研究人員幾乎無法找出究竟有多少兒童被綁架。波蘭政府聲稱有1萬名兒童被綁架，其中不到15%被送回了親生父母身邊[5]。其他估計數字高達20萬，但根據德克·摩西的說法，更可能的數字是2萬左右[7]。
2007年3月8日，158名「生命之泉」計畫的兒童透過位於斯特拉斯堡的歐洲人權法院要求挪威政府向每人賠償50萬瑞典克朗（約431,272挪威克朗）至200萬瑞典克朗（約合1,725,088挪威克朗），以補償系統性虐待。挪威政府否認這些兒童是在政府同意下遭受虐待的說法[8]。2008年，他們向歐洲人權法院提起的訴訟被駁回，原因是事件發生的時間太久了，但挪威政府承諾向他們每人支付8,000英鎊[9]。
2006 年 11 月，在德國小鎮韋尼格羅德，幾名「生命之泉」兒童舉行了一場公開會議，目的是消除謠言，並鼓勵受影響的人們調查這些謠言的起源[10][11]。
關於「生命之泉」活動的一般文件由國際尋人服務中心和德國聯邦檔案館管理[12]。德國戰爭兒童協會（Verein kriegskind.de）是發布搜尋工作（Suchbitten）以確認「生命之源」兒童身分的組織之一[13]。
幾名「生命之泉」倖存的孩子出現在 2018 年的紀錄片《戰爭不會結束》中，該片由 Dheeraj Akolkar 執導、麗芙·烏曼旁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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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軍於1940年入侵挪威，並佔領該國至1945年。戰爭結束時，德軍人數達37.2萬人。據估計，在佔領期間，挪威母親與德國伴侶所生的兒童約有1萬至1.2萬名[15]。由於納粹意識形態認為挪威人是純種雅利安人，德國當局並未禁止士兵與挪威女性發展關係。
由於二戰結束後普遍的政治氛圍，挪威政府曾提議將8,000名兒童及其母親強制遣送至德國，但有人擔心這些被遣送者在那裡將無力謀生。另一個選擇是將他們送到瑞典。在瑞典政府拒絕接收這些人後，澳洲也曾被考慮；挪威政府後來擱置了這項提議[16]。在挪威，德國父親與挪威母親所生的孩子據稱經常遭受政府的霸凌、強姦、虐待和迫害，並被送往精神病院。在接受瑞典報紙《每日新聞》採訪時，戰爭兒童聲稱，在卑爾根的一家孤兒院生活期間，他們曾被迫在街上遊街示眾，以便當地人可以鞭打他們、向他們吐口水[17]。
1940年至1945年，德軍佔領丹麥。德國士兵被鼓勵與丹麥女性交往，因為她們也被認為是純種雅利安人。根據丹麥政府估計，在佔領期間或之後不久，丹麥母親與德國伴侶所生的兒童約有6000至8000名，丹麥政府則記錄了5,579名這樣的兒童。二戰後，相關女童在當地被戲稱為「德國女孩」，帶有貶義。[18]
納粹政權在佔領法國初期禁止德國士兵與法國女性發生關係。由於執行困難，軍方後來允許這種交往。這介於丹麥和挪威鼓勵類似關係與東歐嚴格禁止之間。據記者休·斯科菲爾德稱，不同的規定是基於納粹的種族意識形態，即他們認為哪些人群的種族足夠純潔，適合他們的士兵生育孩子[19]。
1941 年至 1949 年間，法國婦女與德國士兵在法國所生的戰爭兒童估計有 7.5 萬至 20 萬人[20][21]。德軍被驅逐出法國後，那些被認定與德國士兵有染的婦女被逮捕、審判，並被暴露在街頭，遭受公開譴責和襲擊。當眾剃光頭髮以作標記是一種常見的懲罰[22]。
戰爭期間及戰後時期，芬蘭婦女在1940年至1945年間生育了468,269名兒童。其中一小部分，約1,100名兒童的父親是外國軍隊。約700名兒童的父親是德國士兵，200-300名兒童的父親是蘇聯戰俘，100名兒童的父親是瑞典志願軍。這些兒童大多沒有父親，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國父親的背景，而有些母親及其子女在芬蘭社會遭受歧視。[23][24]
1941 年反共產國際協定修訂後，駐紮在芬蘭的德國士兵不超過 20 萬，其中絕大多數在 1941 年至 1944 年期間駐紮在芬蘭的拉普蘭區。根據芬蘭國家檔案館記載，多達 3,000 名芬蘭婦女與德國士兵發生了關係，其中一些為志願輔助準軍事組織 Lotta Svärd 工作，有些為德國國防軍工作。據估計，德國士兵在芬蘭生育了 700 名孩子，而且大多數是計劃外的[25]。許多德國士兵都知道安全性行為的重要性，而且德意志國防軍也為他們配備了避孕套，據估計，這有效地使與德國士兵發生性關係的芬蘭婦女的懷孕率保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1943 年，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德國士兵和來自法國人民的女人》，允許德國士兵與那些可以被認為代表「雅利安人種」的芬蘭婦女結婚，這暗示納粹當局對芬蘭人的「基因適宜性」存在一些不確定性[23]。
