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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天府書院又稱商丘書院、睢陽書院、南都學舍、南京應天書院、南京書院、南京國子監,原址位於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商丘古城南湖畔,由五代後晉楊愨所創,並列中國四大書院之一,宋初書院多設於山林勝地,唯應天府書院設於繁華鬧市,歷來人才輩出。靖康之變時(1126年),金兵南侵,中原淪陷,應天府書院被毀,學子紛紛南遷,中國書院教育中心隨之南移,應天府書院沒落。歷朝雖有人曾重修書院,但未能成功,今日應天府書院只剩下殘存建築。
唐朝滅亡後,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分裂時期,官學遭受破壞、庠序失教,中原地區開始出現一批私人創辦書院,應天府書院由此而生。
書院歷史最早追溯到五代後晉時期,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今商丘市睢陽區)通儒楊愨在歸德軍將軍趙直扶助下聚眾講學,創辦睢陽學舍。楊愨去世後,他的學生戚同文繼承師業,繼續辦學,培養出諸如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范、王礪等後來都成為台閣重臣的著名人物。應天府書院的前身就是當時的睢陽學舍(亦稱睢陽書院、南都學舍)。
北宋立國初期,急需人才,實行開科取士,睢陽學舍的生徒參加科舉考試,登第者達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遠千里而至宋州求學者絡繹不絕,出現了「遠近學者皆歸之」的盛況,睢陽學舍逐漸形成了一個學術文化交流與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後,學校一度關閉。
應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商丘古城),在成為應天府之前是宋州(今商丘市)的治所。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之前,在後周任殿前都點檢、兼宋州歸德軍節度使,所以宋州被認為是太祖的發跡地。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太祖趙匡胤尊號為「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將太祖發跡之處宋州升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真宗親自駕臨應天府,升應天府為南京 (與東京(今開封)、西京(今洛陽)並列為三京)。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當地人曹誠「請以金三百萬建學於先生(楊愨)之廬」,在其舊址建築院捨150間,藏書1,500卷,並願以學捨入官,並請令戚同文之孫戚舜賓主院,以曹誠為助教,經由應天府知府上報朝廷,受到宋真宗讚賞,翌年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將該書院正式賜額為「應天府書院」。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應天府升格為「南京應天書院」又稱為「南京書院」。慶曆三年(1043年),應天府書院改升為「南京國子監」,與東京(今開封)、西京(今洛陽)的國子監並列為北宋最高學府,同時也成為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
從此,這所書院得到官方承認,成為宋代較早的一所官學化書院。時人稱:「州郡置學始於此」,天下學校「視此而興」。後該書院經應天知府、文學家晏殊等人加以擴展。范仲淹曾受教於此,及後曾在書院任教,盛極一時,「聚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穀我尊;淬詞為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這是范仲淹在執掌應天書院時所作的《南京書院題名記》,足見當年應天書院的博雅學風和恢弘氣勢。應天府書院與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合稱中國四大書院。
應天府的辦學模式,令當地書院風氣大盛。李覯先在南城創辦了盱江書院,求學人數曾達千人之多;杜子野在宜黃興辦鹿岡書院,曾鞏在臨川辦起了興魯書院,並親自製訂校規並任教,還聘請歐陽修、王安石等名人教授生徒。
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侵,應天府書院毀於戰亂。同時也因南宋偏安,就讀於書院的文人、士子紛紛南遷,中國書院教育中心向南移,在南宋理學大盛日時,應天府書院已不如白鹿洞書院,未能扮演文化傳承角色。
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蔡璦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學改建,而沿用舊名,重建書院,但萬曆七年(1579),宰相張居正下令拆毀天下書院,應天書院遂廢。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陳錫格又重修應天府書院,但為時不久,書院又廢。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范仲淹慕戚同文之名,從山東淄州(今淄博)求學於南都學舍。當時書院由戚舜賓主理,辦學時奉以「製為學規,課試講肄,莫不有法;寧親休沐,莫不有時;曲盡人情,人尤樂從。」應天府書院當時的執教者多是戚同文的再傳弟子,均為書院的名師,授以儒家經典,以六經為教材。
應天府書院提供免費教育,學生多為貧寒好學之士,形成刻苦嚴謹的學風,早年書院伙食不善,范仲淹求學時就有「五年未嘗解衣就枕」、「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之說。
應天府書院被納入地方官學管理後,宋初政府通過賜書、賜匾額、賜學田等加強對書院的控制,但教育方針和教學方法上,書院仍有保留私學教育的特點。宋仁宗天聖年間,文學家晏殊任應天知府時,曾為書院聘請名師任教,書院規模得以進一步發展;1027年,范仲淹因母親去世辭去了興化縣令的職務,在應天府居喪時,亦於此地任教,四方學子紛紛慕名就學,其治學精神和憂國憂民的言行譽滿全國,書院在全國聲望空前,一時「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儼然為中州一大學府。
學者來自不同學派,晏殊、孫復、胡瑗均曾在應天府書院講會,其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張時而引起辯論,學術氣氛濃厚。
范仲淹主持應天府書院時,擇生只有品德和學業上的基本要求,沒有年齡、身份和地域的限制,生徒來源廣泛,院生可以隨意流動,不受地域、學派限制,均可以前來聽學。
范仲淹掌管應天府書院時,總結先師戚同文的教學方法,為書院制定出一系列學規,要求「為學次序」和「讀書次序」,嚴格要求院生學習。《上執政書》提出「固國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事」6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舉、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書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學院的基本課程是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樂》和《春秋》,強調「夫善國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學生會按照不同專長而入讀各項分科,課程主張學以致用,提倡實地考察,即所謂「明體達用」。范仲淹說:「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於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在「經濟之才」的總要求下,還要培養專業人才。他亦把「德」說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他主張選拔人才要德才兼備,且首先注意德。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向學生講學,但大多是提綱挈領的,並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釋串講,只給學生提示,再由學生提出疑難,作針對性討論。應天府要求教師作表率,每當給諸生命題作賦,范仲淹會先作一篇,掌握試題難度和著筆重點,使諸生迅速提高寫作水平。由於范仲淹在道德學問上堪為表率,學風甚濃。
宋仁宗慶曆年三年(1043),擔任宋廷參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貢舉、擇官長」等十項改革主張,取胡瑗蘇湖教法改革當時教育系統,期時應天府已升格為南京國子監,先行實施改革,一改當時崇尚辭賦的浮淺學風,重經義、重時務、重實際。
范仲淹執教應天府書院時,經常教導學生要「從德」,而不能僅以科舉仕進作為求學的最終目的。在他提出的「為學之序」中,學、問、思、辨四者也是最後落實到「行」上。後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講院碑記》,建藏書樓,回顧范仲淹的講學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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