芬蘭從 1941 年夏天開始與德國是共同交戰國，直到 1944 年 9 月，隨著芬蘭與同盟國停戰，德國和芬蘭之間爆發敵對行動。僅在 1944 年秋天，就有大約 1,000 名芬蘭婦女（其中三分之二的年齡在 17 至 24 歲之間）跟隨撤離的德國士兵離開了芬蘭。跟隨敵人離開國家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最常見的原因是與德國士兵有關係。隨後，這些婦女中的大多數人返回了芬蘭，因為她們在德國普遍不受歡迎，有些人甚至遭受強迫勞動等虐待[26]。戰爭結束後，大多數與德國士兵生育子女的芬蘭母親都成了單親媽媽。其中一些孩子被芬蘭男子收養，後來這些人又與孩子的母親結婚。
一些與德國士兵有聯繫的芬蘭女性在芬蘭社會遭受歧視。這種歧視通常不像大多數其他歐洲女性在其他地方所經歷的那麼嚴重，原因相同，主要是因為在共同作戰期間存在「芬德戰友情誼」的觀念，以及他們與蘇聯的共同敵對關係。一些被芬蘭人俘虜的蘇聯戰俘也與芬蘭女性有密切的關係，這種情況被認為更不為社會所接受，理應受到譴責（見下文）。然而，德國士兵所生的孩子在童年時期仍然遭受歧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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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期間，芬蘭境內約有 69,700 名蘇聯戰俘，其中 5,700 人在冬季戰爭（1939-40 年）中被俘，64,000 人在繼續戰爭（1941-44 年）中被俘。有些戰俘的生活條件相對較好，其中最多有 15,000 人被安置在農場，在那裡他們被強迫勞動，通常與芬蘭平民相當自由地一起工作，其中一些與芬蘭婦女有關係。估計有 600 名芬蘭婦女與蘇聯戰俘有關係，戰俘和芬蘭婦女生育了 200-300 個孩子[27]。這些婦女的背景各不相同：有些未婚，有些則在戰爭中喪偶。有些關係是通姦的，因為有些婦女的丈夫是當時不在場的芬蘭士兵。避孕套的使用非常稀缺，部分原因是戰俘無法取得，部分原因是芬蘭農村婦女缺乏避孕套使用意識。莫斯科停戰後，芬蘭開始將倖存的戰俘遣返蘇聯，大多數與戰俘生育子女的芬蘭母親都成為了單親媽媽。其中一些母親後來嫁給了芬蘭男子。[23][24][28]
在芬蘭社會，本土女性與俄羅斯族戰俘之間的關係尤其不被認可，比與德國士兵或其他芬蘭民族的戰俘（如卡累利阿人）建立類似的關係更不被認可。芬蘭長期存在的反俄情緒（芬蘭語為ryssäviha）是造成這種強烈譴責的重要因素。有些女性因為涉嫌與蘇聯戰俘有關係而被剃光頭。諸如 ryssän heila（ryssä 的女朋友，ryssä 是芬蘭語中對俄羅斯人的常用貶義詞）和 ryssän huora（ryssä 的妓女）等貶義詞被廣泛使用。蘇聯戰俘的孩子在年輕時也面臨歧視，例如在學校受到霸凌。[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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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臘，人們對德意志國防軍與當地女性所生的孩子所知甚少，因為這在當地仍然是一個禁忌話題。但眾所周知，這些孩子曾遭受公開羞辱，並常被稱為「Germanobastardos」（希臘語，意為「德國私生子」）。這些孩子的母親也受到歧視，孩子們既要承受母親的污名化，又要承受父親未知的痛苦。母親們常常將自己的糟糕處境歸咎於孩子[29]。雖然沒有關於這些兒童的官方記錄，但研究人員估計他們的數量至少有200人。一些作者認為，數量相對較少的原因是，由於母親害怕受到歧視，只有一小部分懷孕的嬰兒最終出生[30]。當時，在希臘進行墮胎很容易，據稱東正教鼓勵公眾對此事保持沉默，並協助婦女墮胎[31]。
納粹認為荷蘭女性是雅利安人，因此可以與德國士兵交往。荷蘭戰爭文獻研究所最初估計，在佔領期間，約有1萬名德國父親的孩子與荷蘭母親的孩子出生。然而，根據德意志國防軍檔案中新近獲得的記錄，最新數據顯示，實際數字可能高達5萬人。[32]
一些日本士兵與越南婦女（如阮氏春[33]和阮氏秋）結婚，並與留在越南的越南婦女育有多名子女，而日本士兵自己則於 1955 年返回日本。越南官方歷史將她們視為強暴和賣淫所生的孩子[34][35]。日本人強迫越南婦女成為慰安婦，她們與緬甸、印尼、泰國和菲律賓婦女一起構成了亞洲慰安婦的重要組成部分[36]。有證詞證實日本確實將馬來西亞和越南婦女用作慰安婦[37][38][39][40][41][42][43]。在二戰時期，日軍在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緬甸、泰國、柬埔寨、越南、北韓和南韓都曾設有慰安婦站[44][45][46]。在這些關係中，許多孩子出生後被他們的日本父親在戰後拋棄，同時還有大量士兵留在越南，與越南婦女結婚並組建家庭。[47]
1954年，越南政府命令日本士兵回國。他們被「鼓勵」離開家人，實際上是把他們的戰爭子女遺棄在越南。[47] 1954 年後，留在越南的日本混血兒童遭受了嚴厲的歧視，同時這些孩子通常由單身母親撫養，而這些母親卻因在戰爭期間與日本士兵同床共枕而受到嚴厲批評。[47]
2017 年，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訪問河內。當時，日本已成為越南最大的援助國和最大的投資國。作為正式訪問的一部分，明仁天皇探望了一些戰爭結束後被遺棄的戰爭兒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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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兒童
根據佩里·比迪斯庫姆（Perry Biddiscombe ）[48]的統計，在德國投降後的十年間，超過37,000名非婚生子女的父親是美國人（這與上文引用的霍恩的數據基本一致）。當地人普遍不贊成佔領軍與德國和奧地利婦女建立任何關係。美國人不僅是最近的敵人，當地居民也擔心美國父親會拋棄這些母親和孩子，讓戰後極度貧困的當地社區來照顧他們。這37,000名非婚生子女中的大多數最終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接受了社會服務機構的監護。許多孩子，尤其是非裔美國人父親的孩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接受國家的監護。這些被稱為「棕色兒童」的混血兒童在當時種族結構非常單一的德國很少被收養。大約有5,000名這樣的孩子出生了[49][50]。 一些這樣的孩子被安排由美國的非裔夫婦或家庭收養。
最初，被佔領的德國的糧食供應狀況非常糟糕。到1946年春，美軍佔領區的官方配給量每天不超過1,275卡路里（遠低於維持健康所需的最低限度），有些地區甚至可能只有700卡路里。成千上萬的美軍士兵利用這種絕望的處境為自己謀利，用他們充足的食物和香煙（黑市貨幣）作為所謂的「性誘餌」，以求生存。即使在用食物換取性的時候，雙方仍然將對方視為敵人[48]。由此產生的孩子們的母親往往一貧如洗，通常得不到任何贍養費。
1950 年至 1955 年間，駐德國盟軍高級委員會禁止「確立孩子的父親身分或撫養責任的訴訟」[51]。即使在禁令解除後，西德法院也幾乎沒有權力向美國士兵索取子女扶養費。
截至 1955 年，英國和歐洲女性生育了超過一萬名非裔美國士兵子女，數量不詳。他們通常被稱為「棕色嬰兒」，但在大多數出生的國家（例如英國、德國和奧地利），人們對他們的稱呼各不相同。荷蘭出生的兒童數量極少，但當地一項名為「非裔美國解放者子女」的 21 世紀口述歷史項目，讓人們深入了解了他們成年後的生活[52]。此外，維也納民俗博物館於 2016 年舉辦了一場內容豐富的展覽，「黑色奧地利：非裔美國佔領軍士兵的子女」。
在佔領初期，美軍士兵不得為其承認為生的孩子支付扶養費，軍方將任何此類協助定性為「通敵」。白人美軍士兵於 1946 年 1月 / 12月才獲准與奧地利 / 德國女性通婚[48]。
1946 年 4 月 8 日，《星條旗報》在題為《警告懷孕的姑娘們！》的文章中，概括了美國官方對戰時兒童的政策[48]：
美軍不會為即將懷上美國士兵孩子的女孩提供任何援助……如果士兵否認父親身份，美軍將僅告知該名婦女，不會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建議她向德國或奧地利的福利機構尋求協助。如果士兵已在美國，則不得將其地址告知該名婦女，士兵可以光榮退役，且復員手續不會有任何延誤。未婚德國和奧地利母親提出的子女扶養費申請將不予受理。如果士兵自願承認父親身份，則應以適當的方式為該名婦女提供生活保障。
據估計，駐紮在英國的加拿大士兵與英國母親共生育了2.2萬名兒童。在歐洲大陸，據估計，有6000名兒童出生在荷蘭，其父親是加拿大人；另有少量兒童出生在比利時以及加拿大軍隊在戰爭期間和戰後駐紮的其他地方。[53]
其中一個加拿大士兵與英國女性所生的戰爭兒童是埃里克·克萊普頓。
越戰韓越混血兒
越戰韓越混血兒，是出生於越戰期間，父為韓國人、母為越南人的混血兒。其父親主要是韓國出兵越南時，派到越南的韓國國軍士兵或技術工人。這些孩子通常被他們的父親拋棄[54]。
戰爭兒童及其父母的情況
1989年，人們意識到，以強暴形式對婦女實施的暴力是蓄意的軍事策略和侵犯人權的行為，促使《兒童權利公約》獲得通過。自2008年起，聯合國安理會禁止此類性侵犯行為，並將其定性為戰爭罪。德國周刊《時代週報》將此舉譽為歷史性的里程碑。[55]
戰爭兒童往往永遠無法理解自己被孤立或虐待的原因。他們直到晚年或偶然得知父親的身分：
- 同學、親戚或鄰居的評論
- 當他們需要官方文件時，例如家庭登記冊，或者
- 在他們的母親去世後。[56]:120,128,148,162,177
當作為父親的士兵突然被調任時，與戰爭兒童母親的連結常常中斷，他們往往來不及道別。有些士兵甚至在戰鬥中陣亡。戰後時期，即使士兵父親們願意，也因條件所限，無法返回原籍婦女和戰爭兒童的身邊。其他人則需要返回家鄉與妻子和家人團聚，因此否認自己有戰爭兒童。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國外服役期間生下了孩子[57]。
戰爭結束後，戰爭兒童的父親若是屬於敵方，戰爭兒童的母親往往會因為與敵人的關係而被起訴為罪犯，並遭受屈辱的懲罰。她們在社會和經濟上都遭到孤立。她們中的許多人只有嫁給同胞才能重新獲得尊重。 戰爭兒童之友（Amicale Nationale des Enfants de la Guerre）組織在一本書中記錄了一位德國士兵前女友長期遭受迫害的經歷；她說，這段經歷讓她終生飽受創傷。[56]:35–52
戰爭兒童父親的搜索
自20世紀末以來，許多二戰時期的戰爭兒童到了退休年齡，開始尋找自己的完整身分和根源。如果父親是德國人，他們的合法子女知道之前不為人知的戰爭兒童還活著，他們或許也會有興趣聯絡他們。公眾輿論對過去一代戰爭兒童更同情。他們的親生父親如今已鮮少有人在世。由於飽受霸凌和羞辱，許多母親從未告訴孩子她們的外國父親。[58]
比利時政府和研究人員建議戰爭兒童尋找關於贍養費支付的文件證據。背面有問候語的老照片或私人信件或許能提供線索，幫助戰爭兒童找到父親的身份。[59]
自 2005 年以來，戰爭兒童之友一直在法國和德國開展工作，幫助混合國籍父母的後代，無論父親是曾在法國的德國人，還是曾在德國的法國人[60]。無國界之心 ( Cœurs Sans Frontières/Herzen ohne Grenzen ) 是另一個法國/德國組織，支持尋找在佔領期間父親是德國士兵的法國兒童的家人，以及在戰後初期父親是囚犯、強迫勞工或法國士兵的德國或奧地利兒童的家人。[61]
德國白人女性與一戰時期黑人士兵的混血兒被稱為「萊茵蘭雜種」。這個詞，連同許多其他種族歧視的綽號，強化了黑人男性如同野獸、不關心孩子的負面刻板印象。 「棕色嬰兒」引發了國際社會的關注，非裔美國媒體紛紛宣傳和發布收養廣告。在這種宣傳中，兩國都特別強調孩子的膚色（例如，他們會被宣傳為「棕色嬰兒」，而不是簡單的「孤兒」）。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深色皮膚既會將孩子排除在德國民族認同之外，又能讓他們比淺膚色的「德國」嬰兒更容易在美國獲得認可。當被美國收養的「棕色嬰兒」後來被禁止說他們的母語德語時，這種區別得到了進一步的強調。這是為了抹殺整整一代非裔德國人。[62]
自 2009 年起，德國政府根據二戰期間在法國出生、母親為法國人、父親為德國士兵的戰爭兒童的申請和證明文件，授予他們德國公民身份。[63][64]
關於二戰以後才產生的戰後兒童，他們搜尋父親時往往徒勞無功：他們可能不太知道其父親的個人資料，另一方面一些相關檔案館已經關閉，許多資料已經遺失。[51]
英國加拿大根源組織 (Canadian Roots UK) 幫助英國的戰爭兒童尋找其加拿大父親。同時，該組織也幫助加拿大退伍軍人父親尋找其在二戰期間或二戰後不久在英國出生的孩子。[65]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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